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寻梦在北大--游学燕园六年记

作者：柳哲

　　1996年3月14日，我从东海之滨的浙江金华负笈北大游学至今，忽忽六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燕园不知不觉成了我的精神家园。精神流浪的日子是值得纪念的，特作《游学燕园六年记》，这仅仅是我在北大边缘生活的一部分，谨为纪念。

　　1、飞向北京

　　北京，我们国家的首都。自从识字开始，老师就跟我讲首都北京天安门了。那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深深藏在我的记忆里。但从我的感觉里，北京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模糊的印象，到底有多远，我也一直说不清楚，正如天上的星星那样遥不可及的。记得，我小时候的理想，有许多，就
曾希望自己能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长大了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造福于天下民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像大科学家爱迪生那样，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推动时代的进步。还想做一名大教育家，
效学我的21世先祖柳贯那样，培养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文学家戴良、危素等，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当然，我也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或学者，承继家乡浙东"金华学派"、"永康学派"的开创者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先贤的遗风，能步金
华近现代名人陈望道、何炳松、曹聚仁、吴晗、艾青等之后尘，在中国文坛或学术界能有所建树。理想是远大的，现实却是那样无奈。自己在苏老泉27岁发奋苦读之年，自己却仍窝在家乡的浦江小县城的图书馆做一名临时工，虽全力以赴筹办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曹聚仁资料馆，拿的工资却仅
100多元，维持生计还有困难，仍遭到个别领导的排挤和冷落。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我决定走出故乡的土地，到北京大学求学深造。

　　与北京大学结缘实在很偶然。记得那时在1995年7月，我在浦江发起成立的曹聚仁资料馆已于该年5月17日，由浦江编制委员会下文正式批准成立。为了扩大曹聚仁资料馆的影响，在海内外争取更多的人士的支持，由我起草的《文坛楷模，爱国典范--曹聚仁资料馆征集资料函》雪片似的
飞向大江南北。有一封回信，决定了我今后六年的北大边缘人的生活。那时，我给慕名已久的中国学术重镇、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负责同志寄去了征集资料函。说句实在话，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谁？甚至不知道任何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完全是盲投，至于
能否有回复，不是我所能期盼的。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北大中文系很快给我回了信。回信的不是中文系的主任，而是该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我那封信并未写收信人的具体姓名，只是写名中文系负责同志收的字样，这样的信件，绝大多数的单位会将你的信件当作广告垃圾扔进纸篓的
。幸好张先生是浦江人，在北大工作已40多年。他来信祝贺曹聚仁资料馆的成立，不久又约请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寄来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可以说，钱理群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之后，我与张先生书来信往，便熟悉了。我与张先生直率谈了自己
当时的困惑。虽然自己的工作能力比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还强，就是因为自己高中毕业落榜后，扎根地方，埋头苦干，无暇去获得大学文凭，在招干、提干等方面都因此失之交臂。自己在地方一呆就是七、八年，实践能力已不缺乏，最缺的就是还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还没有一张大学文凭，
更何况研究曹聚仁，自己靠自学得来的一点知识，也远远不够，因此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张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信，鼓励我说，从你的来信中可知，你的文笔很好，写作水平已有本校本科生的水平，你完全适合来本系进修，我也是清贫出身，我支持你。张先生的一番鼓励温暖了我的心
。我决定破釜沉舟，我决定去北大。

　　95年年底我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办理了移交手续。我如释重负，我的心早已飞向北京。我开始准备，那时我工作多年，由于只讲究对社会的贡献，对于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往往不计较，因此并无积蓄。要自费到北京去学习，总要准备点钱吧。父母是农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起早摸黑，双手从土地里扒腾出的一点钱也着实不容易，好多年积蓄了2000多元钱，本来是准备我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娶媳妇的钱，那时我的兄长早已成家，父母的心事就是我这个小儿子了。那年我已27岁了，在农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早该娶妻成家了。我首先说服了父母，为了自己的
理想，无论如何也要赶上这趟末班车，成家的事我自己以后解决，让我努力拼搏一次，更何况，事业无成，成家又有何益呢？父母终于将这笔血汗钱作为我来北大求学的第一笔钱，另外我又向亲友借了一千多元钱。同时，共青团金华市委也该我出具了我作为第二届共青团金华市委委员的身
份证明，共青团浦江县委、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金华记者站以及我的母校兰溪市蜀山中学也都郑重向北大介绍我多年在地方共青团工作和新闻写作的业绩。96年春节过后不久，列车哄隆隆的将我数十公斤曹聚仁研究资料和我的梦想，从南国带到了北国，1996年3月14日，我梦幻般的来到我梦
寐以求的燕园，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游学北大的精神寻梦之旅。

