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是三大源泉
　　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人才的源泉

　　《21世纪》：请问，现代大学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

　　丁学良：大学作为一项制度，同广义的现代工业文明有着血缘上的联系。

　　它把工业化之前的众多仅具初级状态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找到了把它们结合起来
的好方式，这样才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这是巨大的进步。大学起到一个“触媒体
”的作用；其他要素都差不多了，但如果没有经过大学的“发酵”作用，其他的连锁
反应就不可能发生。所以，没有西方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工业文明是不可能的。 　
　

　　在现代工业文明里，大学是三个东西的源泉：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
型专业人才的源泉。现在的社会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在这三个方面发挥的作用
也就越来越大。

　　工业化起步之初，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法，大部分
来自生产者、实践者的工作过程，是基于直接经验的。待到工业化达到中等程度之时
，这些技术和方法的源泉，越来越出自 大学的研究和实验室，先有观念的产生，然
后系统化成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进入20世纪后期，以前那些纯粹靠亲手“做”才能
训练出的专业人才，越来越是大学系统培养的对象。大学办专业性的学院、专门的培
训大纲和课程越来越多。

　　比如现在社会上“电子商务培训班”热闹非凡，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事情。新型
的人才，倒不一定很年轻，他可能在别的领域做了10多年了；社会天天在变，自己天
天要学。学会了新专业，就变成了新人才。 　　

　　再比如，随着西方老年社会的到来，医学越来越变成社会医学，因为很多问题不
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牵涉到怎样对待老人，呵护心理上、感情上的人际关系，等
等，成为一项社会医学综合工程。相应地，现在西方很多公共医学院的相关课程，正
在兴起。

　　中国以后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将会造成一个很大的
社会问题。像照顾老人这种事情以前是跟大学毫无关系的，父母老了，照顾他们当然
是子女的事，跟社会何干？以后这些都变成由大学训练专业人员来解决的事情。

　　近年来有很多报道说，中国的大学里学生很多逃课、考试舞弊，这当然牵涉到学
风问题。但在我看来，更深层的原因不能归于学生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要归于大学里
的教研水平和课程的设置。因为大学的培训项目本身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脱节太远
，学生不学并不觉得是能力上的损失，他只想得到文凭。 　　

　　《21世纪》：现在社会需要的那些知识的训练，反而改由社会上的“培训班”来
承担，收费昂贵。

　　丁学良：这个功能恰恰应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来承担的，现在给颠倒了，这就导致
收费的混乱，信誉的混乱，也导致中国文凭的不值钱、教育权威的丧失。这都可以追
溯到中国的大学没有成为新观念、新知识和新专业人才的源泉这一基本原因。 　　

　　国际上一流的大学是新观念的来源，这包括了新的道德观念在内。它们影响着社
会的风气和走向，教化社会。

　　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起到这样的功能，但一个国家要有少数几所大学起到这样的
功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古国，一定要有少数几所大学起到这样的功能，否
则很可悲。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大学，文化和观念创新的源泉就没有了。大学是孕育
着文明的新因子的主要源泉啊！

　　大学的英文是University，它跟宇宙（Universe）是同一个字根。试想，如果宇
宙中只有一种物质形态，不就完结了吗？群星灿烂、变幻无穷才能称之为宇宙。而大
学就应该是观念的宇宙、知识的宇宙、人才的宇宙。

　　民办大学的前景

　　《21世纪》：现在国内民办大学的素质良莠不齐、声誉甚差。对此，你有什么评
价？

　　丁学良：西方国家办大学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美国式的，一种是欧洲式的
。在欧洲，最好的大学都是国立或公立大学，而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
大学。

　　中国要办好大学，应该多学美国办学的方式。私立大学要想办好的话，必须要有
相应的法制。这里牵涉到资源怎么来、怎么保障、怎么运作，而且全国要建立很严格
的对大学资格的审查委员会。这类审查应该有政府的参与，但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附
属部门。它应该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着重专业资格和水平的审查机构。 　　

　　美国审查高等院校资格的委员会，主要由教育界的资深人士、教授、管理人员组
成，也有少数的政府代表和法律代表，但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为审查一个学校有
没有资格办学，颁发的学位应不应该承认，是一个专业标准。

　　这些制度必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建立起来，中国的民办大学才能获得稳定健康的
发展。

