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介绍：一个老干部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思考余 孚

　　1、 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我国二十年来体制改革的经验说明，当务之急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于民，人民有权监督政府，才有可能抑制特权借改革开放之机膨胀和腐败，才有可能限制旧制度、旧思想、旧价值观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干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规创造良好环境。我国的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又陷入困境，这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没有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鼓励人民对市场的积极参与。人民思想有了解放，竞争意识增强，推动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有了扩大，多种经济有了全面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形成，高科技产业从无到有开始建立。人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基础设施有较大改善，外贸和外汇储备有很大增加，抵御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袭击，并且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物质基础。我国国力有所增强，国际地位有所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没有的。 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制度所造成的机构臃肿，特权横行和行政人员的官僚化不能得到纠正，特权借改革开放之机膨胀和腐败得不到抑制，特权者利用市场开放的机会抢占市场，集中财富，腐败迅速蔓延，收入差距扩大，少数人金迷纸醉，多数人生活困难。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国营企业的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就已提出，然而政企不分，企业管理官僚化与腐败，上下结合侵吞国家财产，缺乏效率，亏损严重等问题几乎都没有解决。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由于政治思想意识的改革滞后，一切不适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价值观难以退出，继续发挥作用，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市场虽然开放，但计划经济意识和长官意志决策没有太多改变，高速度、好大喜功、上大项目、追求政绩仍然不变。建设一窝风、一轰而起、重复建设、地区趋同，使本来已经不合理的结构更加不合理。资源掠夺型的高速度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土地砂化和荒漠化，旱涝灾害成倍增加，人民生存条件和健康条件恶化，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解决国营企业人员的过剩又造成城市几千万职工的下岗，难以再就业，农村上亿劳动力没有出路，民怨沸腾，人心涣散，甚至铤而走险，社会陷入严重不安。分配结构的改革变成财政困难的转移，职工收入虽然增加，但子女教育教费、购房支出、医疗制度的改革、政府垄断事业价格的带头上涨，使人民支出增长的速度超过收入的增加，加上失业的威胁，造成人心恐慌，购买力被迫转向储蓄，内需萎缩，市场陷入萧条。可以预见，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滞后，我国二十年来体制改革中所积累的这些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我国就难以从所陷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甚至还有可能越陷越深，矛盾越来越激化，有可能使我国改革的目的难以实现，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战以后不少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为国家的现代化开辟道路。日本和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他们经过改革，推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是在大约二十年内实现的。如果说日本原来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有基础，韩国却是一个封建落后、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同样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因此，我们不能够满足甚至夸大已有的成绩。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正视而不是掩盖缺点，找出造成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才能把体制改革推向前进。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与自己过去的落后比较，应当与国际上的先进比较，并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警策自己，改进缺点，迎头赶上。

　　2、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原因分析 　　事实上，我国体制改革的初期，也有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愿望。十年动乱结束后，党内和全国人民对极端恐怖的专制统治无不深恶痛绝，盼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还人民以安全感和做人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顺应形势，胡耀邦倡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推动思想的解放。邓小平在务虚会上发表了实行民主的讲话。“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以及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不改革政治，就不能改革经济等等，在当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一个时期以内产生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思想解放的气氛，出现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对推动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农村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农民自动起来取消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到1982年初中央批准农民这一改革举动时，全国90%以上的农户都已实现了按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解放农业生产力，为把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创造了条件，为推动全面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然而，当人民真正起来要求政治民主和惩治腐败时，形势出现了逆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真正起步就已经遭到挫折，胡耀邦由于同情学生的民主要求被迫去职。人民因要求民主和惩治腐败而遭到压制，终而使体制改革陷入困境。 　　从解放后五十年的历史来看，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程度，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已经减弱，最突出的是从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到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今后不搞运动，加上胡耀邦的极力倡导，产生一种思想解放的气氛，舆论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贪污腐化有一定程度的揭露，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比较客观的报道与评论，这就鼓励了人民对体制改革的希望、关心和参与，对体制改革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六四以后，对舆论的控制逐渐加紧，对个人权威的树立和正面报道的强调都在增加。