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好官同好人的背离
北宋晚期土大夫阶层的堕落虽非全部，但实属整体性堕落。尽管如此，也不
可一概而论，应作具体分析。就其地位来说，有层次高低之分；就其状态来说，
有稍好、较差、极坏之别。据《曲洧旧闻》记载，蔡京公然声称：“既作好官，
又要作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26)（卷六）此言可谓不打自招。好官当中无
好人，好人与好官的背离正是北宋晚期官场的实情。当时人指出：“崇宁以来，
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为干敏。”(7)
（《叶梦得传》）换而言之，谁善于阿谀奉承，谁甘愿厉行苛政，谁才有晋升的
可能。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不愿说假话，不会瞎吹拍，关心民众疾苦的正
直忠厚之士很难做高官。于是，士大夫阶层的层次与状态竟大致成反比，地位越
高越堕落越无耻。
下层士大夫可以太学生为代表。他们还只是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大夫。
蔡京对太学特别感兴趣，他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拜相，八月便提出一
整套以发展太学为重点的振兴教育方案，并得到徽宗认可。徽宗时期，太学规模
明显增大。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太学生的名额为上舍100人，内舍300人，
外舍2000人，共2400人；徽宗崇宁元年增加为上舍200入，内舍600人，上舍3000
人，共3800人。徽宗及蔡京对大学生采取利诱与钳制相结合的方针。当时，太学
生的确得到某些实惠，如每月的餐食钱即膳食补贴金由元※年间的900文增加到
1300文。岂止太学生，即使州县学生也“复其身，内舍兔户役”，（7）（选举
志三：学校试），上舍享受“官户”待遇。从崇宁五年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
这18年间，废除科举考试，太学上舍考试合格即等同于省试中第。在太学生地位
提高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更为严密的控制。蔡京“不许土大夫读史作
诗”，“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22）（四笔：陈简斋葆真诗）“士人程文
有用《史记》、西汉语者辄黜落”，（27）（卷十二）‘指士庶习诗赋者杖一
百”。（28）（《诗道否泰》）不少重要历史文献乃至优秀文化遗产被列为禁书，
徽宗公然下诏“毁《东坡文集》、《唐鉴》、《马子才文集》、秦学士豫章、三
苏《文集》、《东斋记事》、《豫章书简》、《湘山录》、《眉山集》、《别
集》、《东坡词》、《刘贡父诗话》、晁、张、黄先生《文集》、秦学士文。”
（29）（卷十四，崇宁二年四月乙亥）甚至引用某些儒家经典中的词句，如“大
哉尧之为君”，也被列为“时忌”，明令禁止。禁止的理由是“‘哉’音与‘灾’
同”。禁令并非一纸空文，“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22）（三笔：政
和文忌）禁止的重点在于所谓“谤讪朝政”，当时“学规以‘谤讪朝政’为第一
等罚之首”，（30）（《学校》）惩处的办法是拘押于自讼斋即反省院。朝廷
“令郡县置自讼斋，以拘诽谤时政之人”。徽宗亲自下诏：“三舍生言涉诬讪并
异论者，悉遣归其乡自讼斋拘之。”（23）（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当时人
指出：“自崇宁以来，（蔡）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
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容异论者居其间，则累及上下学宫，以黜免废锢之刑待
之。”徽宗及蔡京对太学实行军法统治，基本上达到了所谓“士无异论，太学之
盛”的目的。（31）（《论冯※》）太学生们“志于进取，放过有拘忌”。岂止
拘忌不言，甚至“惟有迎逢诌佞而已”（23）（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徽宗
“幸学，多献颂者”，（32）（《葛公行状》）太学生们纷纷著文大颂特颂昏君。
这正好说明，徽宗时期太学生人数虽然增多，但其整体素质下降。
尽管如此，徽宗时期毕竟出了几位仗义直言的太学生，如陈朝老因上书论蔡
京之奸而编管道州（治今湖南道县）、邓肃因上书论花石纲之害而放归田里，朱
梦说因上书论宦官之权太重而编管池州（治今安徽贵池）。但在为数众多的太学
生中，真可谓寥若晨星。钦宗继位，国难当头，长期沉默的太学生们终于敢怒敢
言。他们在陈东的带领下，多次伏阙上书，请求严惩“六贼”，留用李纲。某些
高官仍打算沿用徽宗时期的办法，“尽致诸生于狱”。（7）（《陈东传》）。
好在右谏议大夫杨时终究是位学者，出面为太学生辩解：“诸生伏阙纷纷，忠于
朝廷，非有他意。”（7）（《杨时传》）由他出任国于祭酒，陈东的性命才暂
时得以保全。太学生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足见，在土大夫阶
层中，太学生地位虽低，状态较好。
中层士大夫可以台谏官为代表。所谓台谏官是御史台与谏院官员的合称，他
们作为监察官员，在北宋中期，“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
