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方的殖民统治

　　鸦片战争时的英国国王，是一个即位才三年的二十一岁女子：维多利亚女王。她在位六十四年，统治英国一直到二十世纪，比我大清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还长，与乾隆当皇帝与当太上皇的两职任期之和相当。她本人远不及康熙、乾隆那样雄才大略、天纵英明、文武双全、精通好几门语言。她天资平平，到死连本国的一口英语都说不地道，带着她母亲祖籍的浓重德语腔。却非常幸运地，在良臣辅弼下成就了一番大业。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工业、科学、文学、艺术皆空前地繁荣发达，较康乾盛世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影响人类下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出自此时此地。文治如此，武功更令人眩目。击败泱泱大国、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我大清，打赢了克里米亚战争、布尔战争，兼并香港、缅甸、马来西亚、苏丹，将印度划为女王的直辖领地，占领和控制埃及、苏伊士运河、苏丹、尼日利亚、东非、罗得西亚，……再加上原有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帝国系统及影响力大大超出蕞尔岛国本土的范围，遍及五大洲，号称日不落，使英语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世界语言。女王去世后，“维多利亚时代”仍然继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样一个人物，算不算他们——英国人的民族英雄？当然要算，除非我们修改民族英雄的定义，包括咱们的民族英雄。世界各地以维多利亚命名的地名不计其数，留下了英国殖民时代的辉煌印记。维多利亚女王有个外号叫“欧洲的祖母”。１８７６年，她兼任了印度女皇。印度这个比中国还要古老的“国家”在维多利亚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统一”的国家及元首。

　　严格地讲，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印度只能叫“次大陆”而非一个完整的国家。其历史上最大、最强盛的三个王朝：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卧儿帝国，全部加起来不到七百年，其中莫卧儿帝国由入侵的蒙古－突厥人所建，国祚三百多年。它们全都没能囊括整个印度，尤其是南印度。这片土地上小王国林立，什么种族都有，民族更多达一百余个，语言、宗教、习俗皆不相同。维多利亚出任“印度女皇”，第一次使次大陆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尽管它是英帝国的殖民地附庸国。英国人走后，英语成了印度跨越各民族语言障碍、联结和凝聚各邦的“普通话”。

　　如此看来，英国人的侵略及殖民统治，似乎还有功和有理了？我没这么说，印度人当然更不会这么认为。二战结束后的１９４７年，印度终于脱离主要战胜国英国，获得独立。在独立运动中居功之首的甘地，不但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还成了二十世纪世界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和平与非暴力，以及宽容、节俭、忍让、苦行、素食的象征，称为圣雄。甘地与其大弟子，同甘地并称印度独立之父的尼赫鲁，都到英国本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都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二战期间率他们所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不支持盟国对轴心国作战。１９４２年２　月，蒋介石访问印度，特意顶着英国政府的压力与甘地、尼赫鲁会谈，劝说他们先放下民族情结，共同抗日，遭到拒绝。尼赫鲁对蒋说：“英人统治印度迄今约１６０　年，在这个时期之内，种种行为与现在日、德的侵略行动相比较，并没有什么差别。８０多年前，印度国民曾作武力的革命，英国人对付我们的手段，其残酷同今日希特勒所用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印度国民大会党还有一位曾两任主席的领导人鲍斯，因主张流血斗争革命最终与甘地派分道扬镳。他从印英政府的监禁中化装逃到纳粹德国，在那里招募印度志愿人员，企图组织军队与英国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搭乘德国潜艇，航行三个月到达日本占领的槟榔屿，又飞到日本，在日本扶植下成立以他为首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出席东条英机主持的大东亚会议。他将英军俘虏中的印度籍士兵组成印度国民军，共三个师约九万人，协同日军从东面进攻印度的科希马和英帕尔平原，遭英军击溃。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他乘日机从香港逃往台湾，据说机毁人伤，于８　月１９日死于日本医院。这么一个汪精卫式的人物，竟然也被印度人尊为争取独立的民族英雄。战后印英政府以“参加反对国王－皇帝罪”审判他的追随者，没想到民众情绪激烈，把他们当作爱国者欢迎，以至于审判难以为继。就连与之观点相左的甘地，也为他辩护，说他是为印度的独立，而非为日本作战。如此说来，同鲍斯一道攻打英军的日本驻缅军非但不是侵略者，还成了帮助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义军。出任战后东京国际法庭首席法官的印度大律师拉德哈比纳德。帕尔，即因此反对对日本战犯的宣判，主张将他们全部无罪开释。既然印度人可以罔顾“我们”的民族感情为日本侵略者评功摆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罔顾印度的民族感情，为英国人也评评功摆摆好？

