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身高一米六左右，上穿绿色军干装，小平头，方型脸，浓眉大眼，表情严肃但慈祥，不善言辞，说话时嘴型有特征，沉稳而坚定，思维敏捷。偏黑。大概三十五六岁。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就在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军长。因为他的神态象电影南征北战上的那位军长，不是那位李军长，是那位张军长。 这是我初中毕业时的数学老师，姓郑。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其它特殊关系，平常也没任何来往。离校四年没见，老师依然风度偏偏。他非常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让我受宠若惊。他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在干农活，因为没有关系，也不能干一点轻活，就象计分员，会计，民办教师之类的，只能干最笨重的农活。他似乎很能理解。他突然帽出一句话： “你来跟我读书吧，以后会有用的，你会很优秀的。” 我半张着嘴，瞪大了双眼，惊伢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他看我傻呼呼地半天不说话，又详细地说，粉碎四人帮后，形势会有很大的变化。他鼓励我说，我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中非常优秀的学生，又有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劳动训练，一定会更优秀更出色。他现在是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很诚心地想帮助我。他记得我是七三年唯一被政审给审掉的学生，据说其它选举上的学生都上了高中。 我们在公路上同行了十多分钟，很快就分道了。他可能认为自巳只是在鼓励一位学生，哪里知道，他的一席话点燃了我心中渴望知识的烈火，再也无法息灭。回家后立即筹划。当时我是一个农村的社会青年，莫明其妙地要逃避农活，再去上高中读书，来历不明，动机不纯，阻力重重。得一步一步再去找人办手续想办法。生产隊长和隊委会要同意，大隊支部要同意，公社教育组要同意，学校也要同意。 无论如何我要立即行动。第二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去找公社教育组长，这位同志很好，让我直接去找学校，学校也很顺利。问题又回到了生产隊和大队支部书记。就是在我初中升高中时扣压掉档案，阻止我上高中的那位王书记王大人。王大人会怎么办呢？不管怎样，我必须去找王大人，志在必得。 这是深秋昏沉沉的一个傍晚。我径直到王书记家里去找他。事先想了许许多多的可能。我觉得王书记没有理由再拒绝我。一方面现在要去的这所高中，只是曾经的初中，因为七五七六年高中普及，增设了高中班，只是一所普得不能再普的农村中学。另一方面与我同年令的人因为上学晚加上有机会上高中，有些还正在读书。加上这又不是征兵招工那些难得的机会，会抢占别人的指标。而且我和王书纪还有过一段不错的友谊。 那是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夏收季节，我们生产隊小麦收割后，由于阴雨，快发芽了，要赶紧脱粒。大型脱粒机按计划早该我们生产队使用，邻大队占有脱粒机后不执行计划。这一天中午王书记带着我们生产队三十多号青壮年，准备去強行将脱粒机拉走。 到达对方现场后，王书记用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棒下掉皮带，停止了脱粒机。然后将他汗渍渍的白棉布衬衣扔给我，自己爬到脱粒机顶上，拍着胸脯吼：”今天谁要想开动脱粒机，就先碾死我。” 看着王书记那么勇敢果断，大公无私，冲锋在前，挺佩服的。心想这脱粒机肯定能拖走。对方群龙无首，都在看热闹，后来人越来越多。过了一会，他们的书记来了。这可是一个见过世面，很走红的书记。毫不含糊，一边骂着他妈的，搞邪门了，胡搞到老子家里来了。一边指着顶上的老王，号召他们的人：“把这狗日的跟老子拖拖拖拖下来。” 众人激动起来，我们的人少，有的人先开溜，接着一个一个都溜了。我没经历过打群架，这阵势很惊心动魄的，不知该怎么办。钻进了对方的人群，邻大隊的，有些人我认识。 对方上来四五个人，将老王从顶上拖下来，按着头，将他架飞机从禾场中央拉拉扯址推到公路边，并没有拳打足踢，只是使劲将他推倒在路旁，骂着狗日的！滚！去你妈的！ 然后扬长而去。 我一直跟在后面，赶紧上去扶起老王。老王五十出头了，这么一气，脸色铁青，气喘嚅嚅，我担心他出什么事。挽着他漫漫走了好远，他才缓过气来。后来我们两又走了好几里路才回家，一路上没说话。只是在分手的时侯他很轻很轻地对我说了声谢谢。其实他跟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我们的麦子烂了他不会受任何损失。听说后来他为抢脱粒机这事还受了上面的批评，因为没有发扬龙江风格。 不知不觉到了王书记家。家里面很暗。王书记在家，因为生病发高烧，躺在床上。看着我进来，他坐起来，让我帮他弄碗水。我找了一只碗，从大水缸里给他弄了一碗水，发现有许多沉淀物，让他稍等一下再喝，然后站在他房里。等他喝完水舒缓了一下后，我说明来意，直截了当告诉他我要去读书。 实在大大超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听完二话没说马上就同意了。后来他还说了些其他的事，好象在解释过去什么的，我因为太激动，其它的事都没太在意听。 从老王家出来，我高兴极了，吹着口哨，打着响指，激动地往家赶。尽管是乌雲沉沉，却觉得晴空方里，阳光明媚。几天以后，我又背起书包走进了那所农村中学。这是一九七七年的金秋十月，大概一星期后，人民日報1977.10.21 第1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高等教育招生改革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