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产出的“政治经济学”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1/article.htm1?id=2120
(2003-04-02 )
编者按 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越来越受到科学标准之外因素的影响。３月２０日出版的英
国《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由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科学家、科学编辑彼德·Ａ·劳伦斯教授撰
写的评论“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剖析了学术期刊界
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３月２６日，《自然》杂志亚洲区发行人Ｔｏｎｙ Ｂｏｃｑｕｅｔ博士对本报进行工作
访问时也表示，基于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是为科学共同体交流有重要意
义的发现而提供的有效手段和公共平台，并不是设计来满足科学管理机构和基金管理组织对
项目和基金进行评审和管理时所需要的特殊工具。目前面临的矛盾和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
深远地科学的整体发展，并削弱对科学活动的有效管理。
两年前，本报曾专门对“ＳＣ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回应。但遗
憾的是，时至今日，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而言，这一用简单的数量指标来替代复杂的科学评
价的“数字审计”游戏，依然在我国科技界没有得以根本改观。同时，鉴于外来的压力和利
益诱惑，我们也发现科学家自身单纯追求论文的“扭曲”心态，以及有关指标被强硬地“分
解”给研究生群体的不良趋势，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学风建设。文中介绍有关《自然》、《
科学》、《细胞》等杂志刊发论文时出现的诸多“世界性不良倾向”，对我们科学界和期刊
界极具针对性。彼德·Ａ·劳伦斯的文章，本报分两次刊登。
世界各地有很多科学家如同生活在炼狱之中，备受煎熬。伦敦已是深夜，Ｄｅｂｏｒａ
ｈ Ｄｏｒｍｏｕｓｅ依然辗转难眠。她已经焦急地等待了４周，她不知道如果打电话给《自
然》杂志的编辑询问她的论文处理情况是否会产生负效应。 在阳光灿烂的悉尼，Ｗａｙｎｅ
Ｗｏｍｂａｔ正在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学生的论文被《科学》杂志拒绝了，《细胞》杂志正
在请他审阅一篇内容相似的论文，他要对之实施报复。在美国旧金山，Ｍｅｌｉｓｓａ Ｍａ
ｒｉｐｏｓａ得知她递交给《当代生物学》的论文必须缩减一半后才能被重新考虑。她不得
不忍痛删除一些关键数据，并且极端简化结果，因为她的博士后需要将这一期刊列在他的简
历上，否则他就得不到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工作。
一篇论文是否能发表取决于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
在孤注一掷地只将论文投递到少数几个顶尖的期刊，然后又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论文，讨
好编辑。这种做法最终危害了论文发表的目的、文章的可获得性和研究质量本身。
主要原因
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日益加大的压力迫使科学家们将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上，更是助
长了上述趋势。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言语里也反映出对顶级期刊的迷恋——我们说某人是一位
好研究生，是因为他在《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我们认为期刊比科学信息本身更
重要。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否则我们就失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部分原因是掌握经费和职位分配大权的人在评价科学家
时不是评价研究本身，而是根据“表现指数”来衡量，因为将一些数字加起来比严肃地思考
一个人的成就更容易。管理者正在窃取科学家们的权力，他们营造出“成绩责任制”文化，
目的是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有效地控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结果，这使得社会成
为了一个“审计社会”（Ａｕｄｉ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每一项指标都被精确地计算，最后
指标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样的“审计社会”中，发表论文的数量、作者在名单中的排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成
为评价科学家的依据。但是，不能让行政管理人员对此全部负责，很多科学家热情地参与其
中。
一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如此热衷于期刊的名望
呢？这里有心理和职业两个方面的原因。年轻的科学家将在好期刊上发表一篇好论文视为进
军科学皇冠的起点。而已有声望的科学家则希望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证明自己仍有高见
。与在科学发现的王国中树立声望相比，所有的人都逐渐认识到，在当今实实在在讲求硬通
货的审计社会中聚集“资本”更为安全和容易。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的社会疯狂地追求知名
度，科学家们也身不由己。许多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被媒体报道（无论准确与否）时会心存
感激，而那些领头的杂志也通过新闻发布来为此铺平道路。比如说，西班牙的大报Ｅｌ Ｐａ
ｉｓ就经常会对西班牙科学家在《自然》、《细胞》和《科学》上发表的任何文章进行特别
报道。
以上行为给作者、编辑和审稿人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
作者以最快的速度写论文
作者必须决定什么时候、怎么写他们的研究工作。写论文的理想时刻是在某一研究工作
告一段落，并获得了可令人信服的信息时。但是，现实的做法常常是在有可能出现结果的最
早时候就开始写作。结果，科学发现就像意大利香肠一样被切成一片片，然后再递交给不同
的期刊以发表更多的论文。
科学家必须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工作，以尽量减少论文被拒的风险。顶尖期刊绝
不会考虑竞争对手已经刊登过的结果相似的论文，即使这项研究已经花费数年时间而递交的
时间只相差一周或二周。当然，如果两篇竞争性的文章同时递交给期刊也有好处，每位作者
都会用另外一篇论文来引起编辑的注意，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热门的。
作者需要决定怎样做才能将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研究结果是否可以被炒作得
更加引人注目？是否要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超级简化以吸引人？是否可以在论文中找到一个故
弄玄虚的信息让人们立刻记住？是否发现了与人类疾病有关的某个含糊不清的联系？（与人
类疾病往往会提高该论文的引用数量，也使杂志显得有吸引力。）能否将论文的长度压缩到
比实际需求的更短？
这样，越来越多的研究小组负责人开始亲自执笔写论文，他们或许并没参与实验，而实
验工作主要是由初级科学家完成的。但是，研究组长经验丰富，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展示
工作，也许正因如此，对实验细节的不了解反倒成为有利因素。学生和博士后又回到了桌边
努力工作，增加产出，可他们却没有学会如何写作研究报告。
编辑难以协调作者和审稿人
顶尖期刊的编辑总会收到过多的投稿。比如，《自然》杂志现在一年要收到９０００份
左右的稿件，这个数字是１０年前的２倍，因此不得不拒绝约９５％的生物医学方面的
论文。《发育生物学》是一本高质量的专业期刊，它的拒稿率基本上是７０％，而在１９９
０年，这一数字是５０％。顶级的期刊收到太多的稿件，没有办法将它们都送给同行进行评
审，因此，编辑手中的权力变得比审稿人的判断重要得多。结果，作者们开始用各种手段拉
拢、奉承、甚至“威胁”编辑。小组组长能够证明花费时间和才智在这些策略上是值得的，
因为编辑们会因此动摇，而成功的回报非常之高。影响因子和经济的合力作用在顶级期刊间
建立起竞争（《细胞》杂志最近就以极高价格被转手）。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编辑甚至会
央求“明星”科学家为期刊写最流行的论文。所有这些力量综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反科学的
文化，出风头和政治手腕会受到更高的回报，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高质量的研究结果和理
性的争论却变得无足轻重。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编辑也难于做出准确判断——要在一大堆各色论文中进行客观、快速
的筛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以因特网为基础的服务能够为编辑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在专业
化的黑暗角落中看清实质问题仍然是困难重重。为了安全、稳妥起见，编辑们更喜欢那些流
行的、熟悉的和意料之中的结果，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古怪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原创性的
结果，错误因此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