　　“三十志士”与苏加诺

　　为日本人评功摆好的不止是甘地、尼赫鲁，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政要。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斯里兰卡的贾亚瓦德纳总统，缅甸的巴莫总理（战前）、德钦巴盛副总理，泰国总理克拉。巴莫，印度尼西亚的哈拉哈布总理。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许多国家的领袖人物，都与日本有程度不一的合作。包括越南末代皇帝保大（阮永瑞），老挝国王西萨旺。冯，菲律宾总统劳雷尔，泰国总理銮披汶，缅甸的昂山、吴奈温、吴努、吴巴瑞。昂山即１９９１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姬的父亲，他于１９４０年８　月在中国厦门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率吴奈温等青年投奔日本，接受日军训练，组成缅甸独立军随日军返缅，史称“三十志士”。注意，“随日军返缅”，就是同日本侵略军一道，打回自己的祖国。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国父（或曰“独立之父”）、印尼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１９４２年３　月，日军占领印尼，把他从荷兰殖民政府的监狱里放出来，任命他为首席顾问和宣传家，送他到印尼各地演说，鼓动独立。在苏加诺看来，赶走荷兰人的日本军队不仅是他的个人，也是他的国家的解放者。三年多时间，日本占领军大力推广普及印尼语，使这个拥有一万三千个岛屿、一百二十种语言、在荷兰人三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之前从未统一过的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普通话”，——不象英国人用英语作为印度普通话。苏加诺担任过日本人组织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参议员议长，爪哇奉工会主席。他要是我们中国人，肯定被列为第一大汉奸；但他是印尼人，所以不但不奸，反而成了他们的第一大民族英雄。１９４５年３　月，日本为使印尼独立，先后成立了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印尼独立调查委员会，７　至８　月，驻扎西贡的日本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奉东京之命，两次将苏加诺及其副手哈达召往印度支那（越南），商讨独立问题，并定于８　月２４日正式宣布印尼独立。不料日本天皇８　月１５日诏告投降，两天之后，苏加诺、哈达签署发表《独立宣言》，提前宣告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而刚刚当上战胜国的英国，代表盟军派兵接管日本占领的印尼，荷兰殖民军亦随之卷土重来。苏加诺领导他的人民开始了保卫独立之战，印尼史称独立战争。日本转交给印尼独立军大量武器，还有大约两千名日本正规军人参加了这场战争，迫使遭到重创的英军只呆了一年即撤离。又过了三年，荷兰人终于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在印尼，代表“ 反法西斯阵营”的英国人本来是“解放者”，却灰溜溜地当做侵略者被赶走；而本来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却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也就是别人的民族英雄。苏加诺终其一生对日本深有感情，晚年娶日女为第四任妻子，是为黛薇夫人。为了感谢和表彰参加独立战争的日本军人，１９５８年苏加诺总统在东京慈惠医科大学后面的青松寺建了一座纪念碑，上刻苏加诺亲撰铭文：“独立不属于一个民族。”

　　日本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

　　这句译文容易产生歧义，原意应为：“独立不只属于一个民族。”独立不仅对于中国人是重要的，对于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是重要的，对于日本人、美国人也是重要的。美国的历史，就是从独立战争开始。日本是一个岛国，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直接接壤，但是对独立十分敏感。前面提及明治时代的一个重要口号：“尊王攘夷”，尊王好理解，倒幕府，尊天皇。什么叫攘夷？就是抵抗外来侵略，主要是西方人的侵略、欺凌，保证本国本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在这一点上，日本与当时中国的利益、立场完全一致，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直到甲午战争，才变友为敌。即使如此，中日关系也绝非敌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就中方而言，大量派遣留日学生，从文字词汇、文学戏剧到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引进日本文化，师法日本维新自强，以日本为基地鼓吹和发动革命。日本方面，接纳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各式志士仁人，对中国的改革、革命皆十分关注和投入。

