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班是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和武大高级研究中心合办的一个项目。从我个人来说，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 1998年，郭齐勇教授到美国访问，在我家中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于是开始筹划，四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们才刚刚搭起了这个架子。 我很愿意谈论普林斯顿大学，它的高级研究所。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美国一个大家族给普林斯顿捐了一大笔钱，普林斯顿大学就用这笔钱办起了高级研究所，在数学、物理、哲学等领域开展研究，他们从德国哥廷根大学挖来了爱因斯坦等几个大师，包括后来美国的核弹之父奥本-海默等，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因此迅速成为美国一流的学术研究中心。李政道、丘成桐等就从那里出来。它的历史学科，只有六个教授，根本不教书，每天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比如艾历克、马斯金等人。所以教授不在于多少，而在于他是否有真学问。

大学是干什么？大学的精神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国内目前已经有一些讨论，我只想举出一个说法：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翻译成中文就是“没有用的知识的有用性。”这是亚伯拉罕-夫莱克斯勒说的，他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创建者。我觉得这是大学精神的精髓，大学就是要研究那些与实用主义无关的问题。大学、研究所应该成为人类高贵精神的守护所，最精粹思想的栖息地。如果国内大学还奉行当前的教育思路，也许可以教出几个富翁，教出一些工程师，但思想家就很难出现。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人问：为何哈佛大学不办工学院？“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我们的工学院。”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哈佛的校长，他就有这样的认识。同样的道理，普林斯顿至今没有商学院，耶鲁的思路也一样。

我还在想我们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从1924年到1928年，只办了四年，却已经培养出那么多人才，其实也只有王国维、陈寅 等四个导师，要是能办到四十年，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哈佛、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学习呢？ 至于开办国学班，当然有个人原因。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和传统文化隔绝的一代，今天有谁还背得出《全唐诗》，谁还敢说自己是国学大师？不把一些原典书看得滚瓜烂熟，怎么能研究？ 我接触传统文化其实很晚，直到1991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看原典，《四书》、《资治通鉴》、《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我想不管怎样，这些原典，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要有人去思考研究。我为中国文化感到伤感，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搞国学班是开倒车，但中国如果只有这么些人开倒车，又有何不可？默默耕耘就是了。我个人以为，100年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处于被摧毁的状态，我们浪费了一百年时间，现在又不得不转头回来。 我时常在想，从过去的那个时代走过来，我们见证过中国学术界最衰亡不堪的一面，从斯文扫地，到今天的慢慢恢复了一些生机，是有人付出了努力，我们希望能亲身经历中国学术的振兴。 我自己是搞经济的，但我觉得实务不过瘾，形而上的东西更有魅力。哈佛培养了那么多中国博士，但是你看看，有几个人在做教育？总要有人干些形而上的、不那么急功近利的事。

中国没有洛克菲勒这样热心教育的人物，我们只好小钱办大事。我把自己看成是个拎包的，干活的，一个打工仔。我跟郭齐勇老师说，我们要二十年夹着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准备二十年不发言，看能不能培养出几个合格人才。 其实一张纸，一只笔，一个厕所，就可以做学问，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条件，还培养出了杨振宁。我们高级研究中心的资料非常丰富，全世界最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刊物都有，国学班开办后，还会延请名师来武大授课，我想，这对同学来说，都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做法，比如说规定同学读竖排书，教材方面，会用一些国外一流大学，比如芝加哥、普林斯顿的教材。

我个人总有紧迫感，今年五月，我就年满四十岁了，总想是不是能多作一些什么事。我就经常说，如果有公认的国学大师，我们中心情愿出二十万美金的年薪，请他到武大来当教授。 高级研究中心，在我心中是个非常神圣的名词，我不敢有一丝的玷污。 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跟在陈寅 、吴 先生的后面，做点事情，拣一点鞋子而已，25年后再见分晓吧。(本文系根据电话采访笔记整理而成，还未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