　　2、走进燕园第一天

　　3月14日凌晨3点，列车到达北京火车站。从杭州到北京，整整化了30多个小时。第一次出远门，心情颇为兴奋。列车上，邻座的是4位年龄相仿的浙江老乡。记得一位是金华老乡，永康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名叫程轶平，考清华的研究生，这次来查分，后来程兄考进清华，终于圆了
清华梦，现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博士生，当然这是后话。另一位，绍兴人，浙江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燕化公司工作，后来也考进北大，现正在北大读博士。其中还有一位郁达夫的同乡凌卫洪，在江苏徐州某部队任连指导员，是位年轻的军官。在车上，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和各自家乡的风
土人情，一路上几乎没有合眼。对于初出远门的我来说，一下子就认识了三位青年朋友，真是好不兴奋。后来回家多次，在火车上似乎就没有碰到过留下印象的朋友呢，也许是第一次出远门的缘故吧，陌生的一切特别有新鲜感，因此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我的行李特别多，总有七、八十斤重吧。好在火车上认识的程、袁两位老乡也都十分热情，帮助我将行李带出站。天还未亮，我们坐在北京站地铁口，至6点钟取了托运的行李箱，程轶平送我至西直门地铁口，便分手了。我打的径直去北大。一路上，我也想不出它是个什么模样，反正
它很神秘也很神圣，我的心在怦怦直跳，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北大。半个小时左右，我终于到了神往已久的北大。我清晰记得我到达北大中文系五院门口，是七点三十五分。我在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介绍我来北大进修的张先生。他很快骑车来到中文系。张先生很热情，亲自用自行车将我的
行李托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办理住宿手续。不用半个小时，我就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45楼3026室。由于有张先生的热情帮助，我的内心倍感温暖。每月的房租为120元。我们的宿舍共住4个人。当天我的日记写到："住宿环境还可以，光线也不错，每人有一张写字桌，有储藏柜和暖气，
有叫唤电话。张先生陪我买了澡票和饭票。"中午我一人在北大食堂用餐，饭菜不错。1元5毛至2元，可以吃饱中饭或晚饭了。现在的伙食的价格也已提价，大约提高了1倍光景。华中理工大学讲师冯甫青也同一天来北大经济学院进修，与我同住一个宿舍，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

　　人一到北大，精神便为之一振。走进燕园，我的新生活便开始了。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的陌生，却又那么亲切和新鲜。下午，张先生陪我去办理进修手续。教务处的老师问我带了多少钱，我说2000多元吧（上午已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就化了480元），教务处老师知道我是自费进修，认为
我这些钱只够交一学期的进修费，生活势必有困难，也不知是那位老师建议我，如果不要结业证书，只为求知的话，还不如去旁听，一分钱也不用交，你想听谁的课就去听谁的课好了，不必化那么多冤枉钱。根据我当时的经济条件，选择旁听是最佳的选择了。当时张先生建议我单科进修一
门中文系课程，办个旁听证，也许在北大学习和生活方便一些，我便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研究生专题课，导师为葛晓音教授，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个单科进修旁听证。其实后来才知道，这80元钱也没必要花费的，这也是我在北大6年唯一
的一次交费听课。

　　下午，我拿着旁听证，去了一趟北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是亚洲高校最大的图书馆，藏书450万册左右（现在可能接近500万册了吧）。我在目录厅首先查阅了曹聚仁著作的收藏情况，有近10种，其中《鲁迅评传》、《书林新话》还没读过，等办了借书证，再借阅好好一读。还去了北大
三角地，这里贴满了各种考研的广告和各种讲座的海报。走了一圈未名湖，也没有太深的印象，也许是初到北大，对北大的人文底蕴了解的太少的缘故吧，对未名湖的轻灵与深邃还一时无从领略。

　　我的心情无比轻松和喜悦，当天从书店买了信纸，给我的好友阿芳、毛芦芦、枫以及母校校长周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家张民生先生、家兄分别去信，与他们分享我到北大求学的兴奋与喜悦之情。