不争，争之不胜而不去者”，对防止朝政迅速走向腐败，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
而“绍圣、崇宁以后，此风遂泯。”（33）（《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台谏官任命制度的变化所致。按照北宋旧规，台谏官由皇帝亲自
任命，“宰臣、执政官勿预”。（34）（选举二十八之二十八）徽宗即位后，居
然下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7）（《徽宗本纪一》）为
宰相操纵台谏官任命大权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徽宗时期台谏官大多出自宰相之
门，台谏官独立言事、风闻言事的原则也随之有名无实。蔡京“久虚谏院不差人，
自除门人为御史”。（35）（卷十一，崇干五年二月丙寅）如御史中丞朱谔“出
蔡京门，善附合”，（《朱谔传》），因而官至执政。许敦仁因系蔡京故里旧交，
蔡京“倚为心腹”，被举荐为御史中丞。他“凡所建请，悉受京旨。”（7）
（《许敦仁传》）如果说仁宗时期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36）（《上
皇帝书》），那么徽宗时期台谏官往往“伺大臣风旨以为乡背”。（34）（职官
五十五之十六）
应当承认，徽宗时期台谏官的堕落有个过程。在其初期，台谏宫中不乏正直
之士。“（张）庭坚与邹浩、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
然称得人。”（7）（《张庭坚传》）在这五人之外，还可补充陈师锡、孙谔、
张舜民、沈畸、张汝明等人。他们的谏言未必正确，但仍大体保持北宋中期台谏
官“不挫于权豪，不畏于强御”的风格。（34）（职官五十五之十四）可是他们
几乎都无好下场，邹浩、任伯雨、张庭坚、龚※、江公望、张舜民、沈畸长期远
贬险恶之地，陈师锡含冤死于贬所。徽宗身为皇帝，其地位和角度与蔡京不同，
对付台谏宫的手段也与蔡京有别。台谏官的上疏，他或留中置之不理，或转交宰
执处理。如果说转交宰执处理已有借刀杀人之嫌，那么更恶劣的手段是明加称赞
而暗加惩治。如左正言陈禾弹劾宦官，他“论奏未终”，徽宗已厌烦，“拂衣
起”。陈禾“言愈切”，“拂上衣”，“衣裾落”。徽宗虽然当面称誉他为“直
臣”，但御史中丞卢航次日便上奏指责陈禾“狂妄”，（7）（《陈禾传》）陈
禾因而惨遭贬黜。如此处罚陈禾，显然出自徽宗授意。徽宗初期以后，台谏官除
陈过庭、蒋猷等寥寥数人仍尽职尽责而外，大多“有所畏忌，受制于人。”（34）
（职官五十五之十四）他们或身为言官而“不能有所建白”，或只言“细故”以
塞其责，（7）（《朱谔传》）甚至堕落为宰执大臣抬高自己的吹鼓手、打击政
敌的马前卒。如许敦仁刚出任御史中丞，即依照蔡京指使，上章请求徽宗“五日
一视朝”，以便蔡京“颛窃国命”，连徽宗也认为“其言失当”。（7）（《许
敦仁传》）蔡京授意御史钱※、石豫、左肤，相继弹劾韩忠彦、普布，以致韩、
曾二人先后罢相。黄葆光等台谏宫虽敢于弹劾蔡京，但并非独立言事，而是秉承
其他宰执的旨意。如“（黄）葆光、（张）克公主郑居中，（石）公弼、（毛）
注朋张商英，皆非端士也。”（7）（《洪彦升传·论》）。而王安中则“缔合
王黼”，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多次声讨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7）
（《王安中传》）言辞虽剀切，但无非是王黼与蔡京争权夺位的反映。徽宗退位
后，统治集团在反省朝政腐败的教训时，才由钦宗下诏重申：“台谏者，天子耳
目之臣，宰执不当预，当出亲耀，立为定制。”（34）（职官五十五之十六）一
时之间又涌现出一批敢于揭露弊政、弹劾奸佞的台谏官，诸如崔鹤、余应求、许
景衡、陈公辅、李光、胡舜陟等人。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即遭贬黜，北宋王
朝也随之覆灭。
三、昏君加佞幸的格局
上层士大夫诚然应以宰相为代表。可是，他们地位虽高，总体状态极差。在
台谏官中毕竟还有一些直臣，而在徽宗所任命的12名宰相中无一人堪称贤相。大
观年间，太学生陈朝老上书称：“陛下即位于兹，凡五命相矣。有若韩忠彦之庸
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何执中，是犹以蚊负山
也。”（35）（卷十二，大观三4年六月辛已）对于其他几名宰相，《宋史》本
传的评价都不高乃至极坏。如张商英“适承蔡京之后，小变其政，譬饥者易为食，
故蒙忠直之名”；郑居中“向背离合，视利所在”；刘正夫“能迎时上下，持禄
养权，性吝啬，惟恐不足于财”；余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陈朝老及《宋
史》本传的评论未必完全准确，然而即便是曾布，尽管他当年曾经是王安石推行
变法的得力助手，这时也不配以贤相相称。至于蔡京与王黼，则属于“六贼”。
当金军南下攻打开封时，白时中与李邦彦并相。白老谬无用，李尤其无耻。靠他
们组织、指挥抵御金军，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按照常规，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理应由皇帝及士大夫出身的宰相组成。然而
晚期则不然，由徽宗及其宠信的“六贼”组成。六贼中人即便不是宰相，其权势
也非一般宰相可比。六贼实指蔡京、王髓、童贯、梁师成、李彦、朱※，泛指徽
