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暑假期间，江苏省委党校与江西省委党校在庐山联合举办普法培训班，与会者下榻于香炉峰下的星子县委党校。我的同事L先生是北大法律系1984年毕业的学生，离校刚一年，身上当然留有许多北大的“残余”，如汗背心上的毛体“北京大學”等等。一天下午，L到瀑布下游泳，遇到一位庐山老农，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农：“啊！你是北京大学哒，了不起呀！”

埃尔：“没什么，北京大学的学生多呢！”

老农：“你是北京哪个大学哒？”

埃尔：“就是北京大学。”

老农：“我知道你是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多呢，你究竟是北京哪个大学哒？”

17年过去了，当年令我惊叹不已的庐山风景名胜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什么五老峰、三叠泉，什么中正故居、润之故居，什么白鹿洞、铁船崖，记得的仅仅是名称了；星子党校校园里的那块著名的石碑，几乎天天有人在上面搞拓片，但是，那石碑的东东究竟是米蒂的手迹还是颜真卿的墨宝，抑或是毛泽东的挥毫，我也一点记不得了；就连那位沉入龙潭而被我顺手救起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我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同事埃尔告诉我的那段对话，却怎么也忘记不掉，甚至一年比一年更清晰。

埃尔之所以把那段对话告诉我，是因为我也是那个“北京大學”的毕业生，他知道我一定会感兴趣。
我岂止是感兴趣，我简直是悲哀：那老农居然不知道北京大学，居然将“北京大学”等同于“北京的大学”，这怎能不让我们这些狂傲的北大学生悲哀？然而，让我感到悲哀的不仅是“山农的无知”，更有那“北京大學”的不可理解！

“北京大学多呢！”这句话有错吗？没有，它走遍全国是真理，走遍全球是真理，走遍太阳系仍然是真理。既然“北京大学多呢！”没错，那么“究竟是北京哪个大学？”就更没有错。
既然山农的话没错，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这恐怕就是我不能忘怀的原因吧。

北京大学，你究竟是北京哪个大学？！

北大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吗？北大的校友们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吗？如果你们回答不了，那么就不是山农无知，而是你们（北大及其校友们）无知！

商标法上有一个规则：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名称以至国家的名称不能作为商标使用。苏北一个贫困县里有一种地方名牌叫“泗洪特酿”，就是在商标法颁布后为了尊重法律原理而将自己更名为“分金亭特酿”的。泗洪县的干部们说：“泗洪特酿是人民心中的金牌。”南京市的百姓们说：“泗洪特酿闻起来香，吃起来甜，一瓶块把钱。”尽管如此，“泗洪特酿”仍然义无反顾地改成了“分金亭特酿”。但是，如同讲理的山农被视为无知一样，尊重法律的泗洪干部当然也是傻冒。君不见那“青岛啤酒”不是仍然叫“青岛啤酒”吗？那“南京香烟”不是仍然叫“南京香烟”吗？

不过，真诚的人们即使不懂法律原理，不知道有商标法的存在，他们也会追问：青岛啤酒究竟是青岛哪个啤酒？南京香烟究竟是南京哪个香烟？就像那庐山老农会永远追问“北京大学究竟是北京哪个大学？”一样。

话说到这儿，有人恐怕要打断我，理直气壮地为北大辩护了：大学不是工厂，大学的名称也不是商标，不能类比。法治那么完善的美国不是也有“美国大学”、“加州大学”、“佛州大学”什么的吗？如果你硬要追问“加州大学是加州哪个大学？”的话，那不能怪加州大学无理，而只能怪你自己无知。

是的，倘若将洋大人的做法拿出来作论据，鄙人只有认输的分了：北京大学，你就还叫北京大学吧！
但是，最近十五年北大从事的几件光彩照人的大事业，恐怕是很难从洋大人那里找到根据的：

其一，不务正业，学生当军人。

上个世纪的第八十九个年头，北京大学破天荒地将新生送进军营，接受军事训练一年。毛泽东时期都没有干过的事情，北大在毛泽东去世13年以后居然做得出来。就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曾特别关照林彪：“学生以学(文化)为主，兼学别样(工农军)。”从没有让学生整年整年的军训。

聪明的北大人从来也没有想一想：什么叫学生？什么叫军人？学生和军人的社会分工是什么？把北大的学生全部变成军人意欲何为？难道北大想造反不成？国家和人民花费巨额财产供养北大，难道就是希望北大的学生将来会打靶会冲锋而不是搞发明创造吗？