　　3月14日，掀开了我在北大游学6年的序幕。

　　3、图书馆遭遇尴尬

　　初到北大的头几天，一切都很顺利，没有碰到不愉快的事。我仿佛来到了精神的伊甸园，一切都是乐融融的。可是到了3月21日，我拿着北大单科进修证去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时，却遭遇到了尴尬。北大图书馆规定旁听生不给予办理借书证，这仿佛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凉透了我的整个身
心。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山生就了我坚韧不拔、不畏艰辛的性格。我耐下心来，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温暖那工作人员的冷漠和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他们讲叙了我过去的特殊经历，现在是自费来北大求知进修，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特殊照顾。但工作人员很是不耐烦，说旁听生都来图书馆
看书，图书馆早就被挤破了。我无奈地走出图书馆，两行清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我确实有说不出的委屈。这是我来北京一个多星期后的第一次流泪。我来北大读书，如果图书馆都进不了，这还算得上是在学习吗？求知是平等的，但在这里就遇到了不平等。记得在20年
代初蔡元培主校时，当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校长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
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
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校长对此非常赞许。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旁听证和中文系的介绍信，反而进不了图书馆了，我不免眷恋起提倡"平民
教育"的蔡元培校长起来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又走了一圈。想起当初自己的幼稚，上高中时，我是文科班的班长，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开始发表文字。但长期在那填鸭式的教学环境中，课程索然无味，还老是排名次，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竟然
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反感，因此还消极抵抗，有一次我还差点逃学去了异地他乡。我讨厌中学教育，我也讨厌上大学。高考落榜了，我并不难过，仿佛挣脱了禁锢了很久的重重枷锁，我终于回到了自由的天地。我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有多次保送或自费上大学的机会，
我也一一放弃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幼稚，我一个稚气未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能抵抗得起那约定俗成的高考制度吗？简直是鸡蛋碰石头了。在社会上滚打摸爬，终于明白了这个社会没有文凭是多么艰难，高等教育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和文化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现在在北大吃
到了苦果，都是自己早年无知所种的因。但是这次我来北大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弥补自己缺乏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文凭。过了几天，中文系给我开了介绍信，办证人员仍非常无礼地拒绝办理借书证。

　　冬天未名湖的冰，坚硬如磐石。现在已开始融化，但我毕竟又看到了冰，我的心情反而好多了。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了，已很难看到雪。一阵风吹来，已有了一些暖意，哦，春天来了，这里不久以后就会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之后，我就忙于听课和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收获颇多。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乡前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楼开炤先生，他对我很理解，很快给北大图书馆林馆长通了气。林馆长非常热情接见了我，安排副馆长到外借办证处办理，才知道图书馆只
要有北大的教授或教职工担保，可以办理临时借书证，这也许是一条内部规定吧。我顺利找了担保人，交了400元押金，一年借阅费100元，办理了借书证。我终于有了借书证，拿到了图书馆的通行证，真是喜出望外。虽然押金、借阅费比本科生高出了好几倍，但只要我拥有了与北大学生同
等的求知权利，我便心满意足了。当天就借了《邵力子》、《和平老人邵力子》、《浙江十大文化名人》3本书，还复印了部分《浦江历代县志版本考》等乡土文化资料。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服务也日益完善，不论是旁听生或社会人士只要有身份证，每天交2元借阅费，便可在图书馆各
阅览室查阅资料了。后来我认识的不少旁听生，在北大旁听多年，却无缘进图书馆瞧瞧，我真是同情他们，从此，我就闯进了"北大三宝"之一的图书馆（另二宝为北大教授的课程和校内外优秀人才的学术讲座），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文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为我今后从事文学研
究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我与图书馆结缘，这是开始，恋爱还在后面呢！

　　4、我与北大校刊

　　写下了题目，我不知从何说起。说句真心话，北大校刊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北大没有班级的集体生活，相对一般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孤单的，校刊的编辑和学生记者给了我不少温暖。我从高中起，就爱好写作，开始投稿，曾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高中毕业后，
在社会上工作多年，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投稿，在各类报刊、电台上发表散文、通讯、消息等300多篇。北大的学术讲座很多，我也经常去听讲，多少有点感受，顺便写点消息，给校刊作补白，很受校刊编辑的欢迎。同时我还将稿子投寄给《文学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也往
往被采用发表。记得那时校刊办公室主任林阳老师，兼编中缝的校内新闻，我送去的稿子基本每篇必登，一期报纸最多的时候发表过四、五篇，这对于初到北大的我多少满足了一点发表欲，更重要的是能拿到每篇3-5元的稿酬。这些消息稿，现在想起来，都不算什么文章，但它让我树立了
自信，开始了最初的半工半读的生活。

　　记得97年元旦，校刊在会议室举办了一次精彩的联欢会。北大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校刊主编魏国英、副主编张黎明以及编辑王达敏、林阳等和学生记者团的全体同学欢聚一堂，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师生们都多才多艺，表演了不少游戏和歌唱节目，我作为一名特殊的学生记者，也
深受感染，觉得非常温暖。