应当说。毛泽东个人极高的威信所能够达到的那种高度集权统治不可能再有了。然而，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比较，权力的集中和思想的控制仍然是增加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民主的压制也是加强的。把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说成是外来的影响和西方思想的渗透，而不是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应当享受的权利。强调越是改革，越要对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进行抵制，并且把这种侵袭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不是说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好的，不应当对西方的东西盲目照搬，这也是对的。但是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人类发展的条件，西方三百年来对民主和自由实践的经验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不能说也是腐朽的。 　　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是我国百年来人民为之不断争取的目标。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在不变更清皇朝统治条件下进行政治改良失败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仅仅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但民主的目的没有实现。我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曾一度表现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但斗争的结果仍然是极权统治制度，并没有解决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人民为之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目的没有实现。体制改革初期，人民对于体制改革怀着很大的希望，以为可以通过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实现，为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实现国家的民主与富强，然而愿望没有实现。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和二十年来的体制改革与全世界进入以民主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步伐上和时间上是一致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民主化的进程在全世界加快了进度。根据亨廷顿的统计, 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42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还只有12个, 到1990年已增加到58个。（见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战败的法西斯国家和一些落后的国家经过革命或改革,相继进入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的行列。列宁和斯大林所建立的以极权统治为内容的共产国际,在国际范围内的较量中,终于在世界民主和自由潮流的冲激下崩溃了, 多数原来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已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只有中国仍然维持其高度集中的极权统治不变。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的极权统治是牢固的，能够经历多次的冲激而不动摇。其所以如此，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因素。国内的原因主要是我国有延续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传统。这样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沉是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的，它将以各种方式争取自己的存在。国外的因素是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制度及其思想理论的引进。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和愿望，作为人类的一个奋斗目标，本来是好的，曾经为无数人们所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列宁和斯大林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极权化的制度,形成一种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这与世界民主潮流是相违背的,但与我国以皇帝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却有了相同的基础。因此，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引进就成为包括从思想意识、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到基本制度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融合，这就使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获得了一种新的面貌，能够为人民所接受，使我国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获得一种更加牢固的基础。因此，当我们研究今天的体制改革时，就很自然成为应当讨论的重点问题。 　　 　　3、 我国与西方关于人的认识的异同与我国的纲常哲学 　　人类的历史是人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讲，不论在西方和我国都是相同的。然而，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的。环境对人的发展影响很大，当人生存的能力还很低时，这种影响就越大，这又迫使西方和东方走上各自不同的文化发展的道路，造成各自的文化特点，终而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别。西方由于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文明的发展虽然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在寻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因而能够从文明落后走上文明先进。我国在历史上对人的发现也有过辉煌的成就，可是从文明的先进变成落后，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在西方，直接影响发展的两大文化源流，苏末尔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希腊文化产生于海边，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无的天然条件，商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人口流动很早就破坏了血缘纽带所带来的束缚，个人的努力成为生活的主要动力，个人主义的思想很早得以发展，以个人为基础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崇尚个人理智以及平等、自由的概念和罗马法制概念、议会制度的原始概念形成欧洲最早的传统。即使中世纪也不是完全黑暗的时代，现代文明的许多因素、自由经济、自由市民和自由城市、议会制度的萌芽、大学的诞生、经院哲学对人民主权和法制的研究，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自然科学因素的产生等等，都是产生于中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延伸。正是这种延伸导致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以解放人为中心的运动，产生了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和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天赋人权的思想一旦产生，不但写进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而且产生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和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终于为把全世界推进到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建立起完整的理论和实际可行的框架，使现代文明的到来水到渠成。 　　