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医学是一门科学，藉着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今天的医学已经成为科学诸多分支中一门尤其惹人注意的学科。器官移植、抗生素治疗、预防接种实际上已经改写了百年以来的人类历史，即使并非医生的普通大众也有理由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健康有所保障的时代而骄傲。一时间，冠以科学之名的医学似乎无往不利。

　　然而这又是一个科学实际上并不昌明的时代，作为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了解“科学”二字后面隐含的真实存在。谁会在意呢，反正只要标签上有“科学”在，那就一定保险。然而，人们常常忘记了一点：“科学”不是形容词。

　　本质上，科学指的是遵循一整套系统方法进行的探索活动，这活动按照严格的因果逻辑展开，最后总以一些其适用条件被严格限定的结论结束。一般来讲，从结论可以导出一些推断或者预测，与结论本身类似，这些预测的适用条件也是有被严格限定的。所以，科学是对严格过程的指称，不加限定的将这个名词用做形容词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科学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就会用到“伪科学”这个词了。

　　伪科学有许多特点，但通常都会具有的是对概念的有意模糊和对检验的逃避。任何科学理论都会指明自身由以建立的事实基础，并且会指出何种情况下，自己将不再成立，这也就是所谓“科学能被证伪”。但是，伪科学会用尽各种伎俩来指出证伪原则对自身的不适用，换言之，它们逃避检验。我们可借此识别科学与伪科学。

　　医疗保健领域中伪科学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从本质上却不能逃出前述伪科学的共通特点。它们常常以神奇功效引来眼球，以科学之名混淆视听，最终又无一不是以诈人钱财为目的。

　　这类伪科学的常用策略可按其从科学的偏离程度分作几种。其中最常见，也最有欺骗力的一类是将一些有一定科学基础的结论加以无限夸大。比如，上世纪50年代曾经很兴盛的有关维生素C能包治百病的论调就是一例。维生素C是对人体有很重要的作用，能防止机体组织过度氧化，是很多生理过程不可或缺的物质。由于人体自身缺乏合成机制，我们日常所需的维C几乎都来源于食物或药物的补充，因此，适当补充维C的确好处多多。从50年代开始，一些人提出，既然维C能防止过度氧化，所以能够预防和治疗包括癌症在内几乎所有疾病，因为从化学的角度，似乎所有疾病过程都可以看作过度氧化。在没有任何研究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宣传应该每天服用超过生理需要量许多倍的维C，一时间维C成为欧洲和美国最畅销的保健品。不少公司获利非浅。然而，且不论疾病过程能否简单的被视作氧化过渡，即使过氧化在很多疾病过程中都存在，其发生发展机制也十分不同，维C显然并不万能。以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也的确证明，过量服用维C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但是，维C万能论在当时甚至赢得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泡林在内的一些大科学家的赞同，至今仍然不乏支持者。

　　维C的故事虽然荒唐但多少还有些合理性的影子，另外一些例子却就荒谬得近于可笑。前不久闹得满城风雨的核酸风波是一例。这个例子中，主其事者借用了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一系列科学符号来装扮自身的科学性，然而究其实，所谓补充核酸能包治百病一说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在这里，一种与保健根本沾不上边的东西在被用生硬的逻辑和相似性包装之后成为一个似乎理所当然的灵丹妙药。这一类伪科学可以称作空穴来风类，其实质是通过偷换概念将原本毫无联系的事实关联在一起，用貌似科学的语言和符号加以装扮，给人似乎真正的科学就是如此的假相。

　　最后一类可算我们的土特产，所谓偏方者也即属此。江湖郎中常常以故作神秘状引人注意，在治疗开始之前就先给人以心理上的影响。由于心理作用引起的安慰效应常常对疾病的后果有所影响，因此，即使其治疗措施并无任何疗效，仍然可以有相当数量的患者感觉上有好转。若真正考察一下这些被宣称为有奇效的秘方，你就会发现其荒谬不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述的败鼓皮以治腹水当数最经典不过的实证。常常在街市药店中可见的“祖传秘方，包治癌症、肝炎……”也多属此类。