　　在中国的国情之下，我们要成立一个教育机构资格评鉴委员会，政府的代表可以
多一些，但绝对不能办成政府的附属机构，否则会导致类似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中出
现的那一系列问题。 　　给定中国的国情，政府绝不能把大学完全包下来，而且政
府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一定要发展出一个法治之下相对自主的、专业化的评鉴系统
，没有这个，专业标准没有办法控制。

　　比如，政府的一个卫生厅长，怎么知道一个医学院办得怎么样？这必须由医学教
育界的专业人士才能鉴定。

　　同样，教育局的一个局长怎么知道一个法学院办得怎么样？它办得怎么样要由法
律教育界的专业人士来鉴定。

　　专业化是个科学标准，你不懂该专业，就不能去裁决。

　　留学人才当不了内地大学的教员？

　　《21世纪》：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制度也在慢慢演进。

　　丁学良：一个制度不成为传统就很难有效，因为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才会影响
社会行为。而且我们讲的是一个活的传统，并非说几百年前定下的制度不能改变任何
一部分，而是说这个传统好的部分应该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稳定，不合理的部分能
够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被淘汰掉，这才是一个好的传统或者好的制度。

　　的确，中国处于转型期，我们不能指望在一天、一月或一年，能够把大部分重大
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是全世界送出去
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在这么多留学生中间，能够作出按照国际标准来说出色成就的人
，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还有一些。

　　假定中国三五所顶尖的大学真是要瞄准国际上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迈进的话，
就应该把制度建设的环节开放，充分利用中国几十万的留学生人才，而且还包括从台
湾、香港出去的留学生人才。

　　他们中间很多人愿意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这么庞大的人才资源是信息资源、经
验资源，也是制度建设的资源。如果这个资源不用的话，能怪谁呢？严重的问题在于
，内地大学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对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没有提供常规的渠道。这还
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吗？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政府和社会不管给高校多少经济资源都办不好大学。

　　《21世纪》：樊纲前不久在本报提出，要善于学习西方的一些好的制度，这样可
以降低我们制度创新的成本。中国虽然是转型期，但西方大学许多好的制度是可以学
习的。

　　丁学良：中国送出去的留学生，遍布全球，从最好的大学到最差的大学都有。在
全球最有声望的50所大学里，哪一个院系没有中国的留学生？那些毕业后在海外工作
几年，有了一些经验的人，可以在制度建设方面，给内地的大学提出很多建议。 　
　

　　有人说请留学生的成本很高，但相对于浪费资源、相对于骗子们耍中国人、相对
于国外那些“野鸡大学”把中国宝贵的教育资金“吸走”的情形，这个代价是很小的
。

　　据网上披露，一个叫Barrington（巴灵顿）的大学，在美国并没有获得教育资格
的认可。这个学校是“远距离授课”，学生不用去美国，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但他
的学位不被美国高教机构认可。只要能拉来中国一个学生注册交学费（大约5000美元
），主办者就给中间介绍人一笔回扣。

　　对于这类活动，如果没有及时的披露，中国的家长们辛辛苦苦省下的一点钱就给
“吸走”了，而孩子们并没有受到教育。 　　

　　这个“巴灵顿计划”甚至把内地一些大学的教员都给“网”进去了，以便让他们
当介绍人，好从中得经济收益。相对于这样的代价来讲，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花的成
本，真是一本万利。

　　《21世纪》：我感到，中国办世界一流大学有个优势，就是人才资源丰富，学生
素质比较高。

　　丁学良：中国学生的素质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人多，脑子也灵。而且在中
国不用像外国办大学那样，用很多钱支付后勤、辅助的人工费。中国办一流大学不用
跟西方大学一样花那么多的钱。

　　我以为，中国几所顶尖的大学，现在有了那么多的钱，应该集中办好两件事：一
是想办法招聘到最好的教员，第二是在最重要的研究领域里，购置好的科研设备。第
二件事纯粹是技术问题，容易办到。关键是第一件事：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招聘到并
留住最好的教员？ 　　

　　现在内地三五所顶尖的大学，政府和社会给了那么多钱，如果还不赶快把国际一
流研究型大学的教员招聘和评鉴制度，学习过来、适当调节、坚持下去的话，给多少
钱也没效果。

　　在今天的中国，少数省市已经开始试行公务员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国证监会的高
级管理层也有从香港地区特别聘请回去的人，难道中国最好的三五所大学的教员不可
以向国际上公开招聘吗？ 　　

