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7000米，不是高考北大的分数线——从北大罹难五子谈起 <转>

根据媒体报道，这次以在校学生为主而组成的北大山鹰登山社，不是根据山情季节去选择登山时机，而是根据自己学业空闲的暑期日期而决定了可以当运动健将的7000米以上高峰的时间，最终，这样严重违背高山登山规律的行为导致了悲剧，五名年轻学子在希夏邦马西峰的6700米处遭遇雪崩而罹难了！消息传来，人们都在为此事嗟叹不己。

北大五子罹难消息公布之后，三年前山鹰社的一位同样在高山遇难的女学生的哥哥在媒体上发了《至山鹰社的庇护者们 》一文，该文作者在痛苦追忆了自己妹妹的事情以后，说了一句很惊心的话，他说：“如果山鹰社把自己的目标定义在业余爱好，而不是为了那什么首次... ”，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这位遇难的原北大女学生的哥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导致这次北大学子高山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这，就是普遍存在于北大校园文化氛围中的事事都想争第一的价值观。这就是说，北大学子的这种奇特价值观，恐怕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了。

政 治方面。中国近现代史上，北大一直是个很出风头的地方。中华民国时代，北大是五四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策源地；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曾经在这里掀起过所谓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北大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源之地；当然，1989年，这里的学生运动也曾引发过一场全国性的社会动乱……

文 化方面。文革前，北大一直就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文革后恢复高考，中国的教育全面进入了一个应试扭曲时代，在这样扭曲的应试教育时代中，北大一直就是接纳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的主要地方。中国教育界的师生们，都以能够进入北大门为荣；学子们一旦考入北大，他们自己也好象进入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奇特心理状态中，他们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事事都要争取全国第一。今年，甚至还爆出这样一条新闻，说是国内许多因为报考北大而被高录取线卡下的落选高中生们，都选择了回高三复读，他们，大有非北大门不入的人生信念。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存在着“忠臣不事二主，节妇不奉二夫” 的社会扭曲现象，那么，在当今中国的教育领域中，就千真万确已经出现了“俊杰非北大门不学”的扭曲现象了……

经济方面。1980年代初期，北大掀掉围墙，建立了一个中关村，这里，不仅仅发动了中国商业电子科技事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浪潮，还引发了中国经济改革领域里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经济现象，甚至还为中国栽培出了一大批自视甚高的“中产阶级”来……

百年来，由于中国的种种历史原因，北京大学，这样一所仅仅就是地处于北京地区的文理大学校，就这样奇奇怪怪的充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的一个标志、领头羊、旗帜，把一个大中国总是搞得一楞一楞的。

其实，细心人只要一考证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奇特地位，不难发现，许多事情，并非北大人真的就走在了时代的先进行列。这就是说，北大的奇特历史地位，本质上是在中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还处于混沌转型时代，由一些混沌的中国人所炒作出来的！或者说是由一些思维方式不自然的人通过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手段而操作出来的！这，就和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追捧明星的经济文化现象及“抓典型”的政 治文化现象，是一样的道理。

百年来，中外人士总是习惯把近现代史上的北大，看成是带动中国“破旧立新”的的社会象征，但是，当我梳理了北大的许多事情以后，就不能不发问一个问题，这就是：近现代史上的北大的敢当人首的文化价值观和其在中国影响全国的特殊地位，是不是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一块病痛？！

中国在秦汉以后，就全面进入了一个以士大夫为国家运转中心的国度。隋唐之前，中国的士大夫大多还是“一贯三为王，推一合十为士”（《孔子集语》卷上）之人，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国士大夫们还是一个以探索各种自然和社会问题为自身乐趣的群体。但是，当中国在隋唐时代产生了科举，而且，当这样的科举制度极大冲击了过去的受教育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以后，也同时异化了一大批中国的文人，给中国社会直接带来了功利主义的文人观。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科举时代，中国的文人阶层中开始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同时并存的奇特历史现象，甚至，他们将自己的功名效应波及到了家族和地方政治社会生活中。那时，中国社会在出现了一批象范仲淹那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之士的同时，也同时孕育了一大批终生都在追求个人人生中的“金榜提名时，洞房花烛夜” 为两大快事的异化文人。

