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养狗，无钱上学

见到城里的先富起来的人溜狗，就想起乡下仍然贫困的失学儿童。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也养狗（泛指各种宠物），但是人家没有那么多的失学儿童；而发誓要消灭社会一切不平等现象的革命者的继承人，似乎对此等现象早已见怪不怪。

中国有人口统计，没有狗口统计，因此不清楚中国的城里人总共养了多少只宠物狗。据说重庆市一天里辞别主人而死去的宠物狗平均为2000只，长江上漂浮的死狗不计其数，有爱心的人正在考虑为宠物修建墓地，火葬场也在考虑为宠物开设专场服务。

买一只宠物狗，便宜的几十几百，稍贵点的几千几万。养一只宠物狗，扣门的少说一年也要花300元，平常的一年要花3000元上下，阔绰点的人家养一只宠物狗一年花30000元不算多。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300元钱可以帮助一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上一年课，3000元可以够乡下人送10名儿童读书，30000元就等于100名农村孩子一年的学费。

富人养狗，穷人失学，这不是一个革命者追求的理想社会。每年9月1日开学前后，都是那些因家庭贫困而上不起学的人最痛苦最受煎熬的日月，他们眼睁睁地望着学校的大门，却被一道钱的门槛拦在了门外，儿童上不起小学，少年读不完中学，青年读不起大学。

问题是，宠物养得再多，也提高不了多少国民素质；失学人口再少，也会降低民族生存发展能力。中国一方面有如此多的失学儿童，以及中途辍学的青少年，同时却又有如此多的花样翻新的宠物。显然，这里存在着相当不合理的也是愚蠢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现象。

发现问题，说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一个来。应当说，这个问题不是或者不都是养狗的城里人的责任，而是政策的责任。政策原本就不应当允许失学者存在，或者说在社会存在大量失学者的情况下，政策不应当让一部分人富得把大笔大笔的钱投入到宠物身上。

当然，社会财富整体上的分配不公，既有历史的地域的客观的因素，也有人为的政策性的原因。但是，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其政策理应能够及时地调节那些客观的或主观的不公现象，其官员理应有道德、有能力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首先应从自身做起）。

笔者多次指出，对于大量的失学者来说，所谓的希望工程只能是杯水车薪，真正的希望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农村社会结构及其落后的农业生产力，用一代人的时间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之中，撤村进城，一步到位。这种人口大转移能否成功，关键就是各级政府必须用实际行动加大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投入力度，杜绝失学儿童大量存在的现象。为此，有必要建立失学儿童公报制度，任何一级政府都要定期向社会公布本地区失学儿童（包括失学青少年）数字；凡是失学儿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方，其教育官员应受到撤职处分，其政府首席官员应受到降职处分。

事实上，教育投入不足，失学儿童大量存在，乃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现象。这种政策浪费的是国民的智力资源，因为没有得到现代文化科学信息教育的国民，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国民，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埋没掉了。从世界各民族生存竞争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的不智，它表明管理这个民族前途的某些官员可能存在着低能、低效、偏见、短视或利令智昏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城市里生存的农民打工者子女，同样存在着失学问题、无学可上问题，以及卖花女、乞讨儿、拾垃圾儿童等等与现代化大都市形成贫富尖锐反差的现象。此外，我国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仅没钱上学，而且没钱就医，尚未摆脱饥寒交迫的生存状况，这与那些有钱养膘、有钱减肥的人，也形成了一道道刺目的风景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教育对策和政策，既不应当换汤不换药，也不应当换药不换汤，而是又该换药，又该换汤。遗憾的是，尽管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社会群体，可惜他们没有相应的话语权，代表他们利益的都是城里人，其结果就是一方面有钱养狗、另一方面没钱上学；而这正是农民利益总是被忽视的原因所在，也是农村失学儿童眼巴巴等着城里人施舍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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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 200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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