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悉尼·布雷内等三人，他们获奖的原因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正确选择线虫作为模式生物，发现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则。然而，了解布雷内研究过程和我国现行科研体制的专家称，类似布雷内的研究很可能在中国难以获得支持，此次获奖的科学家如果在中国有的可能在早期就被淘汰，这些问题应归咎于中国学术界的浮燥。

　　布雷内是分子生物学奠基者之一。他在１９６５年第一次研究线虫，直到１９７４年才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其中经历了长达１０年左右默默无闻的打基础时间。但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线虫研究逐渐受到国际认可，目前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布雷内三人的成果，研究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新方法。不久的将来，“程序性细胞死亡”机理研究可能在人类战胜疾病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中国现在缺少鼓励和培养布雷内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的环境。中国科学院的有关负责人指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影响科学界，科学界不再是一块净土。一些不良行为时有发生，一些腐败行为在各种形式掩盖下滋长。”揣测上级兴趣、追逐媒体热点成为现在一部分中国科学家的致命弱点。但科学是严肃的、无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指出：近十余年来，我国出现过不少得到领导大力支持和新闻媒介广泛宣传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在科学界的同行中却不见得有很大影响。造就这些成果的所谓‘科学明星’不少已经成为科学史上的笑柄。

　　在中国，科研投入、人才数量等客观条件比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仅美国卫生研究所（ＮＩＨ）２００３年的预算就超过２７０亿美元，而且前几年的预算额一直保持每年１５％以上的增长率，这一点中国目前很难做到。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官员苏容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不仅在政府投入方面，中国与美国有较大差距。而且美欧的大公司也会进行研发投资，中国公司在这方面还明显不足。中国科研工作缺少帅才。”

　　在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中国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但怎样判断“何所为，何所不为”，成为中国科学界面临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目前引入海外专家评审团，对国家重大项目进行评价，并在考虑建立外部评审机制。但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自然》、《科学》杂志审稿人饶毅认为，中国科学界应该把脚步迈得更大一点，在科研的各个环节全部实施评审委员会制度。评审委员会不应仅是提供建议的机构，而应有最终拍板的权力。在科学研究中，如果让行政人员做最终决定，很容易出现偏差，容易上科学骗子的当。行政人员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挑选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监督委员的工作，保证评审委员定期更换，而不是直接参与评审。

　　在挑选人才时结合评审委员会制度，将能够弥补目前仅以论文数字评价人才而出现的问题。此次诺贝尔奖获奖者之一英国科学家约翰·苏尔斯顿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一共只发表了不到４０篇论文，有些年份根本没有论文。如果仅以数字选才，苏尔斯顿这样的人可能就会被埋没。

　　不过，任何制度都要由人来执行。如果执行人居心叵测，再好的制度也得不到好的结果。邹承鲁指出，评审委员必须秉持公正的心，否则“同行评议同样可能产生问题”。

　　网上打击学术腐败的领军人方舟子指出，保持科学道德的除了要求科学界加强自律以外，要靠舆论的监督、认真的调查和严肃的处罚，要靠一个案件一个案件的具体、公开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