其二，学术专制，外行审内行。

1996年1月，一个叫刘燕文的北大无线电系电子物理专业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就是基本上由非电子物理专业的人士组成的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判决”“不予通过”的。据报道，这个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专业人士，但与刘的导师有矛盾；还有，这个委员会既允许投弃权票，又将弃权票算作反对票。

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既然是非专业性质的，就没有资格评审论文的专业质量，它至多有权进行一些程序性的非专业问题的审查工作。这样的道理北大人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

既然允许投弃权票，弃权票就既不能算在反对票中又不能算在赞成票中，如果一定要将弃权票算在赞成票或者反对票中，就等于没有弃权票。这样的道理北大人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

行政管理上有一个回避原则，既然委员与被审查者又利害关系，就应当主动回避。这样的道理北大人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

世纪末以来，高官们、大款们以及教授博导们读博士是一种时髦，从没有听说有谁的论文没有通过。高官们、大款们以及教授博导们总是日理万机的，而且年龄也多是中年以上的，体力也总是不如年青人的，为什么他们的论文都能通过，而青年学生的论文反而通不过？是不是年青人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地批评了学术权威的观点？抑或是因为无权无势，没有对那些委员们好好地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报纸上没有报道，鄙人也就不敢瞎猜了。

其三，羊头狗肉，教师年津贴

从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教师津贴制。据报道，教授除了工资还能拿五万元的年津贴。 这一举措全国震动，许多大学纷纷效仿，大体做法无非是：教授分三等，津贴分五万、四万、三万数个档次。副教授的津贴则分三万、两万五、两万等若干档次。教学科研工作业绩全部量化成分，按分进档。如100到91分的为甲档，可得五万；90到81分的为乙档，可得四万；80到71分的为丙档，可得三万；70到61分的为丁档，可得两万五，等等。

值得怀疑的是：90分和91分之间，仅仅1分之差，津贴却相差一万，而90分和81分之间，有9分之差，津贴却毫无差别，这是按劳分配吗？既然要打分，既然要彻底打破大锅饭，就应当分分平等，每一分的报酬完全相等。比如，一分五百元，十分五千元，一百分五万元，九十九分的则四万九千五百元。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北大人就弄不明白呢？

在实施津贴制以前，各个学校为了鼓励教师多上课、多写文章而实施的课时津贴制、多稿费制等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而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既能拉开收入差距，又能让教师自由选择从而相互不产生冲突。今年多上点课，明年少上点课，收入今年多点明年少点都无所谓，少拿钱只是因为少做了一点工作，并不低人一等。现在好了，将教授分成三六九等，少拿津贴就不是我选择的问题了，而是组织上认为我不行，这还了得，教师之间不争得头破血流才怪呢！

这些简单明了的道理北大人为什么就不明白呢？为什么北大的改革总是朝着不合逻辑得方向前进呢？
其实，不是北大人不懂简单明了的道理，而是另有内情。如果真的是为了提高教师的待遇，坚持原有的课时津贴和多稿费制，并将课时津贴标准和额外稿酬标准提高就足够了。搞如此复杂的教师年津贴制度其实不是为了教师而是为了干部。某些干部发现教师中的骨干分子的稿费和课时费加起来快赶上甚至超过干部的各种收入了，这还了得！于是，就要想方设法摆平它，于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教师津贴制度就出笼了。

不是说教授相当于正处吗？不是说副教授相当于副处吗？好，让正处拿教授的津贴，副处拿副教授的津贴。教授副教授的讲课费和稿费变成了年津贴，换汤不换药，处长们却额外地冒出了几万元的年津贴，处长们何乐而不为？正因为津贴是为处长们设置的，所以标准就只能根据处长们的工作实际制定，处长们的工作不是记件的，只能分为正处长、正处级（调研员之类）、副处长、副处级（助理调研员之类）等等档次，津贴当然只能分为五万、四万、三万、两万，档次差只能以万元记，而不能以百元记。

南京地区的大学校园里流行这样的民谣：“干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

干部之所以“哈哈笑”，是因为实行“教师”津贴制后他们的年薪长了几万；工人之所以“哇哇叫”，是因为“教师”津贴制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分；教师之所以是“光着屁股上花轿”，是因为“教师”津贴制仅仅增加了教师间的矛盾而没有增加教师的待遇，但却非常光彩。

