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林失误的启示
鲍林晚年的失误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和吸取，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生物医学和医疗是伪科学、弄虚作假和骗术最容易切入的领域。这是因为高度数学化逻辑结构严密的物理学和化学类学科，具有内在的“防伪能力”；实验的条件易于标准化，结果对错不难重复证明。而人体和生物学实验条件较难控制，容易出现未知因素的影响，结果的不确定性或变异性较大，重现性较差，在已知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错误有时不容易发现，别有用心的人也易于寻找遁辞和借口来钻空子。人体“特异功能”和医疗骗术，远比“浅底船”和“水变油”难揭穿得多，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在大众的心目中，人体和医疗有其神秘性，导致对医药的迷信，加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科学观念难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总是习惯给观察到的事物加上主观色彩，以适合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跟着感觉走”，凭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形成信仰。把时间上顺序发生的二个现象联系起来，按照“在前为因，在后为果”的逻辑判断因果关系，是产生经验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西方所称的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拉丁文，意为“在此之后，所以因此”，或“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人生病时常主观地把在前的某个因素或事物当作原因，痊愈后则认为当然是治疗或干预的效果，而且这样建立的因果联系又基本上与大众文化观念相符合，无形落入“循环论证”的窠臼。在医学昌明之前，医生的经验缺乏客观的实证只能按这种方式积累，传统医疗就是这种经验的产物。 从心理上说，人们夸大药物治疗效果多半出于良好的愿望，而非有意欺骗。然而，珍视健康、追求医药是人的天性，为此花钱在所不惜，使得医疗保健成为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因此，牟利是医学产生伪科学和骗术的动力。 “无论科学家怎样有发明才能和想象力，也难免会犯理解性错误，就是说，难免会信奉某个错误的观点，或搞出某个经不起推敲的假说。”[29]我相信鲍林所犯的错误虽然产生很大的的影响，但属于理解性错误。与鲍林不同的是，国内一些大学和科学研究院所的少数专业人员，在研究上无所用心、难有作为，于是在“联系实际”、增加“经济效益”的口号下，“开发医药保健产品”；有些则纯粹是利用机构和个人职务的社会声誉制造伪劣的医药保健产品，为了赚钱进行欺骗。这些活动和行为似乎得到某些有关上级的默许和支持，不能不说是一种异化、堕落和道德沦丧。 1980年代末，国内首次有人推出一种“正分子核酸”保健品，并出版《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一书，鼓吹正分子医学和"核酸营养”，一位科学界领导人物应邀作序极力推崇，可惜他只认识鲍林，而对临床试验和医学主流对正分子医学的评价一无所知。第二，在生物学和医学上任何假说必须由实验来检验，以“决定假说是否符合无数可观察的事实。”（René Dubos） 科学离不开假说，更须要依靠证据，用自然的事实来检验人的思想，并用一种可让别人能重复其观察或实验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判断成功实验的基本条件就是再现。对照实验是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30]任何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的效果，不论是“灵丹妙药”还是“神功手技”，化学药物还是天然本草，单体还是复方，最新发明还是祖传经典，也不论动物试验是否齐全，“推理”和“临床经验”怎样有效，都必须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进行评价，确定对病人是否安全有效，对健康是否有益。而且研究结果要在有信誉的期刊上发表，经受同行批评审议和重复检验。 鲍林的成功方面在于用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化学，又把现代化学与生物学相结合。他不仅单靠敏锐直觉提出假说，更是依赖科学方法来证明。他晚年提出各种疾病的假说和治疗方法，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自信某个假说如何正确，并不表明它果真如此。”[30]必须仔细收集观察资料、进行实验，来验证假说是否正确；决不能把逻辑推理等同于事实。鲍林的失误不在于他是不是医生，而是他不遵守评价药物（包括“保健品”）的规则，不懂得临床试验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理论和疗法经不起实践检验。 第三，对有声望的科学家不能盲目崇拜，尽信其所言，特别是新的领域。 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他们常涉足不同的科学领域。英国兽医学家泰勒说：“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要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30]毫无疑问，医学研究永远需要不同门类的科学家参与、交叉学科介入，从各个方面把有关联的观点联系起来，成为创新的力量。 然而，在科学家缺乏足够的准备时，对新的领域发言，也有可能是胡思乱想，因为科学与荒谬的界限并非总是截然分明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戴森教授（F.J. Dyson 1924-），不仅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早年是量子力学的巨擘，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在数学、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许多领域间优游畅想，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哲人和作家，有多本著作问世。