　　不能说这些关注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将来一口吞掉中国打基础。如开篇所说的伊藤博文，非常关切中国的维新运动，曾于１８９８年９　月刚从日本首相位上退下之后，应邀到北京准备直接为中国的变法出力献策，在戊戌政变的头一天获光绪皇帝召见。变法失败，伊藤又积极营救新党人物，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一道，以日船送康有为、梁启超秘密逃亡日本。半年以后，他发表演说还提到：“我相信，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也同时在《东亚时论》发表社评，主张谋求支那的变法自强。当时日本政界有少数人主张以日本利益为主，静观清朝之变；但大多对中国持积极帮助的态度。驻华公使谷也文雄写给外相青木周藏的报告称：“尽力从事睦邻友谊，并试图忠告和诱导，扶持（变法之动向），此乃我国之义务。”而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对报告的批注是：“清国内政无论是改进主义还是守旧，都与我国无关。我们必须纯粹以我邦人的利害为唯一标准，利用机会。”由此可见，伊藤博文等赞助中国变法的政界人物，对于中国改革图强的难能可贵。戊戌政变后，中国开始兴起“日本热”，日本亦稍后兴起“清国热”，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史称“黄金十年”。直至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此前“侵朝元凶”伊藤一直阻止此举，是日本对朝态度最为温和、同情的政治领袖。

　　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政治家不愿承认日本的侵略史实，中国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中国历史上对日本的侵略。元朝忽必烈曾对日本发动两次大规模入侵，叙述者大都巧妙地说成是蒙古人，也就是说跟“咱们”中国人不相干，是“别人”干的。我也同意冤有头债有主，谁的责权谁来负。问题是要把“咱们”跟“别人”的概念弄清楚，不能今天说的和明天说的不一样，这里说的和那里说的不一样。要么咱们不是侵略者，元朝的版图跟咱们中国不是一回事；要么咱们也是侵略者，也得为当年“进入”日本负责。二者必居其一。为了强调中国跟蒙古、西藏的渊源，就把元朝当成咱们中国；为了推卸元朝侵略日本的责任，就把它当成别人的国家，咱们跟日本一样都是它的受害者。这历史就没法说了。

　　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动用了已被征服的南宋的大批水师。按道理元朝军队（其中包括“正宗的”、“纯粹的”中国海军，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统领），战斗力要远远胜过日本，只是由于天时、地利的极为偶然的因素，日本才侥幸取胜，与二战中国战胜日本十分相似。

　　假如元朝打赢了那一仗，征服了日本，我们今天绝不会把这事儿推给别人了，大丈夫敢作敢当，日本也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元朝已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官员也任命好了，率领十几万大军征日的阿剌罕、范文虎，即“日本行省”的右丞相、右丞。作为行省的日本，比作为“宣政院辖地”的吐蕃，更无争议地属于中国领土。而且这还将是由“真正的”中国人，——即南宋人，时称“南人”，——为主参战征服的唯一一片疆域。元朝的国民等级，也将增加一个第五级：倭人，依征服者和被征服的次序排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后。好歹咱们也做一回“人上人”，不至沦落到最底层。

　　许多人都说，历史不能假设。为什么不能假设？因为一假设，就会露出许多“定评”、“公论”的破绽，就会使一些永远有理的振振有辞者难以自圆其说，就会使某些看似坚实的理论基础动摇塌陷。我曾作《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一文（１９９９年），引起网上爱国人士的一片痛骂。我不知道反过来假设，情况是否稍好一点：“如果元朝征服了日本”……。事实上，元朝征服了咱们中国而没能征服他们日本。抵抗元朝侵略的文天祥、陆秀夫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同样，抵抗元朝侵略的日本将士也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我们在向失败的英雄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应该向胜利的英雄表示至少同样的敬意。

　　越南人怎样看他们的历史

　　中国人都知道，越南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逾一千余年。后来中国又帮助越南抗击过法国和美国的入侵。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拟将战后的越南归还中国，而不是战前的宗主国法国，为蒋介石所拒绝。这都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越南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自豪：“我们”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一定是将争取自身的独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强调他们是如何抗击外来侵略者，包括抗击中国的汉朝、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的侵略与征服。他们一定也会大书特书他们的民族英雄，除了潘佩珠、胡志明这些抗法抗美的独立运动领袖之外，还有抗击咱们中国的英雄。

