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在清华——忆父亲常迵教授 |
| 送交者: 常放 2008年02月11日17:17:34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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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重返清华园，重返我度过多少难忘日子的九公寓老宅，心中说不清的归宿感总是油然升起，充满了亲切，又带有几分惆帐。老宅的家具摆设保留了父母生前时的陈设，没有任何当今的时尚元素。我每年回来都在这里小住，这里能让我脱离外面喧嚣的世界，带我重回到那久远了的过去。 走进客厅，五十年代由清华木工厂订做的大玻璃书柜占满房间的一整面墙。父亲的“新朋旧友如相问，一片丹心在纸堆”的“自嘲”诗句仍挂在他的书房。只是旧时永远堆满书籍和稿纸的书桌上，如今空荡荡的，只留有父亲用过的那支钢笔。自从父亲九一年离世后，这只笔就一直闲致在了那个竹笔筒里。在母亲于零一年离世后，小弟在父母的卧室精心布置了一个摆放旧物和老照片的台桌。台桌上摆有几十年前父亲用过的计算尺，有母亲心爱的旧茶壶，有我们小时去食堂打饭用的叠状饭盒，还有那个用了几十年的老式科达照相机。一张张老照片，不仅记录了父母一生的坎坷路，也标画出我们姐弟三人在踏上人生征途时的起跑线。小弟就是想把我们的记忆，美好的、鼓舞的、辛酸的，都定格在这个台桌上……。 台桌的正中，是父母年青时的合影。那是他们于一九四三年父亲即将赴美求学时在昆明照的。旁边一张是他们共同走过近六十年之后，在这温馨的老宅客厅里，正值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时照下的。九一年，父亲曾赋诗一首，以纪念他们六十年的相濡以沫，甘苦搀扶。这首诗后来由父母的老友吴承露大师墨笔挥毫，精裱后至今仍悬挂在客厅。诗是这样写的： 赠漱瑱 自1935年冬结婚以来，在这坎坷多变的岁月中，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回顾往事无限感慨。值此钻石婚将临之际，草此小诗，略抒心怀以留念。 人生难得一知己，
父亲常迵，字季高，一九一七年出生于河南开封。那时，祖父常履道正在河南唐河县任知县。祖父为官，以清廉自守、愤世忧国盛誉，后终因厌倦官场而选择弃仕隐居。父亲六岁时，祖父举家迁回祖籍北京房山县城。祖父退隐时返乡路上有“明月也随天地阔，白玉与我共悠悠”的诗句，描述了他渴望远离官场，追随恬静生活的心境。祖父晚年除致力于修编房山县地方县志的工作，通常以赋诗做词抒发情怀，教育子女。父亲的出生成长正是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百姓苦难深重的岁月。就在这“泛读中外理，练达古今情”的家庭教育和环境熏陶中，父亲自幼聪敏好学，勤奋有志。 一九二九年，父亲离家进入北平私立四存初中（现北京八中）。一九三二年，升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现北京四中）理科班。在那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下，父亲渡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国运衰败，民不聊生。后来在父亲的文章“一个科技者的心声”中记录了他从中学到大学在北平求学时的一段段不平常的心境： “当我在北平四存中学初中读书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从此一块沉重的石头救压在了我的心上。记得十冬腊月的一天，在校外小巷子的一个角落里，从东北流浪到北平的一家难民在呼啸的北风中缩成一团，小孩子冻得不停地哭叫。看到这个样子，我们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塞给他们，谁也不忍再多看一眼就默默地走开了。 “……我到北平第四中学高中读书时，国难更加深重了，日寇的铁蹄已踏到北平的大门。每个有志青年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我想自己还年青，ο妊Ш靡恢志裙谋玖臁Ｎ已×死砉た疲蛩憬囱Ш霉こ碳际酰美淳裙！眓
忧国 1933年 “树倾巢覆无完卵，