中国本土中历来就存在着道家和儒家的两种人生价值观，道家提倡无为自然，要求人们在道德上回归自然和本心，不断“得鱼忘筌”的向前进。所以，中国道家的人生价值观，是教导人们通过社会理论与实践，去追求一种当事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快乐。中国儒家提倡仁智勇，要求人们在社会理论实践中去勇敢实现博爱和智慧。应该说，中国早期道家和儒家的人生价值观都是很不错的，都符合现代化的人生价值需要，也没有什么极端的集体主义理念和极端个人主义理念同时并存的异化现象。

但是，自中国宋朝产生了排异自尊的程朱理学，且中国的科举在宋朝取消了科学技术行业人才的选拔，仅单取通晓政治大学的进士科以后，中国的社 会文化氛围便开始全面出现了异化情况！一大批中国的文人在这样的有严重缺陷的科举制度下，出现了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利他主 义同时秉承一身的奇特行为心理现象。

凡是考证过中国历史文化现象的人都可以发现，中国在科举昌盛的明清时代存在着许多文化悖论情况，这就是，一边，科举本身压抑和限制了中国的文人种种自由思想和行为，遏制了他们的个性发挥，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文人也在科举功名制度下变异得十分放肆，他们总是将自己看成为是什么“文曲星下凡”，本事不大，过场却不小。比如，明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象《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那样的科举奴隶和科举贵人，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象将自己终身泡在美色和结社空谈之中的各种清高党徒。这就是说，中国在宋朝以后，中国文人社会中的极端个人功 利 主 义和极 端集体主 义现象，总是扭曲得就象一根“天津大麻花”！

民国时代，中国的许多文人打着旗号要“破旧立新”，要彻底埋葬什么这个旧文化和创造什么中国新文化，但是，综观他们这些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一生言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这些人其实在自己的一生中并没有超越出以上所说的中国宋朝以来的扭曲文人现象！这就是，他们依然还是一批将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理念集合于一身的“怪物”！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鲁迅亦如此……

中国科举制度造成的这种将极 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奇特集合一身的社会文化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考证这个问题并不高难，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在“科举取仕” 的本身上。因为，社会文化文明的本性是多元和谐并存的，但是，科举制度却总是要根据什么什么条件去分出人中的高低来，且以这样的科举标准去决定人的社会身份，这样，当然就背离了人类文明文化多元和谐共存的本质，从而使得处于科举选拔之中的文人的人性也相应发生了异化，他们在什么场合都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好大喜功，出风头，重名轻实，炒作做秀，追求极端等一系列扭曲情况也将随之发生！

早就有社会学家指出，当一个社会的哲学出现了“一与多”的长期糊涂，当一个社会在经济、文 化、政 治领域里出现了森严等级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僵化了，其必然走向衰退！

一个处于自然无为状态中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激发出个人潜能的，也是最具有自我危机意识的人，这样的无为自然的社会，也必然是个整体能量很大和自我安全意识很强的社会。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说明这个问题，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将一群仅仅能够爬行的婴儿放置在一块大玻璃上，他们在该玻璃下挖了一个深坑，结果实验发现，这些婴儿一旦爬到这个深坑前，他（她）们全部自动转移了自己的爬行路线，因为，只要人的天性不被种种社会理性所压抑和限制，他（她）们自己往往天生就有一种自我判断危险和自我保护的知识能力。

而另外一种例子就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在评论外国一些球员之所以经常出现先赢后输的情况的时候，很幽默的说了一句话，她说，一个真正的竞争者应该是心态自然的，只要当事人一产生要当什么当什么的想法，他的动作就会扭曲变形，结果当然就不好。其实，邓亚萍说的这个道理在战争和科技中也是这样体现的，战场上，被打死的往往是那些怕死和想当英雄的人；而科技发现和发明，也大多出于那些名利思想很淡泊的人中。

最后，笔者认为，“我想探险”，和“我想让别人知道我探险”，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理念，过程与结果，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人还是给北大减点压吧，不要把北大看得如何尊贵，这样，北大也许就不那么浮躁了，也许北大人今后也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