　　为什么不可以？你只要把标准定得比较合理的话，全世界的人才（至少华人）都
在那里，然后根据你的资源去吸引尽可能出色的人。

　　《21世纪》：这也包括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吗？

　　丁学良：当然！香港科技大学就是在美国招聘领导人员，从校长到学术、科研副
校长，等等。现任校长朱经武教授就是从美国聘请来的全世界超导研究的领先人物。

　　《21世纪》：现在内地呼吁留学生回国效力，但也只是在专业人才极缺的技术领
域内；其实，最重要的是让留学生回到内地的大学去效力。大学素质对中国经济持续
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丁学良：对！中国的留学人员要回国，应该首先回到大学里去。只有把大学办好
，其他的研究所、科学院等等才能办好，因为人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企业界、社会
各界的应用型人才也大部分靠大学来培养。

　　国内的大学教员必须面向国际招聘，只有在国际上招聘，才能把标准提高。这就
像中国的产品一样，在邓小平改革之初，如果中国产品只是瞄准国内市场的话，中国
的经济永远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因为产品的品质、花样和风格，只要能在国内卖
掉就行了，那就永远不会朝着国际水平的目标改进。我们看到，今天中国人穿的服装
和使用的器具如此多样化，这是经济面向国际开放的结果。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邓小平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思想，落实到大学发展上
。内地大学现在实行的那一整套的招聘和评鉴教员的方式，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思想近
20年后，仍然没有面向世界，也没有面向未来，当然也无法面向现代化。

　　国际一流大学的筹款制度

　　“学而优则仕”

　　丁学良：中国的儒教传统讲“学而优则仕”，我看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倒把这
个传统“落实”得不错。像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Stiglitz，他当年为什么能做世界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第一副行长？因为他是美国名牌大学研究做得出色的名教授；而
不是因为他本来是“官”，跑到名牌大学当教授。

　　所以，在今天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学而优则仕”应该是重要的规章，要反对的
是“官而优则学”。我不是说行政官员不能当兼职教授，而是说行政官员中间那种没
有专业知识、不能常规地讲课的人不能当兼职教授。

　　《21世纪》：国内大学愿意聘请官员当教授，可能跟中国大学的知识老化有关，
在改革时期，政府官员处于改革前沿，掌握很多材料和信息，而大学希望得到这些信
息，所以把他们聘为兼职教授，这种情况很多。

　　丁学良：国外的大学也经常请工商界的高层管理人士或政府官员作报告，有时给
报告人很高的酬劳。但作报告是一回事情，授兼职教授头衔是另外一码事。不能把两
个范畴给混淆了。 　　

　　举例来说，哈佛大学新当选的校长Lawrence　Summers，原任美国财政部长，此
前他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2000年哈佛大学遴选新校长时，也
有人提名克林顿（总统职务即将卸任）和副总统戈尔。但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很快就
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

　　哈佛大学解释说，像克林顿、戈尔这样的人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
好一个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两回事，领导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丰富的学术背
景，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哈佛校方还解释，Summers被挑选为新校长的原因，主
要不是他当过财政部长，而是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得第一流，是国际知名学者。你
想想，领导一个大国的总统不能领导一个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就够了，你就知道世
界一流大学意味着什么。

　　教授，包括兼职教授，是一种专业职称，并非一个官员去作一两次报告就能成为
兼职教授。内地有些商人给大学捐了点钱，也弄个兼职教授。在国外，对于捐款的商
人，大学对他也有感谢，但不会把教职送给他，因为这是两回事。

　　像医院一样，如果是一所好医院，即使有人出于慈善之心给医院捐了钱，医院能
聘他当兼职医生吗？ 　　

　　“讲座教授”与基金制度

　　《21世纪》：内地一些大学授给一些人兼职教授，也是为了获取一些社会资源吧
？

　　丁学良：为了获取资源，你可以用其他方式给他回报。像香港科大，你看到很多
建筑物、演讲厅上都印有捐款人的大名，这是一种方式。在西方大学里还有比这更好
的方式。海外华人捐款喜欢捐建筑，因为建筑放在那个地方，看得见。犹太人捐款就
较少愿意放在建筑上，而是设立一个讲座，冠以他的名字。

　　像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Daniel Bell，是“亨利·福特讲座教授”，是福特家族
捐的大钱。这样，讲座聘请世界上著名的学者，就把捐款人的名声传播世界，而且代
代相传。

　　《21世纪》：内地也有相似的做法。

　　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先由君安证券出钱设立了“君安讲座”，后来改由慧聪
公司出钱，又成了“慧聪讲座”。