1973年他在英国的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对生物学未来作惊人之语：利用微生物代谢使原油分解生产各种石油产品以及从空气和从海水中提取金属，用牡蛎从海洋中提取黄金，用微生物消除放射性废弃物。[31]这些设想一度受到重视，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毫无疑问，老科学家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但不能迷信。著名免疫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达沃 (注4）在年老时说：“过于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是一种老年性自高自大，这同年轻人的自视甚高一样令人生厌。”一群白发老者“都坚信自己的观点，并且对科学概念的未来发展做着各式各样的断言。其实，在哲学家看来，这些断言未必很有根据。”[29] 被誉为现代毕升的王选院士，也反复地说“高新技术领域不能迷信院士”。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早就指出：科学界的“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象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虚玄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伟大的事迹。”[32] 著名的科学家晚年误入歧途陷于荒谬，在科学史中例子很多。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物理学家洛奇（注5）晚年都醉心于灵学研究，对巫术深信不疑。克鲁克斯还试图用实验证明，巫师表演的“奇迹”是超常现象。当别人识破女巫施术行骗时，他却认为她正直诚实，是精灵显现。[33] 19世纪奥地利化学家赖兴巴赫，晚年声称发现了一种“自然力”，这种“力”无法用仪器测量，只可被能感受“超自然力”的人所感知或看见；并用“感受者”进行试验，力图证明他的“理论”，用以解释许多无法捉摸的现象。其实这些“超自然力感受者”都是年轻的歇斯底里性格的妇女。[34] 近些年来，我国的伪科学与各种骗术泛滥，“特异功能”、“气功”以及意念摄物、穿墙术、辟谷术、宇宙意识和转世再生人等争相出台亮相，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科学家和名人的介入，把骗术变成了伪科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贡献至巨的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对“特异功能”和“气功”也特别热心。他说：“祖国大地一声春雷，出现了青少年的人体特异功能，耳朵认字”、“皮肤认字认图，透视以及遥视”。据此他要创立一门新的“人体科学”，“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是一个体系，蕴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而气功是核心。”他对发现“特异功能”尤其“振奋”：“从1979年第一次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到(1981年)第二次全国讨论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日新月异。这种热烈气氛不禁令人回忆起六十年前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于现代科学舞台的情景，但是，现在的舞台在人民中国！这难道不令人振奋吗？”[35] 有的专家进一步提出“人体功能态学说”，认为这个学说“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气功功能态和特异功能态作为人的异常功能态存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挖掘人的潜力，进一步提高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让更多的脑力劳动者经常爆发‘灵感’，大大增加‘天才’出现的频率；让体力劳动者、体育工作者常常处于竞技功能态，人类就成了‘超人’，整个世界面貌将会有更大改变。”[36]这些科学家的想象力虽然丰富而美妙，可惜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只能是幻想。包容在新“人体科学”下的许多“气功”论文，多是用科学的语汇或数学符号来演绎天方夜谭。 原来的气功相当于佛教的坐禅和静坐、冥想。近年流行的一些“气功”类似催眠术，施以诱导，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根本不存在什么“外气功”。（注6）“气功师”为信众“消灾治病”所采用的花言巧语、装神弄鬼或串伙设局的手法，是老套的江湖骗术。所谓的“特异功能”实际是利用魔术技巧进行欺骗，这已被很多人所揭穿。这类骗术并非始自今日，国内外早有记录，不过时隐时现，一遇合适的气候土壤便繁荣起来。现在传媒发达，记者、作家、科学家和名人的鼓吹，使得这些骗术迅速蔓延。三十多年前，笔者曾经亲自观察过发生在苏州、上海的“钉螺姑娘”闹剧，她/他们声称视力可穿地三尺发现地下钉螺（一种传播血吸虫病的小螺蛳），或者透视人体观察病变，其实只是拙劣的魔术或骗术表演，不过当时许多专家和首长都深信不疑，以为她/他们真有什么“特异功能”。 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哲学都是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人类，另起炉灶搞一套新的“人体科学”，可能成为伪科学。虽然在医疗系统和实施上世界各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作为现代科学的医学不应该存在地域的或民族的分野，如有那是历史的医学，应当纳入医学史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现代的科学不分疆域和古今，其理论或实践应接受公认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得到普遍认同。