他意识到科学落后是国运多舛，惨遭列强宰割凌辱的重要因素，毅然选择了投身于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此，他以一颗报国的赤字之心，开始了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艰苦求学历程。 一九三六年，父亲从北京大学物理系转到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一年之后的七月七日，日寇在卢沟桥打响了侵占华北的第一枪。在“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的局势下，父亲和几个同学结伴，背井离乡，随清华南下。 临行前，在房山老家的祖父预感到形势的危机，到北平探望送行。父子俩走在故宫的红墙外，想到不知何时再能重逢，祖父望着中山公园门口的石狮感慨赋诗道：“欲把兴亡问石头，石头无语水东流。夕阳人影桥边立，风吹杨花万点愁。”他嘱咐父亲：“好男儿不患无家可归，患所以立”。鼓励父亲要有抱负。这一别，便成了永别。父亲走后第二年，祖父就因病在房山老家去世。 父亲碾转武汉、长沙、广州，最终到了昆明。一九四零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在昆明无线电器材厂任助理工程师，主持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工作，直到赴美留学。 父亲在无线电厂时，设计过不少机器。和他一起工作的郭文昭伯伯回忆说“那时的所谓设计实际上是全部包干，从工艺到制造，从绘图到调试等等，什么都要管，全面负责到底“。父亲不但工作勤奋，而且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准备继续求学深造，十分刻苦。这时，母亲也来到了昆明。 父母结婚早，但婚后聚少离多。父亲早先在北京上学时，母亲在房山老家。后来由于母亲的坚持和父亲的鼓励，母亲也到了北京城里开始补习中学的课程，准备考大学。七七事变后，父亲先随校南下，母亲在家侍奉公婆，直到将二老送终之后，与中学好友结伴，一路历尽艰辛，到达昆明。来年，她考上了云南大学经济系。 那时，父母是同学和同事中少有成家的。父亲在无线电厂工作时，他们住在蓝龙潭无线电厂宿舍，那是间简陋的草房，旁边还有半间做厨房。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菜。当时虽然物质拮据，但每到周末，父亲的同学、朋友和同事们就都会不请自来。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这些青年学子，北望中原，云天渺渺，想到战火和沦陷的家乡，感叹他们渺茫的前途。他们就这样常常聚在父母的草房里，或引吭高歌，或秉烛畅谈。虽没有鸡鸭鱼肉，可母亲拿手的一碗京味炸酱面，一张香气喷鼻的葱花烙饼，使大家终生都难忘。以至于几十年后，父亲的老友，美籍华裔科学家张守廉伯伯来中国讲学时，他拒绝了官方的赴宴安排，执意非要吃母亲做的那碗炸酱面不可。 三年后，父亲被选送为赴美留学生。 一九四四年，他从昆明经印度乘船到达美国。航行了大约几个月。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他以中国学子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夜以继日地求索，一年后，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在美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争促使无线电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在此时孕育问世。父亲选择了这一领域为专业研究的起点，为他其后的无线电工程教学和信息科学的开拓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照片9是在哈佛博士毕业时留影）。 在讲述父亲在美求学期间的研究成果时，他生前所在的清华自动化系信息教研组的回忆文章这样记录的：“常迵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从事电子线路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将栅极接地电路应用于超高频电子管放大器。……这一创新立即得到了这一技术领域的重视，在超高频电路中被广泛采用，并被他的导师L.B. Arguimbau 教授引入教科书中”。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父亲从师著名天线理论专家 R.W. King教授，致力于天线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对环形天线和桥式平行天线（也称折叠天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导出了电流分布与输入阻抗的特性，提出和实践了这些特性的测试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对折叠天线的广泛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其在国内外开始成为众所周知的一种典型的电视接受天线……”。 一九九七年，正是父亲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求学的五十年后，我的儿子铮铮也走进了他从小就听外祖父常常讲起的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期间，到图书馆找到了外祖父五十年前的论文。旧时没有计算机打字画图，图表都是手做的。