我国的文明产生于大陆内地，以农耕为主，农耕民族把人聚集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的集体之中，以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我国历史上就有禹召集万国集会于涂山，商讨集体治水的传统。“哀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丰年”中的“×”都是集体开荒和集体耕种的意思（见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四章《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说明商代的农业是举族集体耕作的。这种集体生产的制度一方面产生利害与共，疾病相扶持的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集体主义和原始的平等思想与文化，形成我国最早建立在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另一方面却产生以王为中心的极端集权专制统治的传统。原因是以王为中心的血缘氏族的牢固存在必然会产生以血缘亲疏为等级的贵族等级制。还由于在氏族中，王取得领导祭祀、组织生产和分配、领导军事的权力，把所有大权集中于一身，成为我国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最原始的基础；从而又破坏了原始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利的集体关系。这种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到秦统一六国以后已经完成。 　　秦始皇继承商鞅的学说，“昔之能制天下者, 必先制其民也, 能胜强敌者, 必先胜其民也。故胜民之本在于制民，若冶于舍、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为此,设酷刑重赏，实行“弱民”、“强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从于皇帝的绝对统治,形成一个权力绝对集中于皇帝的极端集权和极端专制的制度，把人民当成实现皇帝个人意志的工具，其对人民的残酷压制使人不寒而栗。为了实现这种绝对统治，建立起一套从郡、县、乡、亭、里到编民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户籍制度。“四海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箸，死者削。”迁移必办”“更籍”、“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作军旅。”可以说,我国极权统治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制度到秦已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不但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专制统治制度及其行政管理系统不过依秦制有所增损，即使解放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也仍然是这个传统的继续。 　　单纯依靠压制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还必须找到一种价值体系，使人民自愿接受，而这种价值体系是在秦以后一千多年的长时间里逐步完成的。 　　我国体现极权统治的价值和伦理道德的基础理论框架是以君为中心的“三纲”。然而在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 子要像子, 互相都有责任和义务。孔子和孟子对这种君臣关系都有说明。孔子说：“以道为君, 不可则止(《伦语·先进》)。”孟子更激进,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 皇帝也可以罢免,这不就是民主思想了吗?但从西汉开始，君臣思想就根本改变了。董仲舒提出天命说：“君权天予”。(《春秋繁露·主完神》)“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同上》）然而真正对三纲赋予客观真理的哲学形式的则是南宋的朱熹。 　　朱熹首先构造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以“理”为核心，理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总根源。在没有自然和人类以前，“理”就已经存在。“理无形迹”（《朱子语录》第一百卷），然而都是客观实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可见无论天地等自然现象,还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化生。于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就成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实理”、或“天理”，永远不变的真理。 　　“三纲”既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也就成为包容所有人在内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构架, 人们精神的支柱。“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朱熹文集》卷13《垂拱奏批》)从而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于是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三纲”、维护“三纲”。“三纲”、“五常”就成为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是悖逆“天理”,为社会所不容。 　　为了把人训练成绝对没有个人欲望,没有个人要求和利益、甘愿为“三纲”献身，甚至把为“三纲”献身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朱熹还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为了维持生命，需要吃饭，朱熹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也是“天理”，但超过维持生命最低需要就成为“人欲”，就必需消灭。因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就会使人不能满足现状，就会产生非“分”之想，这就会违反纲常伦理，因此，“人欲”是一种罪恶，必须消灭。人只有达到绝对没有“人欲”的境界，放弃除了维持生命的最低物质需求以外的一切物质欲望，才能没有私心。才能真正实践“三纲”，做“三纲”的卫士，保持名节。因此，朱熹又把“灭人欲”与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有私。”（《朱熹语录》卷95）因此,“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人之一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 则‘天理’灭”。（《朱熹语录》卷13）于是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前）然而,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要“灭人欲”，对于一般人来说：" "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或好便安"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见朱熹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下》）而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由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适合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一旦产生。必然要反过来加强其基础。还在理学形成的过程中，理学前期的创始人张载已经认识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对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宗法宗子。”（《经学理×·宗法篇》）从此以后,理学家莫不提倡。经过明清两代的倡导,一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纷纷起来修族谱、建宗祠、立族产、建立族规族法，对人民进行严密的宗法统治。一个已经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于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制度到纲常伦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阻碍我国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