　　医学科学承认事物的复杂性，也认可机体是一个在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方面高度统一的整体。但是，这不等于说，还原的和精确的认识将是不可能的，更不是说类似“天人合一”一类故弄玄虚的神秘主义就是合理的。任何复杂现象都有其所本，而事物变化也必定遵循因果的规律。所谓统一和复杂无非是多种机制和变化的综合，通过运用实验/试验方法，我们可以在严格受控条件下了解变化过程的逻辑关联，并从而推导出现象身后的种种机制。将所有单因素推动的过程综合起来，事物变化的全貌也就昭然若揭了。临床医学研究中随机对照试验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方法。它之所以被称为今日临床研究的“金标准”，首先在于充分考虑了疾病过程和人体本身高度的变化性。众所周知，人和人是不同的，从根本上讲，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但不同之间却又有程度不一的相似性。疾病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甲和乙都患一种疾病，疾病过程绝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多或少总有差别。所以，临床治疗的决策过程是一个评估具体病情，并将其按相似性加以归类的过程。而临床研究的目的，则是尽可能精确的确定一种治疗方法在不同人群和疾病情况下是否有效或者有害。

　　正如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普遍存在的安慰剂效应使无对照试验在结论可信性上大受限制。病人对关心他们的医生总是心存感激，向医生报告感觉的好转无疑是投桃报李的最好形式。此外，对多数慢性疾病而言，仅仅告诉患者他们在接受一种新疗法就足以使20％的人因心理作用而得到病情的缓解。只有设立一个除了在接受目标干预措施之外一切都基本相同的对照组（Control），才能屏蔽由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安慰因素引起的治疗效果。当然，心理作用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暗示引起的，只有在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进入采用新药物或治疗手段时，心理作用的影响方才得以消除。此外，作为研究者的医生总有自己对试验结果的预期，这种主观的倾向性有可能导致他在试验过程中作出一些有利于得出他希望看到的结论的举动，比如对接受干预措施的患者倍加关照，或者在数据处理阶段有意无意的夸大/缩小研究数据。所以，最严格的设计应当使试验参加的各方：病人、医生以及数据分析人员都不知道到底哪组患者接受的是预期的干预措施。这方法就称为“盲法”（Blinded）。

　　除了安慰剂效应，病人的选择也可以影响试验结论的正确与否。试想，若接受试验干预的患者本来就病情轻微，即使不加治疗也能自愈，而对照组的患者个个病情重笃，即使竭尽全力也断难偷生，则试验还有什么意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临床流行病学家们发展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办法，其一是事先确定一套完整的纳入和排除标准，使进入试验的患者具有基本相似性，根据研究目的排除过重或过轻的患者。高矮胖瘦等个体生指标常常难以事先确定，这些因素又同样有可能影响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控制它们在两个试验组中的差异就只有利用另外的办法。这就是所谓“随机化法“（Randomization）。其原理是使符合入选标准的受试者有同样的可能分配到接受干预措施的试验组和接受安慰剂/传统治疗的对照组。这样，不仅控制了高矮胖瘦在两组的相似性，连病情的微细差别也被消除，从理论上讲，病情互异的个体既然有同等（50％对50％）的可能进入各组，那就整体而言，两组应该就是相同的。

　　通过设立对照、实行随机化分配和盲法，现代随机对照研究能较好的对具体治疗方法是否对疾病有所益处的问题得出明确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这种药物或者处理方法是“科学的”。即使如此，在具体应用中，医生还需要将具体的病人情况与试验过程加以对比，只有在来自两方面的证据能很好契合时，才有理由将有关药物或者治疗措施用到病人身上。通过这种严格遵循证据的过程，医学的科学性逐渐达到一个止于至善的高度。

　　因此，科学的医学是一个严格系统化和逻辑化过程，治疗和诊断的效用是被严格限定的，对特殊病患来说，医疗干预必然是特殊和个别的。上医头痛脑热，下治肚痛顽疾的仙丹决无可能是科学的存在，而只能划入伪科学的疆界。

　　写到这里，又到了做总结的时候了。从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伪科学虽然形态多端，却并不高明，只要保持头脑清醒不难识破。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多加思考，毕竟，这是一个观念杂陈的时代，能单凭感觉把握的东西实在很少。最后需要加以重复的是，到目前为止，或许以后100年也还会如此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包治百病的，倘有人如是说，那伪科学的帽子只怕就非他莫属。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２００２年１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