论文纸张已然泛黄，但那整整齐齐的笔迹，一丝不苟的手绘曲线图表，那种严谨的求学精神和兢兢业业的做事态度，实在使得年青晚辈感叹不已。铮铮复印了一张图，带给我留念。 一九四七年夏，在父亲哈佛大学毕业时，正是祖国抗战胜利，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他一毕业，就毅然决定重返家园，回归母校任教。这是他的理想，是他一直期待的。他手里拿着前辈任之恭教授给清华校长的推荐信，登上了归国之途。临行前，他用几年内仅存的几十元钱，买了一些新出版的教学参考书，又买了两只二战后军队变卖的旧铁皮箱。装满了箱子的书，是他唯一的归国行囊。这些书在今天早已过时，但后来我们处理父亲的遗物时，母亲还是选了几本，永远放在了他的书架上。 父亲在家乡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四九年一月，我在解放军进北京城的炮声中在协和医院出生。那天天很冷，父亲和清华的同事和学生连夜站在欢迎队伍里迎接解放军进城，直到天明。当他赶到协和医院时，我已出世。 护士拿着出生登记表问他：“起个名字吧”。 父亲马上说：“就叫‘放’吧！”。他把北京解放的喜悦注入到了初生女儿的名字，从而伴随我的一生。我出生后，父母把家从城里搬到了清华园。（父亲和我在清华园） 回国之初，父亲先任教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在电机工程学家钟士模教授手下工作。这时，他感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看到了科学昌明的前景。多少年的艰辛学习积累，从小的志向抱负，终可一展宏图。他潜心科研，一心扑在他热爱并擅长的教学上，成为当时清华最年轻的教授。 一九五二年，根据苏联的模式，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成立，孟昭英教授任主任，父亲担任第一任副主任，主持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教学上，几年之内，父亲主讲过“电子线路”、“电波天线”、“无线电发送设备”、“无线电技术基础”以及“振荡理论概论”等多门课程。他的讲课具有独特的风格：思路清晰，表达严谨，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学识渊博，从来都用启发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忘记疲劳和困倦。有学生说：“上常先生的课，都不希望听到下课铃声了”。 他十分着重对学生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培养。 他常说的是：“你们要把问题问个底儿掉”，“要Thinking（思考），不要只Nodding（点头）”……。科研上，在无线电系成立以后，父亲曾与苏联专家合作，开展了无线电发送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创新简化，提出与苏联学者不同的设计方法。他在参加我国第一台微波多路通讯机的研制工作时，和师生们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一个多月，晚上就在试验室席地而睡。 在教育改革中，父亲一直有许多创新的建议。他不甘仅仅跟随苏联学者的脚步，也不完全同意欧美的办学模式。在他主讲的“无线电基础”课程时，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我国和苏联及美国的有关材料，考虑到当代通信和控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新的设立课程方法，他将这些教学内容和他将课的经验编著成教材。由于这套教材不同于以前用的苏联教本，也未模仿美国新书的模式，各取所长且又独具特色，使这本书成为国内同行的颇有影响的教科书。后来，曾任父亲得力助教的郑君里教授进一步充实，发展了这一教学思想，更完善了这本教科书，并数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吃饭睡觉，从来都是在他的书房伏案，或是读书，或是写字。他在写教材，写适合中国自己的教材。就这样，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了清华的教育事业。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场场狂风暴雨，父亲还可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新清华，在他热爱的事业上，全力以赴地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更多他的聪明才智。 一九五七年，那场葬送了中国几十万优秀知识精英的反右派运动，将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人民第一次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知识分子自然首当其冲。 