因此，在考查我国独有的人体生物学现象（如经络）的发现创造或传统医疗的效果时，应当取审慎态度。前苏联科学界的教训，如生物学界的诸位“科学英雄”的兴衰浮沉，以及朝鲜金奉汉博士的“奉汉小体” 的破灭，值得记取。（注7） 顺带说明的是，《美国科学院学报》是质量高的科学刊物，鲍林的大剂量维生素疗法的文章有些是在这个《学报》发表的，怎么解释呢？这是因为他是院士，稿件无需同行评审便可发表。不过他的癌症治疗文章，还曾二次退稿。时下浮躁风吹出一股“名刊迷信”小风，即对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顶礼膜拜、奉若神明。这些刊物对学术交流的意义本是勿庸置疑的，但任何好的书刊也非篇篇都是真知灼见、至关宏旨，没有不需要批判性阅读、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以消化吸收的。不过社会和人们的“名刊迷信”和“名奖崇拜”等一样，看中的似乎都在于功利。舍本逐末渴望一登龙门，是无补于科学事业的。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国家的支柱。科学的力量，不仅在于发展物质创造，更在于科学精神，其核心是追求真理、不迷信盲从的批判性怀疑与实证态度。鲍林是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英国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甚至把他列为人类迄今最伟大的20位科学家之一，与伽里略、牛顿和达尔文等齐名，20世纪只有他与爱因斯坦比肩。但美国医学界并未因此轻信他的正分子医学、大剂量维生素疗法，而是持批判的态度加以考察，用临床试验加以检验，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因此，社会民主是保障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
注1：朱克坎德（Emile Zuckerkandl 1922-）1958年去鲍林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他和鲍林发现，各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的血红蛋白氨基酸序列的变异度，似与假说的进化关系直接有关。这项研究导致他提出“分子钟”（ "molecular clock"）学说，成为分子进化研究的奠基人。现在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源蛋白质或基因序列来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的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为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注2：旁道医疗或补充疗法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系指声称有治疗效果，但未经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加以评价或证明，医学界未予公认的各种医术或医疗方法。这类医疗在理论上与现代医学也不相容的。亦有人译作另类疗法和替代/补充医学/疗法，后者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注3：《药物与医疗通讯》（The Medical Letter on Drugs and Therapeutics）美国出版的一份反对庸医骗术和医疗欺诈的科普刊物。注4：梅达沃（Sir Peter Medawar 1915-87）英国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对现代细胞免疫学、HLA抗原和移植免疫贡献很大，获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注5：克鲁克斯爵士（Sir W. Crookes 1832-1919）：元素铊发现者，提出克鲁克斯幅射计原理，对阴极射线研究有重大贡献。洛奇爵士（Sir O.J. Lodge 1851-1940）发明无线电检波器。赖兴巴赫(K. von Reichenbach）因从木焦油中发现杂酚而闻名。注6：许多“气功”类似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单调、平抑、重复的暗示性语言和特殊的环境下，运用自我心理调节技巧，达到入静或一种超逸境界，用以摆脱精神压力与焦虑的修身养性的方法。有些“气功”近似催眠术，在“气功师”的语言和环境诱导下，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根本不是“外气功”的作用。轻信、喜欢沉溺于幻想和有愿祈求的信众特别容易接受暗示。催眠术是一种古老的暗示疗法，曾经作为轻型心理、精神障碍的辅助疗法。（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3-211; Morris CG.Psychology 6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148-151）注7：1940-50年代，前苏联生物学界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伪科学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曾被我国广为宣传，奉为科学教育界的楷模，后来被揭露并讥为“科学英雄”。第一位是农学家李森科。他弄虚作假，鼓吹“获得性遗传”，并利用政治权势残酷打击、迫害异己的科学家。第二位是生物学教师勒柏辛斯卡娅。她发现的非细胞的生命结构单位 “活质”，其实是一种脂肪颗粒。第三位是微生物学家波希扬。他宣称细菌与病毒可相互转变，任意变成滤过型，否定“种”的存在，声称免疫就是病原体的滤过型与其原型之间的斗争。 1966年，朝鲜的金奉汉博士宣称，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人体经络系统的物质基础，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奉汉小体”，沿经络分布。我国的《人民日报》立即将这一“发现”在头版作了详细转载。后来证明系作伪，金奉汉自杀身亡。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