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孔子怀抱“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以“游学”的形式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开创后世私学之先河，激发高涨的教育热情，形成中华民族兴学办学、尊师重教等儒教社会的精神特质。与此对应，以季氏等为代表的春秋贵族开创秋天入学的学校教育体制，教授礼乐骑射，培养贵族子弟。是为官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中华学术的两大源流。

后世儒家常常在仕宦之余，或做官无缘的情况下效仿孔子办学，选择名山大川设立书院，教学授徒。书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功利主义、陈腐刻板，成为富有活力的学术和研究中心。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 毛泽东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

私学之外，官府办学更树一帜，太学、国子监等都是朝廷办学的最高形式。同时，自隋唐以来，朝廷改变以军功提拔、九品中正等选士制度，设置了结构精巧的科举制。作为国家的制度安排，科举制度既是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科举制度奠定了考试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当时，科举制所奠定的依照教育程度来选拔官员的制度，不失为一种先进的文官制度。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在平民知识分子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时代开辟了由官府营造的在极权控制下平等竞争，沿着统治阶级指定的渠道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自此，传统教育与其核心制度科举制紧密相连，政教合一、教从政出。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合一，赋予教育极强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造就全社会“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学得真本事，货于帝王家，学子士人都成为帝王家臣。求学与功名利禄的直接挂钩，导致了读书为“升官发财”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导致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的匮乏。而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八股考试，则助长了读死书、死读书恶劣风气。教育逐渐与社会发展脱节，手脑分离、劳心与劳力的脱离之类严重的弊端愈到封建社会末期，其流弊愈趋严重，以至成为毒害扼杀人才、败坏学术、禁锢思想的祸害。不过，必须指出我们今天所批评的“传统教育”，通常指的并不是孔子的言行，而是指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延续至今的普遍的教育现实，它们成为20世纪文化变革和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

五四运动在精神、价值层面引进了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在此后的教育实践中极大地更新了学校教育的面貌。一大批从西方回国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新教育的建设。思潮、流派各异的教育运动和教育实验，大家名家辈出，数量众多、组织化程度很高的知识分子社团，成为当时的显著特色。活跃的知识分子教育社团是二三十年代教育改革主力，事实上，当时许多政府通过的重要的教育改革都出自他们之手。

在现代教育建立的过程中，书院的形式和传统终于被现代学校制度所取代。但由孔子到武训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私人办学的传统依然强劲，民间教育生长的空间依然存在。可见在思想文化的空间，由于革命潮流的扫荡，虽然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不存，但儒教社会尊重知识、崇尚知识分子的传统氛围尚未改变。

20世纪中国思想的变迁是个不断激进化的进程：

康、梁否定传统文化，但主张仍保留旧有的形式；

辛亥革命迅速否定了康、梁，使之成为保皇派。

五四文化否定了辛亥革命的改良主义倾向，引进西方自由主义；随后则被同为引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所否定。

这一过程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制定不久即被超越。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又被纳入“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50年代初，在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对上半叶的“旧教育”采取强烈批判的态度和彻底改造的政策。在学习、移植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通过取消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实行国家包办教育，私人和民间办学的教育空间基本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教育从此便变成了现代教育。

在五六十年代，正是毛泽东本人以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传统教育的弊端。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诸如学校教育中十分普遍的满堂灌、填鸭式、死记硬背、八股考试等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坚决主张，课堂教学要生动活泼，讲授要少而精，启发式，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身体健康等。例如在1964年的春节谈话中，毛泽东认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现在看来，他的这些教育主张基本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合拍的。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些看来正确的主张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实行过！

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断了教育的正常流序。到70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的恢复，是重建和恢复教育主流秩序的时代。教育重新开动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机器。

但在此过程中，整个80年代，我们并没有引入更为现代的新的教育文化资源。似乎我们在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更好的这一问题上，未及深入地探讨。我们既没有记起毛泽东有关传统教育的这些中肯的批判，也没有好好地睁开眼看看周围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未能建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思维。而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之类灾难的深恶痛绝，对传统教育的怀旧情绪的严重反弹，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教育热情突然释放和巨大的升学压力，使毛泽东时代曾经屡受批判、冲击的那些弊端逐渐畅行无阻。

教育在恢复重建之后没有跟上世界教育改革的大潮，竟然又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等其他领域在改革之后出现的极大的反差。到90年代，这种被称为“应试教育”的考试制度，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的忧虑，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的注意并引发了一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大讨论。

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筛选出一小批“优胜者”，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成为教育的失败者，打击和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进取心，乃至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应试教育的层层加码，致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的深度、难度；各级升学考试的深度、难度已成世界各国之最，平均高于发达国家一二个年级。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知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厌学情绪严重，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 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生厌学的达30% ，有的地区高达60%。

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当今的学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训练培养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等智力因素，而较忽视情感、意志、态度、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考试水准，却不利于创造性的培养。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属性，丧失了教育的人文关怀，致使受教育者在长期的应试教育氛围中养成在学业上重成绩、轻能力；在学科上重科技、轻人文；在人际上重关系、轻人伦；在社会上重功利、轻责任等不良倾向。

学校里有教师公开宣称“现在玩命学习，等考上大学以后，你们就比普通人高上一等了，到那时，你们想干什么都行，谈恋爱、看小说、都没人管！”与孔子为师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原则比起来，这样的老师简直是在误人子弟。满清时期的母亲大概也会这样安慰她们那些因缠足而痛苦不堪的女儿们：“孩子，忍着点儿，这都是为了将来你能嫁出去啊。”