当时，父亲属“海归”学子的少壮派，他年青气盛，才思敏捷，受校方系方的重用。他敢于开拓创新，在清华要怎么办的问题上有很多独到看法，许多观点并不同于当时的潮流所向。他既看不上苏联的办学模式，也不同意照搬欧美。在五七年三月的新清华报上，洋洋万言以“谈谈目前高等工业教育中的几项基本问题”为题，详尽地表述了他的办学观点。 在“关于培养目标问题”一节中，他总结了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工科教育飞跃发展的进一步需求”，批评了工程院系“将目标只是放在培养一个工程师”的短视眼光，列出了条理非常清楚的具体建议。 他说：“……我们国家正在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可是我们原有的技术力量太薄弱，不能满足这样建设形式的要求。”。“比起工业先进的国家来，我们更需要培养一批科学技术的发展者和创始人。”“他们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很强的专业理论基础。到工作岗位，要起着打基础的骨干作用。”他从“关于专业的宽窄问题、专业专门化的问题、关于修改教学计划的问题”几个方面，举实例，反复论证，提出条条具体的建议。 五七年五、六月间在，校、系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教师座谈会，“诚请大家给党委提意见”。父亲以做学问的习惯和真诚，知无不言，直言无忌。 他批评校领导有“脱离群众，宗派滋生，不务实事的现象”。他认为“教授应该有甄选助教和制定教材的决定权”，他不同意教授“尽应付些无谓的事务工作，不能全心教研”，他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 他率真直言，推心置腹，带着对中国科学教育要尽快赶超世界的急切希望，带着对教育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异见，也带着旧知识分子的自负和偏执。不管从哪个时代的视角去看，他的很多批评都是事实，他所提出的种种教学改革主张在当今看来实属远见卓识。 但作为一介书生的他，不知道的是 政治形式的复杂。他更无论如何也不能预见到，一场猛烈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很快，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的运动开始了。 对父亲来说，那是有生以来及其残酷和痛苦的经历。他的讲话和办学的建议，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的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行”。于是，大会小会，密集如雨、锋利如刀，从白天到夜晚，学生批老师，同事揭同事，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这种突如其来的局势，使父亲极度地陷入迷茫，他想不通，闹情绪。他需不断地做着检查，却得来一遍遍的“不深刻”、“有隐瞒”，”而“通不过”。 我那时有七岁，完全不懂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却记得家里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和父亲谈话。坐在屋里的，站在院外的，有细声劝说的，有高调争论的，常常直到深夜。 最终，父亲被划为“右派”，降薪去职。又因“保密级别”不够的原因，不能从事有密级的通讯方面的科研工作，而被调离他投入多年心血的专业。 父亲和他同一辈那批知识群体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视声誉高于金钱，置尊严胜过生命。他们智商高、政商低，学术上精明强干、政治上幼稚无知。在那人性被极度扭曲的日子里，父亲像汹涌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飘零无助，任风浪摆布……。 使父亲能渡过那段难以回首的日子，使他能正视现实，甩掉包袱，脱离消沉，重获自信，而振作起来的，是貌似柔弱、却内心坚忍的母亲。（照片12为父母和我们姐弟小时候） 刚解放时，母亲在中央民族大学做教师。她十分喜爱自已的工作，曾做过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助教，曾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著名教授汪明禹女士的挚友。她每天骑自行车从清华到魏公村，早出晚归。五二年大弟的出世，她不得不选择辞去这份工作，转到清华附中做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直到退休。 反右运动中，在父亲天天被批判的时候，母亲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撑。