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易宪容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籍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史密斯教授（VernonL.Smith），以表彰他们对现代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卡尼曼“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从而解释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史密斯则“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时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人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冲破经院哲学与神权的桎梏，纷纷为自然与世界立法，也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会和人类生活。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特别是当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之光照耀经济学的研究之后，现实的人都被约化为一个简单的孤立的数学模式中的理性人。特别是在阿罗和德布鲁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起现代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后，有人就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实际上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学说是无法通过经验科学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的，也无法观察现实人的经济行为。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与实验心理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问题了，并试图以此来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这也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依赖于对人的心理分析，依赖于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了解。而这些研究大多数扎根于两个有着明显区分但目前却可能融会在一起的领域，即认知心理学家有关人的判断和决策的分析和实验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性检验。

目前兴起的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管理决策科学及实验经济学等都是这种理论的种种尝试。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与卡尼曼则分别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可以说，今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史密斯和卡尼曼不仅拓宽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是人的理性行为，也可以是人的非理性行为），而且激发了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既然对理性人、期望效用理论等经济学的最基本假定都可以质疑，那么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其他假定不也是值得人们重新审视吗？也正是这种审视与反思，现代经济学将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革命。

当然，无论是从行为经济学还是从实验经济学来说，尽管今年它们获诺奖对其融入主流经济学是一个好开端，但是它们真的有用吗？其结论真的可靠吗？这样一些问题必然会引起人们十分关注。因为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都渗透了太多人为的因素，这就令人怀疑它能否真正反映真实世界的状况了。这些研究尽管开辟了一个新视野，但是实验的设计总是会舍弃很多真实环境，而且实验者的人为性与真实的经济行为会相去甚远，这就给运用其结论来观察现实的经济行为增加不确定性。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它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到研究的有效性和潜在的经济意义，这就使得这些理论要想很好地融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变得不容易起来。

他们的理论Ⅰ

卡尼曼理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两倍

在传统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效用。

但是这种假设与人们实际经济活动相去甚远，比如你会看到有人为了省5元而花6元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或者是你也会看到有人花不少钱为一件家具购买服务合同但这家具根本不会坏，或者是当股市繁荣时股民会欣喜若狂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诚惶诚恐地迅速出货，而这些行为都无法用传统的理性与自利假定来解释。

事实上，卡尼曼等人的许多实验和调查都表明了为何人们会从理论上看是理性的实际上却非理性，而人的非理性同样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卡尼曼就与他的同事特韦尔斯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实验，但是由于特韦尔斯基在1996年去世，因此特韦尔斯基也就无法分享这份殊荣。其实，几十年来，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都是这个领域里最早的开拓者。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时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或典型现象），但是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则并非如此，根据概率论中的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先验信息。

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识）。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面貌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之为坏人。再如，给出以下关于某个人职业的描述：“某女，31岁，单身，坦诚、非常聪明。专业哲学，在学生时代积极关心歧视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同时参加了反核示威。”然后要求实验对象对关于该人的八条表述按照准确性排序。其中两条是，“该女是银行出纳员”和“该女是银行出纳员和女权运动者”。结果85％的实验对象将后者的可能性排在前面。这个实验说明，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夸大了按“常识”得到的条件概率，也就是夸大了“典型”的作用。

而与典型示范偏差相关的一个示范性认知偏差是“小数法则偏差”。

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渐近于总体概率。“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1年指出，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来源是夸大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

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例如，如果一个金融分析师连续推介的几个股票随后的表现都很好，那么投资者一般会对之十分信任，反之亦然。“小数法则偏差”还表现为主体知道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但在主观上对已发生的小样本事件进行错误的估计，往往高估未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概率，如虽然人们都知道投掷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概率为50％，但如果连续出现多次正面时，人们总是认为接下来出现反面的概率很大，这也是人们赌博心理大增的缘由。

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把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经济学最成功的方面是预期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期望效用理论是其基础。它假设人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进行判断时总是理性的。

