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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地位问题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讨论来自不
久前的国内大学排名，在这个排名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再次被以自然科学与工程
技术学科为主的高校远远抛在后面。应该说，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这次讨论所涉及
的内容都极其严肃、极其透彻，并传达着一个共同的声音：在社会生活变动频仍的今天，人
文社会科学理当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焦点之一：
偏重理科的合理性在哪里
指标问题是对历次大学排名公正性“诟病”最多的地方，许多人认为，评价体系过于偏
重理科。
中国航天７１０所于景元教授分析认为，这直接反映了存在于社会大众、甚至教育界之中的
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普遍观念。他说，从上个世纪后 期以来，科技创新能力逐
渐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而科教兴国（将科技置于教育之前也许意味着某种潜在的价值倾斜
）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口号的提出，“８６３”计划、“９７３”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的
实施也大都是从技术层面考虑的，因此，在某些人中间产生科技至上的错觉是正常现象。
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也一度出现过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
以及对科技控制论、科技万能论等未来主义学派言论的追捧，“重理轻文”很可能是西方现
代科学技术的这一“传统”在中国的“翻版”。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这首先涉及到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评
判问题，其次是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考虑，对科学技术的“追捧、崇拜”是否就是一种误区
。
他指出，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在其４０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给世界带来了有
目共睹的巨大变化；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中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都是建立在高度发
达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而在中国，真正的现代科学才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目前我们的科技
发展创新还远远不够，努力的空间还非常大。
因此，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心理中普遍存在的偏重自然科学的现象，完全在情理之中。
他说，“在当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新科技更被明确为国家社会发展的
核心推动力量。将发展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确立为国家目前的主要任务，在教育、研
究方面有所倾斜、有所偏重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偏重一方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衰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董光璧教授就
反对人文社会科学日渐衰落这样的说法，他的“最直接证据”，就是“每年我国出版发表的
书籍论文仍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也表示，“与西方相比，中国并不显得特别重科技轻人文。也许
局部或暂时出现了一些极端现象，但在我们今天的话题里并不重要。”
焦点之二：
谁来决定教育的社会功能
“偏重理科”的批评同时来自对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格局的分析。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工程技术教育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
１９４９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３３．１％，至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后，下降
为１４．９％，１９６２年仅为６．８％，而在世界上这一比例通常为２０％－５０％。
中国现代教育中弱化人文的倾向同样不可否认：洋务运动确立的“洋为中用”使近代
以来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教育呈现了相当明显的国家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背景；而新中
国的教育重建则几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一度形成以重工业和国防科技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
和至今影响深远的“重理轻文”格局。
“这涉及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王炳照教授指出，教育包括社会
功能和发展功能。前者从教育兴办者的需要出发，后者则满足个人成长完善的需要，两者联
系紧密，彼此制约，此消彼长。虽然我们主观上都希望二者能够平衡发展，但事实上，在特
定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侧重。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目标是训练维持集权国家
统治的官员，而非培养为社会发展进步直接作贡献的人才，因而科技教育相对于纲常伦理仁
义道德的灌输就显得无足轻重，这就是中国古代教育所谓的“重文轻理”倾向。这和当时以
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基础、以及工商业落后的历史条件有关。但自从中国１８４０年
步入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融入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以来，“
重文轻理”就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
“不要总是指责教育，”对教育受限于经济基础的分析，于景元深有同感：“要知道，
教育的价值理念不过是社会观念在这一领域的反映。”
他说，科技人文孰轻孰重、关系如何，在学界甚至决策层都颇有争议。反映在实践中，
就出现了两种现象，或者以为科技能解决包括人文在内的所有问题，或者把科技与人文划成
两个各不相干、老死不相往来的领域。
于景元试图用整体科学的概念来统一目前严格的条块分割。他说，“客观世界是一个包
括自然界、人类和社会的整体，对它们的探索分别形成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那么，科学也就应该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任何僵化的条块分割都是在人为割断这
种联系，一个对科学本质认识深刻的人是不可能只关心科学而忽视人和社会的根本需要的。
”
焦点之三：
人文社会科学应否反思自身
作为科学的一翼，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价值得到学者们的充分肯定，但在学者们看来，
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人文社会科学之轻”的重要原因。
董光璧说，“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人类甚至科学自身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一样，其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较为隐性，
较为长效。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科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跟上自然科学发展的
脚步，在对自身领域的认识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无法和后者相比，因而在观念和自身发
展上都形成了一种失衡状态。”
“但是，这种失衡并非反常现象。”董光璧同时指出，“就像飞行中的飞机，科学的发
展总是要在不断调整中保持前进。”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消除两种
文化的鸿沟，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与董光璧比起来，何祚庥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批评显得更“严厉”。他说，“不善于与其
他学科交叉借鉴，研究缺乏独创性，将学术研究归结为对现有观念政策的解释，以及由于历
史原因形成的两个领域研究者之间的误解和偏见等等，都是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反思的地
方。”
焦点之四：
科学与人文缘何分裂
不可否认，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中，前者常常成为后者诟病的对象。比如
，上世纪末以来，针对生态危机、道德沦丧等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病，人文精神的复归思潮，
特别是一些趋于激进的反科学主义倾向一度席卷整个工业世界。
对人文文化在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何祚庥直言不讳，他说，“科学文
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误。科学技术只要符合客观规律就没错，现
在的一些严重后果主要还是来源于人类在利用它时产生的一些偏差。所以我赞成人文文化、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发达的科学就一定会导致糟糕的结果，现
有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的完善。”他表示，“科技不发达
才是真正的问题。”
在何祚庥看来，人文文化领域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亟待重视：那就是还不存在统
一的人文文化、人文精神，而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就更是分裂的，比如《京都议定书》的发
表源于对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共识，但布什反对的理由也同样富于人文精神——他不能降
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吴国盛也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出现与近代科学本身走偏可能有关，但问题不单单
在近代科学，而在整个近代社会的走势、整个的近代精神。这也是我有时候相信有必要重振
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这种重振当然不会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创造性地继承。作为全球一体
化中的一员，中国的科技必须与世界比学赶超，而要独领风骚，恐怕首先还是要以人文自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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