那时，母亲也曾被领导找去谈话多次，劝其与父亲“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批判”。母亲说她绝不相信父亲会反党。 “他提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同意，可说他向党夺权，是很可笑的！”在那思维无比混乱的时候，母亲的话简单地道出非常清醒的逻辑。而从来都未对外人高声说话的母亲，居然在一次家中批评父亲的座谈会上站将出来，用“卑鄙无耻”来斥责那种将父亲的话断章取义而曲解的作法。 她到处举例讲述父亲年青求学时，“从来都认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她讲述：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父亲准备回国，临行前和导师King教授告别。King教授问：“你条件这么好，留在这里工作会很有前途。你回国后，战争纷乱，如何继续你的科研？” 父亲答：“我们有希望，希望在延安！” King教授听后，很激动，站起身来，握着父亲的手说：“有志年青人，祝你好运”！ 就这样，母亲不停地说：“旧中国，他心向延安。又千里迢迢归国，用了全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办学，他怎么可能反党？！”后来，领导没有再多与母亲谈话，她不是什么“高知”，也没有给她戴上右派的帽子。 母亲常对父亲说：“错与没错，现在谁也说不清了，等历史评判吧。我们一定要坚持生活下去，为了我们可爱的三个孩子。”那时，小弟还在襁褓之中。 三十年后，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父亲给我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妈妈一生辛苦，为了我，为了家，渡过不少难关。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妈妈的千辛万苦中渡过来的，实在不易……，想你们也会感谢她的。没有妈妈的支撑，我怕是渡不过来的，我们的家也会大不一样……。” 是的，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的两个弟弟，都出生在清华校医院。我们姐弟三人在清华园中渡过了最美好的童年。夏天在清华游泳池嘻水，寒冬在“荒岛”的冰场滑冰。在朱自清笔下的“河塘月色”水木清华边捉迷藏，到纪念闻一多先生的“闻亭”上听那浑厚的钟声。 父母从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们身负的“帽子”和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尽所能及，为我们营造多么温馨和暖的环境，并允许我们能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 不管父亲多忙，全家天天一起吃晚饭，无一天例外。父亲很少问我们的学习，有空时，他会给我们讲中外历史、教我们背诵诗词。他擅于抓住最简单的生活小事给我们讲科学知识。我曾在去年的父亲节，在父亲离开我们十五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回忆童年的小文，文章的名字是：“和父亲一起吃西瓜”，即寄托着我的思念，也描述了父亲具有的独特的启蒙和教育方法： “一个暑天的晌午，爸爸抱着一个水池中镇凉的大西瓜(那时没有冰箱)，让妈妈招呼我们过来吃。每当全家吃西瓜，总是分成四份。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份，爸妈分剩下的一份。 记得那时我是小学三四年级有十来岁，弟六锤约有七岁多，小弟家伙也就三岁还不到。（六锤、家伙分别是弟弟的小名。清华园的大人小孩儿都这么叫他们，这里就不直呼其大名了）。那天十分闷热，空气不蒸发，在房间里凝固着，我们个个汗流浃背。 小家伙的个子还没有桌子高。他拼命掂起脚，望着桌上的西瓜，小手扒着桌边，嚷道：“我要吃瓜，我要吃瓜!”要知在那时夏天解渴的西瓜也是很希罕的呢。 “别急，”爸爸说，“别急，我切开分给你四分之一还不行吗!” “不，我要一百分之一，一百分之一!”家伙接着爸爸的话茬儿，双腿蹦跳着。 爸爸大笑，对我们说：“咳，那可不好分哪!”。 我和六锤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爸爸却一边给我们切瓜分瓜，一边开始讲起了洋洋的分数原理来。“就像切西瓜，切一半就是两个二分之一，分四份呢，一份就是四分之一，”接下来又是什么分母、分子，谁大谁小等等，他只要开讲就一发不可收拾。妈妈说这是职业病，不管什么水平的听众，道理难也好，易也罢，他都翻来覆去地把一个题目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的我，对于分数也只听了个大概齐，可想于六锤家伙更是对牛弹琴了。 讲到兴头上，爸爸开始考问道：“如果你想要得到最大一份的西瓜，你应该要几分之几呢?” 我抢答：“二分之一!”心想，这该是最大的一份儿了。 