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对“指标”、“数量”葆有情结性崇拜倾向的民族，其极端形态之一在“ 大跃进”中表现为“一户一个赵树理，一村一个郭沫若”的口号提出以及诗歌写作也如粮食亩产一样放卫星等上面。2002年让人感佩的刘姝威教授仅以600字便瓦解了一个建立在欺人与自欺的数字基础之上的庞大金融神话，在我看来她的学术良知足以“感动整个中国”。然而，这种数量崇拜已经渗入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它同样在不自觉中也改变了我们学术的品质与太多学者的学术品格。这也许仍然是“大家都知道但大家都不说”的常识，而在本文里我所要“说”的是这样一个骇人听闻但又不必争论的事实：在人文学科里，这种定量化操作机制已经促使中国大学的学位、职称渐渐成为一种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笔者所在的研究生楼里，一则广告贴在小便池的上方已有两年之久，它醒目地告知来此小便的硕士、博士们：“万元起价急聘英语、政治基础扎实，考场经验丰富的考研、考博文科高手，2000级在读研究生优先。”广告的出现表明存在着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市场，这中间当然更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不需要广告而通过中间人介绍、牵线的掮客市场。英语达“标”是在中国取得任何学位的“一票否决”性条件，因而英语枪手是高校里最为抢手、刺激且收入可观的第二职业。每当英语四、六级的考期来临这种“寻枪”广告便在开水房、食堂、卫生间以及树干等地方广为张贴，甚至用粉笔直接写在通往教室、图书馆的道路中央；而考硕、考博的英语枪手则需要在报名之前便开始策划、物色并进行暗地里操作。自古而来，中国也一直是个极端崇拜考试的国度，因而科场和考场作弊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千百年来这种“一试定终身”的机制让这个崇尚仁义道德、文质彬彬的民族变得如此寡廉鲜耻甚至铤而走险。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了心智与金钱回报往往也是丰厚的，笔者据所掌握的信息进行保守地估计，在中国近几年取得学位和正在攻读学位的文科学生当中，至少有十分之一其外语成绩是通过枪手取得的。“黑色幽默”地说，这是一个多么需要规范的市场，因为广告已经贴在了阳光下。

　　我们这个极其讲究等级尊卑而又秉有谨慎立言传统的民族，对于发表言说的媒体当然有着极为“理性”而严格的分野，以笔者的浅陋，了解到人文学科的学术杂志至少有这样几种等级：第一、中文权威期刊，如《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家社科机构的机关刊物或知名大学的学报等；第二、中文核心期刊，如各省社科院的机关刊物等，这其中又有“一般核心”和“重要核心”之别；第三、一般学术期刊，各个不知名的地方大学或师范学院的学报多归入此等。总体上看，这些刊物的级别基本上决定于它所依赖的主办机构在国家权力构成中所处的位置。有意思的是，作为编辑卢济恩先生几年前曾说他们从来没有认为《文学评论》是文学研究的权威杂志，但在民间，或许出于对于权力不自觉的崇仰而对它高山仰止，太多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把能在上面发表文章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和难得的光荣。而发表在一般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如果要改变自己的身价和品位，被复印、转载甚至被摘要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如果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复印的话它立马变为了“核心期刊”文章；如果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则更是身价倍增马上视为“权威”文章。中国高校的文科教师晋升职称，便以在这些不同级别的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是否达到“标”作为前提。而且，全国几乎所有高校都规定，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必须要发表一定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毕业论文的答辩资格。

　　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而言，说白了也就是要发表一定数量和级别的论文，具体说硕士生须在一般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到3篇，博士生则要求在核心甚至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2到3篇。各个学校的规定虽稍有出入，但总体精神却惊人地一致。因而，这也成为了在中国取得职称和学位者必须首先了解的“游戏规则”。人口众多的中国几乎每一行都人满为患，“僧多粥少”的矛盾似乎永难解决，每种研究领域从业人员之多与所拥有的发表言论空间的有限之间悬殊太大，面对这一近乎僵化规定，章开沅先生曾不无愤激地说，就是把所有有关历史学的学术刊物都改为“日报”也难以满足晋职的老师与将要取得学位的学生们的需要。然而对于资格的评审，我们只是看文章标题之下的作者署名，而从来都不怀疑文章是否真正出自署名者之手，更哪里想到现在中国人对于传之后世“立言”之举竟也会手段下作；对于论文的质量我们也过于依赖于所发表刊物的级别，天真地认为它们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于是，在学者、准学者以及学棍、学痞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眼下红火繁荣且前景广阔的市场便自然形成。