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所有人都一贯地迷信分数。无论你怎么优秀，只要你文化考试成绩不行，一概都不会得到老师的真正重视。在老师看来，你的成绩拉了整个教学班的成绩，而这个成绩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它正是学校管理当局用来评价教师能力的几乎唯一的指标。为此，直到现在，所谓的“黄冈兵法”仍然在各地中学里奉为至宝，大行其道；为此，有些地方，犒赏那些所谓高考功臣一掷万金，以致于有些从不知素质教育为何物的所谓教学骨干，年年赖在高三的位置上不肯下来，其他所有的教师成为替他们输送优质考生的运输大队，所得奖金只有高三教师的百分之一！为此，为了高三一举成功，各地不惜挖别人的所谓高三骨干教师，却不去重视培养已有的教师和年轻的教师，这种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的做法无非都是作眼于分、分、分！因为这是教育当局的政绩，这是学校地位的凭证，这是广大教师的饭碗，这是社会家长几百年来的教育遗传！

在分数的驱动下，学校想方设法，拉生源、编快慢班、培优补差、利用假期补课、将成绩较差的学生挤出去等等；教师千方百计教好班、讨好优等生、拖堂抢时间、多上课、频繁考试、搞所谓的质量分析（其实质是分数排队）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只求最后考试出成绩。出了成绩，考上几个所谓的名牌学校，从上到下，弹冠相庆，据说这样教育就出了成绩有了贡献，有了筹码向上级好交代好要钱好要官；成绩下跌，如丧考妣，叫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政府关心给你的那笔钱。考得好的学生成了香饽饽，到处给奖，奖声不断，似乎从此跃上龙门，成了人上人；考的不好的学生，成了倒霉蛋，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尤其是农村孩子，似乎从此下了地狱，脱不了农门。

所以高考期间，简直是全国动员，全民动员。考学生、考老师、考学校、考家长；考成绩、考本事、考地位、考关系、考面子、考票子。七月中国，骄阳似火，热浪炙人，怎一个“考”字了得！

中国人对于高考的迷信，无非是觉得它公平——所谓“一张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就是认为它合理——国家选拔最优秀的青年上大学，让他们将来从事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公平就一定合理吗？诸如历史上的“楚王好细腰”、“八股取士”、“缠足比美”等等，讲的好象也是人人平等，但是合理吗？高考一次，相差几分，一个人的优劣高下立判。真是高考的分数越高就越优秀吗？那么“出身越好越光荣”是不是也有道理呢？许多事情是明摆着的理，但是多少年来就是很少人去推想这些看起来平等合理的事情阴影后面隐藏着的荒谬。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学校所能培养和考察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高考取代一切评价的做法实在是太过不合理。

造成8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除了十年教育中断造成人才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之外、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家庭极高的教育期望、越趋激烈的就业形势、业界对人才学历过高的要求等等也是重要原因。这样搞下去的应试教育以一小批人才的成功换取的将是新一代国民素质的日趋低下。在进入二十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个问题成了关乎国家民族前途的致命问题。我们想一想，80年代以前的大学生在校园里也会有性爱问题等等，但是我们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80年代以前的大学里会出现如今清华大学刘海洋这样的看起来智力很强，其实却很弱智的可怜虫学生。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把高考无望的子女送到国外去念书，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要知道，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大量的外汇，也带走了民族的基石和自尊心。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搞教育产业化却让它成为别国的支柱性产业呢?我们天天抱怨经济疲软，而放着现成的一个激活经济的楔机却视而不见。

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果断地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纲领性政策，大张旗鼓地提出将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然而，几年下来，尽管素质教育的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在仍以考试、升学论成败的今天，素质教育的推进何其艰难，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坦言，“推进素质教育步履艰难，基础教育还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惯性和影响，在一些地方就像有的同志形容的，‘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动地，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甚至有些地方，中央还刚刚提出“素质教育”的口号不久，他就在那里推出“素质教育”的典型了。比如1997年，湖南省汨罗市就推出了所谓在400多所中小学校进行区域性教改，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经验，鼓噪一时，遗为笑柄。

可恶的是，他们不会搞“素质教育”可以理解，他们竟然敢将他们搞的那一套投机教育叫做“素质教育”！中国人投机的心理简直是根深蒂固。一个政策推出来，不是被认真执行，而是当作机会来钻营，有多少人借机升官发财，真是可悲可叹，可怜可笑，可恨可耻！

一种文化传统是以一个强大的制度为基本框架和载体的，教育制度不转换，思想观念的变革往往难以落实。思想观念变革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动员和观念更新既是制度变革的前提和条件；在制度变革出现之后，它又承担着巩固这一制度的使命，以免“新瓶装旧酒”。 思想观念的转换，所谓教育“软件”的变革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可与旧文化相抗衡的新的思想文化资源，所谓立新才能破旧。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我们的建树相比破除要少得多，这固然有特殊的历史境遇，但不能不说是新教育较难生根的一个具体原因。

传统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习性和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会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通过对其内在价值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资源，实现现代文化的本土化，不仅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新文化建设，而且可以适当地满足文化的继承性、连续性特征，满足社会成员的文化归属感、和稳定感。

比较一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教育的不同处境，便可理解它在80年代的复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对传统教育的改造，不仅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同时有世界范围强劲的教育革新运动的洗礼。多元文化的新格局对旧传统的消解、替代，活跃的民间教育组织成为当时推进新教育的主力，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改革家身体力行的改革实践，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更新着人们的教育主张。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的雏形，基本是在那时生长和形成的。

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补上的一课和不容忽视的现实任务。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等弊端非中国独有，同为儒教文化圈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类似的严重问题，并正在通过各种措施纠正这些弊端，从而改善了这些国家的教育品质。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陈旧的教育传统不但是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应试教育的根是传统教育的恶根，再不铲除，对国家民族，灾难大矣！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八日于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