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财有道：世界一流大学的筹资战略

　　对一位大学校长而言，最高兴的事之一莫过于筹集到一大笔资金了。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类型各异，它们的经费来源不尽一致，筹集教育资金的战略与策略也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大学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研究基金、社会服务、学生学费及各种捐赠等。尽管经费来源似乎很多，但大学对资金的需求总是多多益善。

　　不同大学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筹款战略与策略，但国家及其大学在筹资方面也不乏相似之处。

　　——阐明捐款意义 曾任MIT院长的麦克洛林从不放过在各种活动中向校友们求援的机会。MIT要找一块地作新校址，地皮要钱，新房子也要钱。他在宴会上慷慨陈词：“我们的学院肯定不会倒退，它已经成为国宝，将来也还是这样，而且会成为更大的国宝。”他指出捐款的“意义”在于：“这笔钱对全国都将产生影响，因为它是把整个美国的工业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上的，从而使其从根本上得以加强而用掉的。”他还透露说，“史密斯先生”主动提出：别人每捐3美元，他就捐5美元。作为一所私立大学，来自校友的捐赠，往往是这些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因此，通常私立大学更加注重维护校友权益。哈德利校长曾将校友会比做“扩大的耶鲁”，可见耶鲁对校友会非常重视。耶鲁校友对母校也颇有感情：1993——1994学年度的109784名校友中，有44177名捐献者（Alumni Donors），占校友人数的40%以上（最高比例为要1996——1997学年度，捐献人数达到47%）。有识者指出，如果你“不幸”成为一所美国私立名牌大学校友，那就意味着你必须终身为之捐款；反过来大学也不得不更好地为学生、为校友、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叫良性互动！

　　——制定筹款计划 美国大学的筹款经验表明：成功的筹款活动应与有意义的学术计划相联系，并制定出战略步骤，在筹款时提出具体的项目。事实上，弗吉尼亚大学筹得款项的90%都有指定用途。可通过校友会邀请校友及学生家长参加学术活动、体育比赛等。体育场馆也是良好的筹款项目，如弗吉尼亚大学就曾成功地为建篮球场筹款1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至今，北京大学已成功地筹到近5千万元，用于图书馆、大讲堂、光华管理学院、理科楼群等的建设，并设立了大批奖学金、助学金和奖教金等。有经验的捐助者（如邵逸夫等）往往指定接受捐赠的大学必须把捐赠款用于一定具体项目，并要求大学尽可能筹集部分配套资金，以增强大学对捐赠款项的珍视。笔者的有限访谈表明：如果要求一位已经工作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为自己的母校捐款，他们捐款的潜力是巨大的——即便每位校友每年为母校捐款50元，一所有10万校友的大学每年就有500万元校友赠款，而实际的得款数显然不会如此之少（当然，募捐得来的款项如何使用是另一个问题）。目前我国社会募捐结果多无反馈（也无必要的记录与公布），这既是对募捐者的不尊敬，而且也影响了下一步的募捐——难道募捐者是钱多得没处花的傻瓜么？

　　——总结筹款经验 筹款战略是一门“要钱”的学问，同样需要研究和总结。康乃尔大学校长罗兹在1990年开始了当时美国大学目标最大的募捐大战：要在五年内募集12.5亿美元。

　　这一大战以超过目标20%完全胜利，罗兹也被冠以“募捐大师”的称号。大师不仅是实干家，还把募捐理论化、科学化。他在退休后两年，主编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为高等教育成功地集资》。他总结出使施主产生5种情感，从而达到大学筹资目标的策略：1.紧迫感：要确定优先项目，也就是要明确募集到的钱首先要用在什么地方，好使施主产生紧迫感；2.认同感：要不厌其烦地对施主解释为什么需要这笔钱，使他们产生认同感；3.责任感：要鼓励施主的兴趣和募捐的直接参与，使他们产生责任感；4.自豪感：从校长到院长全员动员，人人参战，对“大款”、“大腕”，更要采取人盯人战术，使其产生自豪感；5.被依赖感：要保证与施主的友谊和联系是长期的、稳定的，使他们产生被依赖感。

　　——权威重点抓管 这里的“权威”既可以是为学校办事的校内外行政主管，也可以是学术权威、文体明星、企业巨子等。没有钱，名教授留不住，好学生招不来，因此对现在的美国大学校长来说，其主要任务就是为学校搞钱。哈弗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是一位罕见的“募款大王”：他在6年之内向17.5万人募到了26亿美元，平均一天1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记录。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也是一位著名的募款家。在他六年的任期（1989年2月——1996年7月）内，虽然联邦预算大幅减少，但伯克利自校外争取的研究经费却上升到35%，达到3.18亿美元。同时，打破私人捐助公立大学的所有记录，6年中伯克利加大共募到7.8亿美元，其中有3.3亿美元是过去两年中募集到的。在1996年9月加州大学宣布募款竞赛以来，伯克利已经顺利达到1亿美元的目标。哥本哈根大学著名科学家尼尔斯·玻尔则通过自己的威望筹款。除了教学科研不同凡响，作为一个善于筹集资金的人，尼尔斯·玻尔运用自己的崇高威望，从本国和国际上取得许多经济支持。剑桥大学的经验表明：如果要到社会上去发动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就得要求大学领导机构能在与外单位打交道时反应灵活。

　　——机构专门负责 步入哈佛广场附近的一栋乔治风格的大楼，只见在全部透明隔断的办公室里，200多名职员都是职业装束，繁忙地工作着。这就是著名的哈佛基金会。以第1位捐赠者名字命名的哈佛大学（美国许多私立大学及其下属单位都以募捐者的名字命名），最近5年中平均每月筹款4千多万美元，50%的哈佛毕业生都为母校提供捐赠。而在惊人的筹款业绩背后，则是这样一个规模庞大、高效运转的机构。有资料显示，我国清华大学等部分著名大学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基金会，有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责学校发展基金的运作。可以相信，谁更好地利用了市场机制，谁就能够取得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大学筹款上同样如此。

　　——政府政策引导 除了大学要对募捐者负责，政府也要积极引导包括公益募捐在内的一切有利国家与人类发展的事业。对此，美国对募捐者的做法可供参照：凡是捐赠，国家可以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一旦这种政策深入人心，社会就会形成帮助非赢利性机构的传统。真正的企业家与其说是对钱感兴趣，不如说是通过对钱的“征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潜能。一旦他们完成了对钱的“初步征服”，那么在合理的政策引导下，尽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募捐未尝不是维持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因为自己的募捐使得自己与一所著名大学联系在一起而“长生不死”，又有谁不像洛克菲勒一样说创办芝加哥大学是其“一生最佳的投资”呢？ 筹资政策（法规）制定的目的就是引导这种有利社会又有利于个人的投资行为走向理性。我们国家在国立与民办大学的发展上显然也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