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来到了浙大，成为浙大的名誉教授，并且做了一场名为《膜的美丽新世界》的公众演讲。这引起了浙江及周边省份的一个霍金热。报纸在头版作霍金专题，电视新闻连篇累牍是对霍金的报道，街头巷尾，只要认识几个字的，都会聚在一起讨论霍金。而那场在浙大邵逸夫体育馆举行的授衔及演讲仪式，由浙江教育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场面热烈，气氛空前，不少大学生齐声呼唤着霍金的名字，激动不已，甚至超过李玟、林忆莲、张学友的个人演唱会。

我是乡下人，没有福气到浙大现场聆听霍金先生的演讲，但是我以前看过《时间简史》这本书，知道霍金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于是直播那天，我就呆在电视机前，一睹大师风采。

大师自然是大师，他的演讲，对于我这个文科毕业生而言，理解起来还真有难度，我想这是尖端的科学理论，能理解一点就理解一点吧，还是努力听完了。但是当现场记者采访了几位头面人物以后，我就不那么舒服起来，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误解了霍金先生，如果在场的人们都是这样的看法，我想，霍金先生这是明珠投暗了。

原来几位头面人物都把霍金看成了一个身残志坚的人士，强调我们要学习霍金这种精神，用到自己的学习研究中去。这样，我想，不如不要请霍金先生了，还是请张海迪吧，她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标兵，再来演说一次，大家温故而知新，不负孔老夫子的教导，何苦不远万里到英伦请霍金先生呢？霍金先生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冒着千辛万苦来到浙大，据说，从宾馆到邵逸夫体育馆这段路，霍金执意要步行前来（就是让推车人步行），表示重视，也够难为他了，要是仅仅表扬他身残志坚的话，不值得。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叫我们学习他身残志坚、省府要人叫我们学习他身残志坚、浙大学生也说要学习他身残志坚。那位代表浙大学生献花的幸运小女生口口声声说霍金是她的偶像，唉，霍金来到浙大，竟沦落到了郭富城、周杰伦之类艺人的地步，真是替他感到不值。

想来想去，我明白了，可能大家还是把这次活动看成了一场“秀”，就像巴黎的时装展示，或者某位明星的见面会。鲁迅早就说过了，我们中国多的是“看客”，霍金面对的，也仍旧是众多的看客。他的理论是尖端的，因而懂的人就不多，我想浙大的潘云鹤校长应该是懂的，可惜没有采访他。但是我们不是喜欢总结意义么？霍金到来的意义，毫无疑问，只好从身残志坚上来做文章。什么叫身残志坚，只要内心坚强，努力拼搏，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这还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版本？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人来说一句，哪怕仅仅一句，霍金身上体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什么，是一种纯粹的探索未知的求真精神。这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所缺少的。李约瑟说我们只懂得技术，而不懂得科学，说的很对，这要从我们传统的哲学里来找根源。李泽厚概括儒学是一种实用理性，于是我们做事，总是讲究实际，能够获得什么好处，什么现实的利益，功利性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于是，我们从来不会去追究没有实用价值的空洞理论，做一件事之前，先要询问：“有没有用？”而科学，恰恰是一种无用之用，我们知道科学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力量，但我们不知道推动科学进步的更加伟大的科学精神。

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进行启蒙，这自然不错，但是那个时代人的局限在于，他们内在的心理结构，仍然是儒家传统的，于是他们注定达不到伏尔泰、卢梭的那个时代。我们一直确服于一个结论，就是“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救亡难道就一定跟启蒙矛盾么？难道为了不做异族奴隶，我们就甘心做本族的奴隶？甘阳指出，五四那一代人，仅仅是将“民主”作为一个手段，而远远不是目的，那么，科学就更加如此，我们深沉的心理结构，仍然是实用的，于是，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便不能够在中国真正生根。

法国人佩雷菲特写了一本《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也讲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从唐末到公元1840年的1000多年间，社会进步停止了，我们一直重复着原来的生活，而政治上却日趋僵化。黑格尔指出，中国没有历史，有的只是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进行统治而已。我们自己的话叫做“彼可取而代之也”!而西方文明，直到现今还在生长。在科技上，他们将眼光伸展了目力所不能涉及的遥远的宇宙，政治上，甚至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出现，都指日可待。根源在哪里？还是要从我们的社会的根基，哲学上去找原因。列文森在《儒教中国极其现在命运》一书里指出：“这些带有经验论头脑的的清代儒者，也具有唯名论者的良好素质，对科学精神不感到困惑，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与其前辈相似，就能导致科学的产生。”

霍金来了，带来了科学精神，他的演讲对于我虽显得不那么好懂，当我还是听出了他的人文关怀，他无处不在的幽默。他离开了，我却不知道会有什么留给我们这些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