　　越南人把赵陀当做他们的开国之君，——赵武王。赵陀，又写做赵沱、赵佗，原为秦朝地方官，秦末趁天下大乱兼并数郡自立为南越王，汉初受高帝刘邦册封，吕后时自称南越武帝，文帝时去帝号，景帝时附汉称臣，地位如诸侯。赵陀统治的地域，包括今越南的北部，及中国的广东、广西等地。汉武帝时平南越，以其地设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境内。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赵陀是真定（河北保定）人，他建立的小王朝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怎么起眼儿的割据政权，后来又全部收进汉朝版图，大部分现今还是中国的领土，毫无疑问他是中国的历史人物。从越南的角度看，赵陀同许多越南人一样来自中原，他建立的国家，历五王凡九十三年，是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后为汉朝所灭，才使越南进入千余年的所谓“北属时代”，赵陀的地位相当于他们的秦始皇。越南人看历史，不会认为自己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而是摆脱中国的统治争取独立，作为最早的南越王朝，还有大部份土地至今仍为中国所侵占。

　　公元４０年（东汉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姐妹因不满太守苏定的暴政举事，九真、日南、合浦数郡叛民响应，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光武帝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于公元４３年破交趾，斩征氏姐妹。在中国的史书中，征氏姐妹是叛乱者、暴民首领。但在越南史书中，她们是反抗东汉统治的女英雄。越南各地都有供奉二征夫人的祠庙，好似中国的岳飞庙、关公庙，民间流传她们的故事，仿佛我们的花木兰，及法国的圣女贞德。反过来可以想见，镇压和杀害“征木兰”、“征德”的马援，这位抗击过匈奴、在历史上留下“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等名言的东汉名将，会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大概比金兀术好不到哪里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越用鲜血凝成兄弟情谊之时，越方曾要求中国重新审视和评价这段历史，对马援执行革命的大批判。敢情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怀恨在心呐。

　　１９４５年９　月２　日，胡志明在河内巴宁广场向越南人民发表《独立宣言》，开篇即引用１７７６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不朽格言：“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应享有天赋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时胡志明没有想到，恰恰是他所效法其独立精神的美国，在后来二十多年的岁月中，给他的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

　　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

　　一个民族，评价自己的英雄人物与评价别人的英雄人物，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仅各民族的利益使然，英雄观、道德观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我们来看看法国的例子，著名的贝当元帅，《中国大百科全书》与《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他的评价有很大差异。

　　前者的辞条解释是：“法国维希政府元首、法国元帅，民族叛徒。”后者则是：“ 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的赫赫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维希傀儡政府元首。”显然，前者的评语是单一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道德色彩和批判色彩；后者的评语是复合的，平实的，基本上不作道德评判。前者在介绍其生平时，也曾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领导凡尔登保卫战而出名，成为当时的英雄”，轻描淡写，不无揶揄。我们看前者知道的贝当，是一个一度浪得虚名的坏蛋、彻头彻尾法奸；而看后者了解贝当，才知道他原来也曾是一位深受爱戴、享有盛誉、功劳卓著的民族英雄。

　　１９３２年，巴黎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剑刃》，扉页有一段作者献词：

　　献给贝当元帅

　　本书只能献给元帅阁下一人

　　因为你的赫赫功绩最能证明

　　思想光辉产生的行动

　　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献词的落款是：“致最崇高最热忱的爱戴之意——夏。戴高乐”

　　这位戴高乐将军，一度崇拜贝当几近阿谀奉承的程度，历史证明他绝非一个吹牛拍马的小人。他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位民族英雄与恩师的爱戴：是贝当在极为艰难的一战期间，率领法军浴血奋战，为法兰西民族杀出了生机。他没有想到，当德国侵略者卷土重来之时，贝当竟会挺身而出，代表法国投降。戴高乐多次规劝、进谏无效，最后一次向他心目中的偶像举手致敬，慨然与之决裂，到法国本土之外组织“自由法国政府”进行抵抗运动。他被贝当的维希政府以“叛国罪”缺席判处死刑。１９４４年８　月２６日，戴高乐率领其抗战部队同盟军一道开进巴黎，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纳粹德国的统治。这一次，是戴高乐取代了贝当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第二年的８　月１５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８９岁的贝当同样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戴高乐签署了特赦令，改判终身监禁，——就象五年前贝当也在他缺席审判的死刑判决书上签署“不要执行”一样。