　　校刊的编辑都非常热情，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不但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而且非常上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在北大6年的旁听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记得到北大不久，我与校刊副主编张黎民第一次见面时，便谈了很久。他比我大七、八岁吧，与我是金华同乡。当
我谈起我的曹聚仁研究和自学经历时，张主编非常欣赏我，鼓励我扎实在北大学习几年，肯定会学有所成。张主编也非常推崇曹聚仁的学术，也非常支持我研究曹聚仁。每次见面，张主编都要勉励我一番。2001年3月，已经担任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主编对我在北大倡导北大边缘人事
业，打算编写一本《北大边缘人的故事》一事，也特别支持，鼓励我说："这是对北大精神和校园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边缘人群体也是北大的一大传统，而边缘人的存在则证明了北大永恒的魅力。历史上出现过如毛泽东、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丁玲等一大批杰出的北大边缘人
，相信你们当中的不少边缘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脱颖而出。希望你好好努力，做边缘人的楷模。"一席话，如春风般温暖我的心。

　　前几年，我在北大发起筹备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和曹聚仁研究会。1999年10月，由于各种原因，北大中文系将不再帮我转信，曹聚仁研究会没有了联系地址，急得我团团转。当时我在北大没有一个固定的联系地址，如果找不到新的联系地址，我的信就要被北大中文系退还。为此，
我找到了校刊领导和林阳编辑，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我代转我的信件，足见他们对我的信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无疑给予了最及时地帮助。曹聚仁研究会终于在2000年3月28日得到批准成立，挂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校刊的老师功不可没，我至今仍心存感激。

　　其中校刊编辑王达敏，父母都是农民，在校刊工作，还在职读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他既要完成编辑工作，又要听课写论文，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位孝子，将在农村的母亲接到北大奉养已多年，他母亲身体也不太好，我在校内曾多次看到他用自行车拖着她去校医院看病，孩子出世也不久
，他的忙他的累是可想而知的。王编辑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关心我，时时鼓励我。

　　我真佩服他质朴的为人，坚韧的毅力，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现在我很少为校刊投稿了，由于忙，也很少去拜访校刊的老师。但校刊的老师，你们高尚的人格，将永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

　　5、钱陈教授是吾师--记钱理群与陈平原先生

　　最近6年在北大"偷听"陈平原教授、钱理群教授等的课程，自认为从中学得一鳞半爪的治学路径。我利用这偷学来的"功夫"，开始整理多年从事的曹聚仁学术研究，居然事半功倍。钱陈教授的为人和治学，各有千秋，其人一胖一瘦，一感性热烈，一理性冷静，一大处着眼，一小处着手
，一一呼百应，一曲高和寡，但他们的学术同样掷地有声，他们同样珍视知识分子的桂冠，他们同样最重视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们的课程同样最受学生欢迎，他们同样最爱护自己的学生，他们同样在北大享有盛誉。在北大，我没有固定的导师，由于我听钱陈教授的课程最久，收获也最
大，我从心底也往往将钱陈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我有时觉得北大中文系如果缺了钱陈教授，肯定会逊色很多。我深知钱陈教授是两位非常勤奋的务实的学者，他们不图虚名，唯求真理和实力。我只有扎扎实实将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来照耀自己黑暗的心灵，使自己不断成熟
，并学有所成，唯有如此我才对得起我的"干娘"--北大以及北大的恩师对我的栽培之恩。

　　精神导师钱理群

　　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有亲和力。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6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负责筹备家乡
浦江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我于1995年7月份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张主任恰好是浦江同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我，就因这很偶然的因素，我结识了钱理群教授。96年3月，我一到北大旁
听中文系的课程时，首选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教授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6年，我也似乎成了一名"钱理群谜"，凡是有钱理群的课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去听讲，有钱教授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
买或去图书馆借阅。记得我刚开始听钱教授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教授签名留念。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
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我与钱教授平时很
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个布袋），总是那么忙忙碌碌，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道一声"钱教授，你好"，他也是那么一脸如来佛的笑脸向你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会，也没忘了请
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钱教授，有一个大大的秃了顶的大脑袋，穿着也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教授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
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
一群来北大旁听、进修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我就不知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教授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也无不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像是久
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我的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
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一个临时阅览证后，便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自由阅读报刊图书了。
）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啊。我
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那位旁听生手中。我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部辞职来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
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同学在北大的表现良好的信寄给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去年3月，我在北大发起创办网上《北大边缘人报》，并着手编著《精神寻梦在北大--北
大边缘人的故事》。最近我已写信给他，希望钱教授作序，相信钱教授会有十分精彩的文章寄给我们的，我和所有得到过他帮助的北大边缘人都在真诚期待着。

　　听钱教授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钱教授的一位学生郑勇曾在文章中生动描述过他的讲课时写到"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教室，因为人多，有时
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上过老钱课的人，都会对他独一无二的讲课风格留下极深的印象。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轮的鲁迅、周作人、曹禹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
，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摘下，一会戴上，一会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跟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
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
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
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
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前来听钱教授的课，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的青年教师和教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和追求
政治的旁听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钱教授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被他那磁铁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

　　我在北大的6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
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困惑。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发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
钱教授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教授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道路来报答北大的恩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