爸爸说：“你倒是听明白了分数的道理，不错，切一刀，拿一半可算最大的了。”他又问小家伙：“那你呢? 你要几分之几呢?” “我要一百! 一百!”家伙不加思考的说。我心想：在这不脱鞋还数不过二十的年龄，他肯定弄不明白什么分不分数的。不过这会子，他怎么知道不说要“一百”再加上“分之一”了呢。而且，自打开始他就认定了“一百”准是个大数嘛。 又问到六锤，他精力似乎全在吃瓜上，西瓜水流到了脖子根。他呆呆地沉默了一会，才漫不经心地说：“那我，我就要一分之一吧。” 爸爸拍手笑道：“看来，姐姐是中规中矩的，这永不会错。六锤很是有创意，动了脑筋，应该加分，加分！小家伙呢，也不简单哪，你连数都掰不全呢，己然能参加数字的游戏啦。” 就这样，我们说着乐着，吃了瓜，解了暑，外带着，还学了个叫“分”的数。” 半世纪后重新想到这个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回忆我们三人后来走过的曲折的路，我深有感慨： “当我经长途跋涉，最终获得基础和临床医学双博士学位后，我才意识到：不管是做精细的心脏细胞电生理试验，还是做悬壶济世的心脏病医生，爸爸鼓励我的“循规蹈矩”，都算是个挺不错的基本素质。 从小就不喜按常理出牌，大智若愚，常因“拐着弯儿的思考”受爸爸表扬的六锤，能几经磨砺，在知天命年后在北美荣获杰出华裔企业家的称号 （大弟于2004年荣获此奖）。又孰知，他捧回的那“最佳创意奖”是五十年前爸爸就颁发给他了呢。 那个天份过人，自幼曾以“过目成诵”名声遍传清华园的小家伙，在没数清数，先听“学术权威”讲分数的环境中长大。他的人生道路中，不管是作为食堂烧火的小伙夫、鏖战于黑白世界的围棋国手，还是驾驰在商场的银行家（小弟的履历可用这几句准确概括），有爸爸的这种智力开发，不难解释：他都能泰然处之，荣辱不惊，游刃有余了……。” 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场浩劫使中国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再一次灾难性地陷入谷底，但这次就更广、更深了。清华园变成了这场革命的前沿。校园里不再有读书声，高音喇叭的喧嚣昼夜不息；二校门被”轰轰烈烈”地推倒了，推倒了中国教育的基石，也推倒了几代学子的希望。大礼堂草坪上，周围的系管前，“造反有理”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时间，所有的是非曲直全部翻了个儿。 有了五七年的经历，这场“史无前例”、“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对父母来说，不过是十年前那场颠覆命运的狂风恶浪的余波了。是顺适还是苦忍，父亲也变得坚强了。我们的家被抄，父亲被叫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批判，工资也停发了。后来，随着全国的动荡形式，清华园也开始了派系武斗。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 ，一时间，变成了刀光剑影的战场。没有了课堂，没有了学生，父亲就如失业一样。 一九七零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在艰苦的环境和劳动中，他因旧疾复发没有得到医治，几个月之内体重失去了四十多斤，但仍坚持农田劳动，从未休息。他在忍受着极大的身体消耗。他插过秧、担过粪、养过鸡、喂过猪。（照片14是父亲在农场喂猪时照）。那段时间，他始终保持着乐观。他的打油诗“大雨落秧田，白花一片。雨淋只当水洗面，愈下愈干”感染了周围的许多年青人。 一九七一年底，父亲只身一人随系迁往四川绵阳分校。知道那里条件艰苦，母亲很不放心。当时，我在山西插队，就找空到绵阳看望了父亲。 到了绵阳火车站，搭承一辆运粮的卡车，走一个多小时才颠到了分校所在地。 父亲和所有的教师一样，住在一间单身宿舍里，厕所和漱洗间都离得很远。三顿饭在食堂吃，稍去晚些就是冷的了。 父亲很瘦，但精神很好。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到很久没有看到的轻松和愉快。我早知道，这是因为他终于有了重新上讲台的机会。系里分配父亲教刚入学的那班工农兵学员，有些当时只有初中甚而小学的文化水平。 他白天讲课，晚上编写讲义。当时没有现在的打印条件，讲义是油墨印制的，必须要有在钢板上刻印好的蜡纸。每当夜深人静时，总能看到父亲宿舍的灯光亮着，听到他刻钢板的沙沙声响，直到很晚。 有一天，我到他讲课的教室门外，隔着门玻璃想听听父亲的讲课。我听不清他的声音，但从黑板上的算式，看得出他是在给学员补习四则运算。虽然，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个玩笑。但父亲一丝不苟的板书，不时和同学的交流的眼神，课堂里不断传出的笑声，使我相信了父亲前一天晚上的话： “我一定能把他们教出来，不管什么样的基础，只要学，就成！”。 周末，我和父亲去赶集，那真是苦涩岁月里的欢愉。我们背着竹篓，走过水田的小径，穿过满是桔林的山丘，再走几里地，就到了集市。每次我都挑些新鲜鸡蛋，为给父亲煮了补养一下。有一次还买了一只母鸡，熬了鸡汤，那飘满整楼道的香味以后再也没有闻到过了……。 十年中，即使在那朝不保夕的残酷环境里，父亲依然心系着国家的教育事业，耽心科学被唾弃，教育会断代。在那极其封闭的有限条件下，他仍然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动态，他搜寻、思考相关的资料，极力跟上世界科学的步伐，并在很早时就潜心构筑着我国信息科学的发展蓝图。 十年酷劫过去，父亲已年过花甲。他兴奋地赋诗说： 寒凝大地沃春华，