但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研究表明，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好像取决于结果与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也就是说，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会以自己的视角或参考标准来衡量，以此来决定决策的取舍。比如一个人在加薪时可能不会在乎什么，但如果要他减薪，问题就来了（如香港公务员减薪），即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过某个“参照点”人们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感受是相当不相同的。在这个“参照点”附近，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负效用）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值满足。简单地说，就是丢掉10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捡到10元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

卡尼曼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两倍。可见，大部分新古典理论关于偏好的假定都是缺乏根据的，人们的视角不同，其决策与判断是存在“偏差”的。

总之，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的规范研究成为可能。　　

他们的理论Ⅱ

史密斯理论：以往经济学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试验过的理论，这些理论仅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基于一个可以重演的严格证实或证伪的过程

史密斯的那篇《狩猎与采集经济》，早已成了研究人类制度起源最经典的文章。

史密斯教授不仅在今年表彰的实验经济学领域贡献良多，而且在拍卖理论、环境经济学、水资源研究、心理学、产权理论、原始采集文化、选择理论、哲学及经济人类学等学科方面都贡献很多。

今年史密斯教授获得诺奖是因为他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并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但这仅仅是他对现代经济学贡献的一个方面。

在史密斯教授看来，历史上，经济学的方法及论题曾被假设为一种非实验性的学科，它只像天文学或气象学而不像化学与物理学。

经济学家通常只会以有关的人类偏好及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成本与技术的假设，力图根据长期观察所产生的一些经济结果去理解经济学的作用。但是实际上，经济学与天文学有很大的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性对理解经济学方法有相当的意义。

一是天文学汲取了经典力学与量子物理中全部有关理论（而这些理论是在严格的实验室中产生的）。而经济学则没有一组相似测试行为的原理可能经受可控的实验性试验，这样也就无法为人的个体行为的研究提供可观察操作的基础。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相结合以建立起一条可沟通的桥梁。二是天文学的数据是由天文学家为了科学目的而努力收集到的，但经济学的大部分数据是由政府或私人机构为了非科学的目的收集的，所以天文学家对于他们的数据的科学可靠性是直接负责的，而经济学家则不然。

在经济学中，当事物的出现不像预期的那样时，更可能被认为是数据的质量有问题而不是抽象推理的准确和质量。但从20世纪50年代史密斯开始进行经济学实验，并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第一篇关于实验经济学的论文）之后，实验室的试验也就引入经济学的方法中，现代经济学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经济学的实验室方法就是为经济学家设定一种直接的责任，即把可控的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而这些过程也可以由其他实验室重现。正因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可控的，也就可能为这种研究提出数据采集过程的严格标准。

还有，在史密斯看来，以往经济学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试验的理论，这些理论仅是一种假设，它被接受（或拒绝）的基础是权威、习惯，或对于假设的看法，而不是基于一个可以重演的严格证实或证伪的过程。而实验经济学可以把可论证的知识引入经济学领域，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市场运作模式，同时，实验中的可控过程也是生成科学数据的基础。

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为了达到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史密斯教授及不少研究者从1956年开始进行了几百次市场行为的实验，并试图通过模拟市场交易、改变市场交换制度、观察实验人员的决策行为引申出市场运作的条件、交易特征、交易制度规则，对传统的经济理论重新进行评价。如史密斯根据实验提出真实市场不可能达到市场条件下均衡价格。

在史密斯教授的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中，不确定性下个人的偏好及市场行为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后来它发展为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负的所得税及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测量对电力、住房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上，从而使得把经济学整个研究确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

目前，在产业组织理论与反托拉斯经济学中，实验性方法已应用在检查垄断、合谋及有关反竞争性措施的影响上，应用到自然垄断及它对于规模经济、进入成本、可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关系等市场行为的研究上。而且作为一种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实验方式来把握人的市场行为，就可以从根本上了解现实经济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验经济学方法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途径。

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