其实，干部们也很辛苦，为他们增加校内津贴也未尝不可，只是不应当打着为了教师的旗号。北大呀，为何要带这样的头呢？

其四，极左阴魂，末位淘汰制

《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1日报道：“北大开始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年2%的学生将被淘汰。”“从本学期开始，北大将杜绝考试100%的通过率，原则上各门课程的不及格率将控制在1%至10%，如果出现某门课学生全部及格的现象，学校将会追究老师的责任。”

这又是北大的一大发明。当年，毛泽东教导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表面上看，毛泽东要团结大多数，实际上，为了贯彻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每年总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干部和不到百分之五的群众要在各种运动中遭殃。不管干部和群众如何效忠毛泽东，每次运动中，毛泽东仍然要按照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比例打倒一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运动年年有，于是几乎每年都要打倒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人。十年下来，挨整的就是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几乎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挨了整。既然毛泽东的政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继任者就不得不放弃这“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政策。

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去世26年后的今天，北大又搞起了“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学生不管学习有多好，都要按比例淘汰；教师不管考试多么科学认真，只要学生都及格，都必须挨整。可见，北大不愧为梁效的根据地，不愧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地，真个是极左阴魂不散，整人害人有方。正如观自先生所说：“北大此举与当年按比例划右派有一拼，这种没有客观衡量标准而以人口比例作划分依据的做法，是没有科学性可言的。”

大学教育以培养人为目的，不是锦标赛、选拔赛，非要淘汰不可。只要学生达到了培养标准，就算合格，就不应当淘汰。百分之十不合格，就百分之十淘汰，百分之五十不合格就百分之五十淘汰，百分之一百合格就百分之一百不淘汰。陈杰人先生说得好：“在一个科学的标准下，即便所有的学生都恰好只考了60分，也是教育的成功；并且，如果有了一个科学的标准，即便学生排名最后，只要他过了既定的标准，也没有必要淘汰，因为他已经达到了既定的培养目的，是一个合格者。”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北大人真的不懂？

北大人或许会说：合格的标准不好定，不好掌握，不如百分比简单，好掌握。但是，笔者要问：号称中国第一、世界著名的北京大学，如果连个合格标准都制定不出来，还有何面目在世界上混饭吃？北大每年都要承担若干省部级、国家级、世界级的科研课题，难道就不能搞一个“学生合格标准”的课题？不为也，非不能为也。

真的制定并公布了一个“学生合格标准”，并且规定只要合格就不淘汰，那么就如孔子所说“民在鼎矣”，学生就有章可循，就都能依照标准努力学习而无人被淘汰，干部和教授们也就无人可整了，这对于有整人传统的北大来说，是万万不愿意的。所以，为了有人可整，北大绝对不会出台学生合格标准，而只能出台必须挨整的比例。

那么，每年百分之二被淘汰的学生将是什么学生呢？

那些为了锦上添花而读博士的高官大款们会被淘汰吗？不会，因为领导和教授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进入那个预定的百分比。

某些“五肢发达、头脑简单”又要附庸风雅的明星会被淘汰吗？不会，因为观众和听众不允许。

那些在职读博的所谓的核心期刊的编辑们会被淘汰吗？不会，他们操纵着学术论文的生杀大权，想发表文章的教授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不及格。

那些来自台港澳的特殊华人、来自其他国家的高等华人以及外国留学生会被淘汰吗？不会，因为政策不允许。

那些被爱因斯坦称为“只有脊髓没有大脑”的学生会被淘汰吗？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最大特长就是死记硬背得高分。

那些纨绔子弟会被淘汰吗？不会，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有背景。

最终进入百分之二黑名单的恐怕只能是哥白尼、布鲁诺、爱因斯坦、梁漱溟、马寅初、顾准一类的学生。因为他们爱说真话，不盲从权威，不会死记硬背，喜欢发表不同观点，爱批评老师和领导的错误观点，考试成绩一般不突出，又不会拍马屁，更不会“研究研究”。北大老师虽然心胸还比较坦荡，对不臣学生较为宽容，但是，在谁也不敢得罪而又必须完成整人任务的情况下只能拿这些人开刀，让这些人的成绩居于末位。

不难想象，北大的这些改革没有丝毫进步的成份，它们在全国树立了极坏的榜样。教师津贴制已经殃及全国高校，末位淘汰制如果在全国各行各业全面推广，必定祸国殃民。

北京大学，究竟是北京哪个大学？或曰：北京大学就是北京伙果大学，就是北京秧皿大学，就是北京鸡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