　　不过功是功罪是罪，法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否认贝当先前的功绩。即使在他率领法国投降的战败时期，在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他仍然是精神领袖，仍然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正如红衣主教热利埃说的：“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没错，就算是戴高乐，也由他一手提拔，从上尉逐级升至将军，才能成为二战中的风云人物。

　　在利益的相对性之上，还有一个道德的一致性。反之亦然。作为盟国之一，我们为法国终于选择了戴高乐而非贝当庆幸。不过他到底只是法国的民族英雄，而法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其领地包括越南，当时叫法属印度支那；当年的英法联军，也犯下过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二战结束以后，戴高乐推翻了贝当维希政府的一切对外条约，下令要恢复法国在亚洲的利益，包括在中国的利益。中国最先在本土对日抗战，在战胜国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法国。戴高乐的所谓“自由法国”，几无战功和战绩可言，连东欧一个小国的抵抗游击队都不如，对中国及亚洲的抗日更毫无贡献。战争期间，越南的法国军队皆效忠于维希政府。不料他跟着盟军返回巴黎，竟俨然以“五大战胜国”之一登上历史舞台。他重新出兵，占领刚刚宣布独立的越南；他还企图重获中国领土上的法租界，一直拖到１９４６年２　月２８日才被迫签约，放弃事实上早在三年前维希政府即已宣布放弃的租界及治外法权。别人的民族英雄，我们尽可以去欣赏甚至敬佩；唯从本民族的利益计，倒不如让他们多出几个卖国贼。

　　从民族救星到人类公敌

　　几乎与贝当同时，德国也有一位一战英雄，即后来当上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的兴登堡。他也提拔了一位无名小卒、一战时的二等兵希特勒，使之掌管德国，震惊世界。有趣的是，希特勒也曾崇拜和歌颂兴登堡：

　　“您在荣誉的战场上为我们民族的生存和未来战斗了三次。您当年经历了帝国的形成，还亲眼见到过那位伟大首相的事业，看见过我们民族奇迹般的腾飞，并在最后把我们领进了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自己去体验和争取自己的命运。今天，陆军元帅先生，先知决定您是我们民族重新兴盛的庇护者。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您神奇的一生是德意志民族不可摧毁的生命力的象征。”——这是１９３３年３　月２１日，希特勒在一次庆典的演说词。我们看到，他完全是在颂扬一位民族英雄。

　　兴登堡本人并不是纳粹，也没直接参加过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和迫害犹太人，但他与纳粹合作，以自己的巨大声望，帮助希特勒攫取了独裁者的位置，是这场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灾难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在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宣布《保卫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规，取消了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保卫人民人身、新闻、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为什么这么糊涂？因为他相信，只有希特勒能够拯救和振兴德意志，希特勒是领导德国重新崛起和腾飞的民族英雄。正所谓“英雄惜英雄”。从兴登堡时代的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一位民族英雄向另一位民族英雄的传交承接。不光是兴登堡，当时的绝大多数德国人也相信，希特勒是“德国再生的当然代表”，所以才以绝对高票让他赢得大选当上帝国元首。他使德国迅速摆脱战后的困境，在西方经济大萧条中一枝独秀，他迫使西欧各国放弃战胜国的地位，容忍和屈服于德国成为新的霸主，收复苏德台，吞并奥地利，瓜分波兰，出兵北欧，占领法国，……一直到二战的战略转折之前，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与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极为相似，甚至并无二致。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一书，记录了当时的这样一首诗：“上帝派来救星，苦难已有尽头，举国欢腾共庆：春天终于来临。”从二战的资料片中我们看到，１９４０年６　月德军占领巴黎，在二十二年前德国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森林的同一节车厢内，法国正式向德国签署投降书。那一幕对于德国民族，是何等的骄傲自豪，扬眉吐气：德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希特勒的独裁，是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受到德国人民拥戴的独裁，是民族救星式的独裁。他被称颂为“人民的总理”。纳粹德国的立国基础，包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实行种族灭绝，说穿了就是民族主义，并且是演绎得最彻底和最极端的民族主义。“纳粹”中文译作“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准确的译法应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Ｎａｔｉｏｎ的主要含义是民族）。我坚持认为，希特勒最大的罪恶不是他发动了侵略战争，而是对犹太人的迫害。虽说他从民族英雄变成民族罪人乃至人类公敌，仅仅是因为输掉了那场战争。

□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