　　丁学良：这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比把捐款的人聘来当兼职教授好多了。但这只是
一个“论坛”，而不是我所讲的“讲座教授”，这种体制中国内地大学似乎没有。它
必须是有永久性的一笔大钱，成立基金，放在那里生息。这就要求有基金和信托人制
度。现在香港也遇到这个问题，有些公司、富商向大学捐钱，大学今年明年就把这100
万或200万用掉了，以后这“名”也就没有了。这就不能成为永久性的“讲座教授”
制度。

　　在西方，捐款设“讲座教授”要谈条件。这个钱是永久性地给大学，大学不是一
次性地用完，而是投入基金。像哈佛大学1986年左右，非哈佛校友来捐款设立一个“
讲座教授”的话，至少要捐500万美元。投资基金回报的一部分用来支付讲座教授的
工资，一部分返回基金再用作投资。这个讲座将几十年几百年地存在下去。这才是名
牌大学的传统！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项稳定的制度，生生不息的有生命的制度。

　　捐款人在如何用钱方面可以提条件。比如，他可以提：这个讲座必须放在历史学
科或是生物学科。但他不可以干涉大学聘任该“讲座教授”的过程，那是大学自己的
事，必须按照该大学的学术标准去做。 　　

　　获取捐款的规则

　　丁学良：法治国家有一整套的制度对付卖文凭之类的丑闻。举例来说，前不久，
牛津大学一个比较穷的学院，牵涉到准备收钱以降低入学标准的丑闻。

　　有记者装作一位有钱的家长，说他准备给这个学院捐很大一笔钱，但他有两个青
少年，学习成绩不一定能够达到该院的入学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院是否可以
考虑灵活一点？

　　接电话的两个人是该院负责招生的资深人士。他们表示很有兴趣考虑这件事，但
请他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就这样，学院的两个人上了圈套。 　　

　　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呢！只是记者设下的圈套，看看这个学院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
情。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捅出来后，该学院那两位负责人辞职。

　　从法律意义上讲，刚才那两个人还不到判刑的地步，因为他们还没做事呢；但从
学术操守上讲，他们作为学院主持招生的高层人士，已经表明了有这样的意图：降低
入学标准，以便获得家长捐款。这就不行，他们就得辞职。

　　可是，在中国内地，一些大学卖学位、卖文凭的丑闻，报刊披露那么多，现在又
怎么样了呢？

　　所有的大学都想从外面获得捐款，但获取款项的方式不能没有规章制度。

　　越是好的大学，在外面获取捐款、争取资源的程序越是要严格，否则就会败坏学
校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声誉。

　　再举一例。我在哈佛大学念书时，学校一个研究中东问题的中心的主任被迫辞职
。因为他获得中东一个产油国捐助的几百万美元。他并没有把这笔钱作私人用途，这
笔钱还没拿过来呢。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很惊讶，因为美国社会有“种族歧视”现象，
而这个主任又是少数族裔，所以很多人有疑虑。

　　哈佛大学校方解释道：哈佛大学建校近400年来，对于怎样争取、接受外面的捐
款，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向哈佛大学（不管是系、中心或学院）表示捐款
意图的时候，这些单位不能跟捐款一方马上进入交接过程，而必须首先报告校方。在
校方认可后，才能跟对方谈判：捐钱作什么用途？有无附加条件？等等。

　　但前面讲的那个中心主任，在对方表明捐款意图的时候没有报告校方，而是在把
这笔钱基本谈妥之后，才报告校方。这就违反了哈佛的规章。

　　为什么这个规章很重要呢？校方解释说：中东地区产油国想向哈佛捐款几亿美元
的人有的是，但哈佛非常谨慎。因为中东这个地方战火纷飞，冲突的各方生死仇敌，
如果哈佛接受捐款而不考虑款项的来源背景或可能的后果的话，接受了甲方的捐款，
乙方就会认为哈佛关于中东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被人家拿钱收买的。这就会破坏哈佛
的声誉。其次，如果哈佛大学的教员、学生到中东地区开会或做研究的话，就有可能
被敌对方当作人质，危及生命安全。仅这两点考虑，就足够解释对那位主任的处理了
。

　　现在国内的一些大学，也是在外面筹款、拉钱，请问规章制度是怎么样的？

　　要强调，不仅在捐款来了以后，在使用上应该公正、透明，在捐款拿来之前，就
应该有规章制度。因为这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