　　首先对于刊物经营者而言，他们从“投入与产出”的层面体味到论文发表对于作者的意义，于是抓住了投稿者的心态，纷纷改变刊物与作者的之间的关系：以前刊物依赖于作者和读者，现在作者不得不依赖于刊物，而一般学术刊物读者的多少往往是不计较的；以前刊物向作者约稿，现在作者则要为自己的文章寻找到合适的版面；以前刊物发表文章要付给作者稿酬，现在作者要发表自己的文章则要掏钱来购买刊物的版面。版面成为了商品，作者成为了买方市场而刊物成为了卖方市场，各种学术刊物出卖版面的广告同样公开张贴在校园的布告栏里。买卖方目前的行情大致是这样的：一般学术刊物的一个版面大约可以卖到250到300元，核心刊物则在350到500元。也就是说在一般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论文需要版面费500到600元，在核心刊物上则需要800到1000元左右。出了版面费之后，论文的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种买卖关系，真的让我不能自禁地产生一种下作的类比：这样发表一篇文章就象妓女让嫖客花钱占有自己一次。我们也不必为作者的处境而担忧，因为还有另外的 “游戏规则”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对于老师或学生们的科研成果往往有一套相关的奖励政策，特别是对于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一般每篇可获得奖金500到1000元不等；而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一篇奖金往往在5000到10000元不等。也就是说只要有版面可买便近乎“公费嫖娼”，只要稍稍有些数学常识的人便知道这是全然不会亏本的买卖，因而这一市场的火爆也就可想而知。

　　高校里的这一“游戏规则”近来也令圈外人士眼红，他们往往供职于一家准学术的媒体，在评论界又小有名气，发表文章毫不费力。他们可以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进入一些高校直接参与到游戏中来，也可以与高校某些急于评职称而又无能写论文的讲师或副教授们“友情合作”，写出文章署他们的名字发表，从而去获取校方的奖金，而一些副教授和教授就这样“制造”出来。版面买卖目前似乎还只发生在私人与一般学术期刊和核心学术期刊之间。事实上，就是一些权威学术期刊也出现了某些新的举措：它们往往以与一些学校举办学术研讨会的形式进行操作，举办方出钱包办会议并请吃、请玩，而刊物方则出于“友情 ”发表举办方文章若干。只要看看某权威刊物上常常以集团形式出现的作者群和近年来越来越小的刊印字号就知道个中的奥秘和苦衷。而会议上我们能看见的常常是那几张熟悉的脸孔，知名学者也由此变成了满世界开会的“华威先生”。其次，对于作者而言，学术论文进入流通领域更是直接、普遍。其交易方式大致有三种：其一，卖方把文章一次性卖断，由买方任意处理；其二，卖方除了包写外还包在买方所需要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只是署名权归于买方；其三，如果买、卖方都需要文章，他们则采取合作的方式：一方写出文章，而另一方则出发表的版面费，发表时共同署名从而达到“资源共享”。文章的价格当然视交易的方式而具有不同的行情，总体上一篇文章可以卖到1000到3000元不等。买方大多是需要职称而没有成果的高校教师，当然也不乏在读而又实在无心向学的研究生。新兴的交易还有代写硕士论文并设计答辩问题，3万字的篇幅价格在5000元左右；据说也有代写博士论文的，10万元一部。不过，这些交易目前还只是在黑暗中操作，我想不久的将来它们也会在阳光底下讨价还价。事实市场的存在，我们无法改变，我们期待的也许是亟待工商、税务、物价以及审计等诸多政府职能部门介入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

　　由此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当信此言不虚。在中国卖官鬻爵自古而然，它往往也是社会极端腐朽堕落的标志；而职称、学位却是一个人才智的测度，不想在眼下的中国事实上也能买卖，我想，这也许又恰恰是中国人的精明过人之处。国外的大学体制我不甚明了，然而在 20世纪初的中国，叶公超和胡适之分别以25和27岁的年纪被聘为北大的教授，我不知道他们被聘的理由是否是有一批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文章；而解放后何其芳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时规定每位专家一年只写一篇文章。一本30多万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三位美国社会学教授积在中国河北农村10年调查之功才写出的，如果在中国以他们这种速度恐怕得喝西北风；而眼下中国某些30出头的年轻学者一年可以贡献3到4部“著作”。然而，随着应对学术的硬性定量化而来的学术商品化对当下学术界带来的平庸、浮躁之风同样是可以相象的。学术界都比较看重的人大复印资料，近年来几乎办成了某几位所谓学术权威的俱乐部，每一期都只有那样几个熟悉的名字。几年前，某位知名教授的文章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其网罗殆尽，而在这个水货商品充斥市场的时代，恰恰是这位教授被远远近近的学生喻为“水师提督”，对比之下这是绝佳的反讽。在这样一种运作机制之下期待大家的出现无异于缘木求鱼，大量的学术垃圾层出不穷，为学位、职称而制作的文章往往是在八股腔调的笼罩之下的现成材料的罗列、各种见解的拼凑以及形形色色厚颜无耻的抄袭。金钱、人情几乎无孔不入，它腐蚀着先行者的良知，抹杀着后来者的廉耻，让一些赤诚、良知仍存者不得不无奈地接受这种近乎荒诞而痛心的事实。近年来反对学术腐败的声音不是没有，只是它们是那样微弱无法引起人们足够的回应与重视。

　　这实在是一个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