300亿与17亿

　　鄢烈山

　　“300亿”是指教育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向几所名牌大学实行财政倾斜而增拨的资金（因此议始于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时，教育界名之为“985工程”）；“17亿”是指“希望工程”开展十年来所募集到的款额。（两数据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5月27日）不论是分别解读这两个数据，还是对比解读这一组数据，都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视角、丰富的内涵，太值得一说了。

　　对于我来说，首先想到的是，这么巨额的拨款当然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征得纳税人（包括我）和纳税人的代表（人大代表）同意了吗？似乎没有。退一步讲，向我们说明理由了吗？肯定没有。有人说，3年累计拨款300亿，一年不就100亿吗，算什么“巨额”？如今造个院、馆、场、桥，稍大一点的，哪个不是几十亿、几百亿？主办2008奥运、南水北调都是数千亿的工程，那才叫“巨额”呢。但那些馆、场、所、桥和什么工程，据说是商业性的或商业性营运为主，“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与这种公共事业拨款不可等量齐观。请想一想，国家每年向农民收取的税收总共是300亿元，而按国际惯例和WTO规则，不仅不必向农民收税，还应补贴农业和农民（补贴额可占农业总产值的8%）；这些年给农民减负的呼声这么强烈，中国政府若非万不得已，何必坚持收这个农业税？既然中央财政困难，给名牌大学这笔拨款相当于9亿农民一年的总贡献，还不算巨额吗？

　　其次，为什么在中国1000多所高校中这么偏爱北大、清华等几所学校？北大、清华从别的渠道得到的捐助本来就比别的学校多得多，这样做公平吗？这300亿中央财政拨款中，大多数受惠大学是要求所在地方政府提供“共建”资金的，而北大、清华是教育部全额拨款，各18亿。既然如此，为什么两校每年的招生指标向北京市子弟倾斜得那么“蝎虎”？比如，去年北大、清华在8000万人口的广东招生人数分别是64和59名，而在1000多万人的北京仅扩招的部分就分别在160人以上。北大、清华既是全国人民出钱兴办的北大、清华，凭什么变成了北京人办的“私塾”，只让外省子弟“附读”？

　　再次，有钱就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吗？可别忘了，“国企”改革搞了近20年，国家注入了多少巨额资金？而国企“吃了财政吃银行（冲销呆坏账、债转股），吃了银行吃股市（享受上市特权，圈套大笔民间资金）”，至今仍未走出困境。如果不对办学与管理体制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却指望争资金争项目上档次，岂非痴人说梦？当然，“老公”的钱不要白不要，但恐要了也白要。今年5月14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应邀到北大演讲，他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所大学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很重要。一所好的大学应该能够给予她的教授和学者足够的空间和信心去进行自己的事业。”“对一所一流大学而言，智力资源绝对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我们不能限制一所大学的教授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怎样做。一所一流大学，应该立足长远，为最优秀的学者创造最好的研究环境。”劳伦斯校长的这番话，应该是由衷的，可谓知“道”之言。若以为我们的大学不必改革官衙化的现行体制，只要注资兴建美轮美奂的校园，以百万年薪招徕几个什么院士、博导就可以大功告成跻身“世界一流”，那就未免太狂妄，简直目中无“人”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说倾力建设几所名牌大学是在大都市搞“形象工程”装点门面，是对教育事业发展搞短期行为，恐怕太偏激，属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搞类似于“两弹一星”的工程，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国家有限的财力搞“高精尖”呢？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以为不智、不可取。且不说“两弹一星”的成功，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否真的具有一向宣传的那么重要（前苏联在“弹”、“星”竞赛中终因综合国力不济而败下阵来；如今连印巴这样并不发达的国家不也可以搞“弹”和“星”了吗），单就“科技兴国”而言，它是立足长远的，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出不了优秀的生源，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岂非沙上建塔？

　　这就不可回避地要说到这可怜17亿多元“希望工程”捐款。17亿元人民币，如今不过是一栋高级写字楼的造价，还不够造一座大歌剧院和体育中心呢。对于分布在960万平米公里广袤国土上的成千上万的失学儿童，17亿元即使是一年的教育资助也不算多。我们的基础教育与义务教育为什么就长期处于困境呢？据《南方周末》报道，中缅边境有些老师跑到缅甸去任教了，因为他们在中国月工资300多元还常常打白条，而那边包吃包住，还可挣月工资800元人民币左右；有些失学儿童过境读书去了，因为那边读书不要钱还管饭。缅甸可不是比中国富裕的国家。其实，像日本这样的富国，“明治维新”后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比中国现在穷得多。我们的教育投资政策肯定在哪个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在这方面已有很多人提出建议，恕不多讲了。今年5月21日《文汇报》发表了刘成友（教育专家？）关于加大“义务教育政府办”力度的文章。作者把我国中央财政（现在仅占义务教育总投资的2%）与各级地方财政（以县乡财政为主）对教育的投资与美、法等国对比，提出了解决义务教育经费难题的办法，其中之一是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有心人不妨找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