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冬，一位从京城“下放”的老教授，携家眷来到我们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说劳动改造。老教授一家四口（夫妻俩及他们的小女儿和长孙）就住在我家的后院里，而且一住就是10多年。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们一家人对老教授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的两个叔叔。
二叔当时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思想觉悟”非常高，自以为爱憎分明、能随时划清敌我界线，对老教授一家视若仇敌，自动“肩负”起监视和“教育”老教授一家人的“义务”，常常对老教授横眉冷对，恶言恶语。
三叔则恰恰相反，当时还在读中学的他，对老教授一家视若亲人，对知识渊博的老教授更是毕恭毕敬、非常崇拜，在攀谈求教的同时，还经常帮老教授一家挑水磨面干杂活。老教授特别喜欢我三叔，常和他有说有笑，甚至彻夜长谈。后来，他还送给我三叔许多书。
1977年恢复高考时，已辍学三四年的三叔，在老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同时考上清华大学的还有老教授的小女儿———后来成了我的三婶。
次年，老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孙子被专车接回北京。如今，我三叔、三婶也早已是学富五车的博士生导师，成了国家的栋梁。
而我的二叔至今还生活在农村，毫无作为。新时期的改革大潮、党的富民政策也没能改变他的处境。他在家乡富饶的土地上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走着自己苍白的人生之路。
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态，往往决定了他一生的前途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