宗的宠臣，还应包括杨戬、谭稹、高俅、蔡攸、李邦彦等人。其中，朱※、高俅
出身市井，并非士大夫。朱因进奉花石纲而得宠，高因擅长击球而“日见亲信”
（19）（后录卷七），以致掌管禁军。他们“专为诌媚，以导人主，竞作淫靡，
以荡上心。”（14）（卷四，靖康元年三月十八日）《宋史·佞幸传》有朱※，
十分恰当；无高俅，是个失误。所谓佞幸，指因谄媚皇帝而得宠幸之人。除此而
外，六贼之中，一半为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杨戬、谭稹性巧媚、善奉迎，
不足为奇。但凡皇帝宠信的宦官，原本即是标准的佞幸。
六贼之中，土大夫大约也占一半。奇怪的是他们无不堕落为佞幸。士大夫的
地位、角色、处境乃至生理、心理都与宦官同。大臣系天子的辅佐，宦官为皇帝
的奴才。依照当时的观念，士大夫的行为理应有别于宦官：“宦者以承顺为事”，
“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37）（本朝六：中兴至今日入物下）如大臣居然
与宦官一样奴颜媚骨，人们将嗤之以鼻，“真奴隶之材也，何以士大夫为。”
（13）（诸录杂记：朝野佥言）王黼不仅出身进士，而且身为宰相，他“每人禁
中，为柔曼之容，效徘优浑话，以悦上意。”（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
十四日）。《宋史》将他列入《佞幸传》，实属准确无误。王黼善佞，说怪也不
怪，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已经成为风气。蔡京作为资深士大夫、老牌大官员，
“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13）（卷四十九，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同
样是个十足的奸佞。李邦彦虽自号“李浪子”，但毕竟上舍及第，跻身士大夫行
列。他拜相后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在相位“惟以
诌佞取容”，（13）（卷二十八，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与宦官者流并无二致。宣
和年间官至领枢密院事的蔡攸，起初无非“垂髫一顽童尔”，但已获得赐进士出
身。其父蔡京叫他“日与陛下游从嬉戏”，诸如“花栽怪石。笼禽槛兽”之类，
既让徽宗“不知天下治乱”，（35）（卷十一，崇宁五年二月丙寅）又使蔡攸博
得徽宗欢心。蔡攸得宠后，“其家为复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连
夜不止”。当时人指责蔡攸“长于柔佞，自幼出入宫禁，与内侍无异，专为优伶
之态。”（13）（卷五十六，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有人更是一语破的：“攸
盖弄臣。”（14）（卷九，靖康元年七月十日）弄臣者，皇帝所亲近玩狎之臣也。
足见，北宋晚期最高统治集团的结构已由从前皇帝加大臣的局面蜕化为昏君加佞
幸的格局，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总之，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
重任。杨时在宣和年间就指出：“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7）（《杨
时传》）北宋行将覆灭之时，人们不禁喟然长叹：“中国（指北宋）无一男子。”
［14］（卷十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无一”二字虽然言过其实，但此言大
体属实。而其上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将正直的士大夫几乎完全排除在外。当时
人罗从彦强调：“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
下无嗟怨。”（38）（《议论要语》）北宋晚期，奸佞横行，其结果必然是朝廷
决策失误甚多，天下嗟怨之声四起。徽宗狎近佞幸，佞幸诱惑徽宗，徽宗昏庸日
甚，佞幸权势日增，“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7）
（《徽宗本纪·赞》）
四、理念和基业的脱节
有必要指出，北宋士风极坏这一论断尽管出自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笔下，
但仅适用于北宋晚期。他甚至对范仲淹横加指责，则极不公允。（39）（46－47
页）对此，已故美籍宋史专家刘子健在《梅尧臣＜碧云※＞与庆历政争中的土风
＝（40）一文中，已予驳正。力主北宋士风较好的学者高度肯定土大夫阶层“以
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入世苦行的精神与崇尚气节的情怀。（41）（1－
42页）（42）（441－579页）这些肯定性的论断并非向壁虚构，并且很有见地，
但仅实用于北宋中期，至多包括北宋前期。北宋的士大夫阶层的确曾经颇有生气，
他们对北宋建国百余年的长期稳定发展并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届一指的先进国家，
确实贡献不小。然而时至北宋晚期，土风大变。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竟如此堕落，
原因究竟何在？