他的学术生命又重新开始。他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所学所知所想，倾囊奉献给社会，传授给晚辈后生，以弥补这几十年的损失。 以后日子里，父亲就从没有真正休息过了。 多年来，父亲以他敏锐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信息科学的发展动态。他不失时机地在清华率先筹建和领导了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教研室，设立了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专业博士点以及博士流动站，取得了国内外都领先的多项研究成果。 他担任了国际模式识别学会的主席团成员，使得我国新兴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尽快走向世界。他急切地推动着我国模式识别学科的发展、学术队伍的壮大。 父亲兼任校内校外，学会政协的多职。虽然年事已高且社会工作繁忙，他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研究生亲自讲课，指导他们的选题、立论、科研和成文。（照片18是父亲在指导研究生） 他带领师生深入生产第一线，到石油勘探部门进行调研，从这一领域选择一大批科研题目。为解决国家的“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地震勘探方面”的难题作出了贡献……。家中的客厅，是他与学生和同仁讨论问题的重要场所。 他白天的会议讨论不断，夜晚书房的灯光永远亮着。如他在诗中说：“老牛应识耕耘至，丰登需负重，正是奋蹄时。” 八七年底，因繁忙过度，他病倒了。在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他更加珍惜有限的时光。他坐在轮椅上主持国际学术会议，躺在病榻上著书立说。每周都在病床前与教研组和有关人员商讨国家、学校和教研组的科研问题，谈他对教育发展的规划和设想。（照片18） 他离世的前一周，完成了《关于‘新三论’和‘老三论’的一些资料》一文，勉励后辈要始终站在科学发展前沿，放眼未来，赶超世界。而那篇《信息科学的发展展望提纲》，父亲 一直写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九一年的一个夏夜，亲爱的父亲离开了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母亲，离开了他心爱的儿女，离开了他一生牵挂的大学，床边的灯光还在亮着，没写完的手稿漉落在枕边，他匆匆地走了。 父亲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十几年来，我们姐弟三人在人生的风风雨雨中，时时想起父亲的教诲，重温他做人的理念，不断吸取拼搏向上的力量。我们从小耳濡目染，从父亲身上学会了应该怎样认识自我、怎样相处他人，学会了怎样正视荣誉和坎坷，怎样对待事业和家庭。在父亲离去的日子里，我们姐弟三人奋斗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事业。但相同的是：父亲自幼对我们的“不求收获，只问耕耘”的教诲和他那热爱事业、奋斗不息、宽容待人、荣辱不惊的真传却无形中指引我们走过了共同艰难的创业之路。 不论我们走到那里，面临怎样的坎坷，不管我们身居何职，取得何等的成功，我们都想像着有一处天国，父亲在那里，母亲也在那里，永远慈祥地向我们投下关注的目光……。 那日，我坐在曼哈顿的诊所中，一位新来就诊的华裔老者临走时问我： “听你的国语口音像是北京人？” “是”。 “北京你家在哪儿？” “家在清华。”我答。
迟迟没有动笔，总是说杂事繁琐，静不下心来。季平和嘉实二位小弟隔三差五就来个信息催稿，列出进度表，提出新要求。他们的认真和严谨突然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们父辈的影子。从小我称季平和嘉实的父亲为史伯伯和杨伯伯。我们这一代就在这些有着共同之处的伯伯们的眼皮底下长大。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这种认真和严谨，这份执着和坚持。清华园中成长的季平和嘉实定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精神。想到这儿，不由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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