前面已经讲到，土风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根植于政治黑暗、天下
将乱的时局；奔竞之风愈演愈烈与员多阙少的矛盾有增无减关系极大；太学生整
体素质的下降是朝廷实行利诱与箝制相结合的方针的结果；台谏官堕落为宰相的
工具是由于宰相操纵其任命大权；好官无好人、昏君加佞幸格局的形成是徽宗宠
信佞幸的恶果，加之昏君与佞幸恶性互动，以致朝政腐败混乱到极点。然而所有
这些，均属外在原因。
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的堕落，更有其内在因素，关键在于士大夫阶层自身具
有两重性。他们既在理念上追求高尚的人格，又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以天下
为己任”这一精要之语，简洁地概括了北宋士大夫特别是其佼佼者的人格追求。
何况在他们看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43）（《孟子·
万章章句上》）并且强调：“从义不从君”，“君有不义，不从也。”（44）
（卷三，贞观十六年“臣祖禹曰）正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人格追求，
士大夫们往往以道义的承担者自居，不惜面折廷争，力图以道驭君。在他们当中，
被称誉为“鱼头参政”、“铁面御史”、“独击鹘”、“殿上虎”者大有人在。
这些绰号将北宋士大夫的气节与风格和盘托出。他们一旦出任翰林侍读、侍讲学
士一类的职务，往往将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既在政统上定位为君臣关系，更在道统
上定位为师生关系。程颐在崇政殿说书任上，对哲宗敢于严格要求、勇于直言规
谏，即是其例。他们一旦拜相，力求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变为现实。如据马元卿
《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在相位，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
反复诘难，使人主服若乃已。”（45）难怪以敢作敢为著称的神宗也曾叹息：
“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在场的士大夫居然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46）志在天下的王安石与志在逢君的蔡京，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人格追求并无深厚的经济基业作保障，他
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当时出身“措大”即寒士的士大夫为数不少，其
生活来源主要仰仗于朝廷给予的俸禄。如杜衍虽在仁宗时官至宰相，但仍说：
“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
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47）（《丞相祁国杜正献公》）仁宗、
哲宗时三度拜相并官至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文彦博，其情况与社衍相似：本
“一书生耳”，皇上“一日欲罢之”，则又“一匹夫耳”。（22）（《文潞公平
章重事》）名公巨卿尚且如此，其他官员更不足论。对于大多数既无多少基业，
又无任何技艺的士大夫来说，难免将朝廷观为衣食之源、将皇上视为衣食之父，
很难不看皇上乃至权贵的脸色行事。为了摆脱这一尬尴境地，某些士大夫深感没
有独立的经济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力图创基立业。他们颇有感触地说：“人生不
可无田。有田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
失气节。”然而时至北宋，求田问舍，谈何容易。其时，土大夫为官“三十年，
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者不乏其人。（48）（卷十一）这种现象出现在
“贫富贵贱，离而为四”，（49）（卷二）富与贵、钱与权趋于分离的宋代，绝
非海外奇谈，完全可以理解。（50）
综上所述，北宋的士大夫阶层在皇权面前，既有倔强的一面，更有软弱的一
面。何况他们好名太甚。宋人曾经作过比较：“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
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51）（卷下）尚名好贪的士大夫极易滑入
“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2）
（《沧州精舍又谕学者》）贪利禄实可视为北宋士大夫的劣根性。如果说其劣根
性与软弱性在北宋初期及中期尚处于时隐时现的状态，仅突出地表现在少数人身
上，那么到北宋晚期，本来就具有软弱性的士大夫阶层在迭经打压之后，大多屈
从于专制皇权，而其劣根性则在朝廷的利诱之下暴露无遗并恶性发展。从某种意
义上说，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的堕落实属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