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发，男，1953年12月生人，湖北公安人，1976年华中农学院毕业，1982年到美国留学，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遗传学系博 士学位，1986年回到母校华中农大，担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等职。1993获瑞典国王Baudouin奖，1994年获国家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03年获何梁 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6年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可以说，对於一个中国学人而言，今年尚且不满55岁的张启发，在国内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地位和名望的顶峰。

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张启发的人生道路与陈章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是国内农业院校毕业，都是在1982年出国，投的都是名校和名师（张启发的导师 Robert. W. Allard在197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章良的导师Roger Beachy在1997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都是在毕业之后很快回国(张启发1986年，陈章良1987年)，并且研究领域都是植物分子生物学 ——陈章良研究转基因植物，张启发研究植物遗传性状的分子标记。

但是，张、陈二人的人生路途在他们回国之后开始分叉。陈章良1987年到北大生物系任副教授，以后基本上是每两、三年登一个台阶：先是正教授 （1989），然后是北大生物系主任（1992）、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1993），35岁就任北大副校长（1995）。也就是说，陈章良在国内学术界独 领风骚十余年，除了搞学术不行，其他几乎样样都行。但最终，陈章良不得不黯然离开学术界，成为职业官僚。而张启发回国则早陈章良一年，但直到1992年 39岁时才被提升为正教授。可是他坚持搞学术研究，最终在学术界坐大，成了中科院的院士，并且成为中国农学界的领军人物。

如果我们把陈章良的“成功”之路视为旁门左道的话，那么，张启发的“成功”之路似乎是一个学者应该走的正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A    一个“打造”出来的院士

张启发的成功，虽然从个人角度讲，走的是正路，但从中国学术界这个大环境来讲，却与陈章良的“成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他们二人的相同之处就在於，他们都是被“打造”出来的。

2004年4月14日，《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张启发的成才经过：


“砸锅卖铁”、“强行调来”、“共同造就”、“打造”、“做大做强XX品牌”，这些商场、官场气息浓郁的词汇，出现在一个学者的成长经历之中，出现在一个 大学的“思路”之中，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的过去和现在感到悲哀，并对它的未来感到担心：现在中国的院士之中，有多少人是这样“打造”出来的？换一个问 法就是：用这样的行政手段来“打造”，难道还有人不能成为“品牌”吗？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打造出一个这样“品牌”，华中农大需要牺牲多少其他学者的利益 和机会？可以这么说，张启发的“成才”经历，暴露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顽症和痼疾：缺乏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因此就造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 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的局面。

那么，张启发本人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据《张启发：投入与回报》说，“他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大师级的科学家。连外国同行都说，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 启发不行。”这个牛吹得未免太大。实际上，不仅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张启发鲜为人知，就是在水稻、小麦的数量遗传学、分子标记领域，——也就是张启发自 己的地界——，他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中等偏上而已。证明如下。

根据1998年颁发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张启发“在国内外多种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63篇，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特邀报告，论文被引用280余次。 ”（见：http://www.cycnet.com/cysn/hotspot/sciward/000328024.htm）。也就是说，在他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之前，他发表的论文，每篇平均被引用了4.4次。这样的成绩，能说是“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吗？

当然，在当上了院士之后，张启发的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率都有大幅度地增长。2003年，张启发获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获奖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张启发课题组近十几年来共发表论文120余篇，被SCI收录杂志引用1200余次 ”。（见：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518）。也就是说，五年左右的 时间，张启发不仅论文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连引用率都翻了一番还多。难道张启发真的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了？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花费点儿心思探讨一 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以张启发为通讯作者的学术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1997年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Importance of epistasis as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至今共被引用264次（2008年2月2日http://scholar.google.com检索）。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 如果仔细看一下那264篇论文，你就会发现，这些文章之中有四分之三的作者全部都是华人，并且是大陆华人。不仅如此，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章几乎全部都发 表在2000年以后。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认为“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的，并不是什么“外国同行”，而是“国内同行”。“国内同行”为 什么“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呢？原因之一就是：张启发是院士，手中握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也许有人会说，只拿出一篇文章来当作例子，能说服人吗？那么我们就多检查几篇。


总之，看张启发论文的，“国内同行”占了四分之三。这其中，固然有研究水稻的科学家以中国人较多这一因素，但“外国同行”的关注目光也未免太弱。事实是， 张启发的国际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影响因子为3左右的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Molecular Breeding，Plant Molecular Biology这类杂志上。他在PNAS上发表研究论文，都是经过他的导师R. W. Allard推荐的，那是有推必发的。至今，张启发没有在国际学术 刊物上发表过学术性综述（他发表的两篇综述，都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科研状况为主题）。

据《财经》杂志(网络版)2008年1月18日报道，针对谢华安竞选中科院院士、但有人举报他学术造假一事，中国科学院在2007年10月曾委派张启发等 三位院士赴福建调查。(王以超、李虎军：《“院士造假”风波多棱镜》。http://www.caijing.com.cn/zmb/hjykx /2008-01-18/45706.shtml)。最终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因为根据自己的成才经历，张启发当然明白，福建农科院“打造”谢华安的过 程，与华中农大打造他自己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张启发与谢华安还有另一层关系，下详。）

B    超级学霸

在《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开头，是这样几段话：


一名教授，敢於并且能够“管得了书记、校长”，这在目前官本位的中国学术界，应该属於“美谈”。 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张典型的学霸面孔：张启发在华中农大的行政职务只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但他却可以“逼 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整个学校只有食堂和张启发的实验室保证供电，但出现意外之后，张启发竟可以“火气冲天”，并且让学校给他道歉、赔偿。 根据中国刑法，行为人不为意外事故担负刑事责任；根据民法，行为人对於由非故意或非过失引起的事故，一般也不负民事责任。但张启发却有这个本事，在学校给 予了他特殊的、天大的照顾之后（民以食为天，张启发的实验种苗和全校师生的吃饭问题同等重要），学校还要替他承担意外风险。

在《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中，我曾说过：


而张启发就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代表人物。这个太上皇可以“管得了书记、校长”、也可以“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难怪当“上面”想让他当副校长时，他会誓死拒绝，说“再逼，我就离开华农”。

其实，象张启发这样的太上皇，在中国的学术界有成百上千，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在，如果把这样的怪人和怪事放到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中，其不合理性、非正常性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除了能够管书记、校长，张启发还直接控制着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学术农民工。2004年11月1日，《楚天都市报》发表《武汉博导知多少？》一文，其中透露说：


张启发的美国导师Robert. W. Allard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他总共只带过56个博士研究生。（Clegg, M. T. Robert Wayne Allard, 1919-2003,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2006.）而张启发院士现在一年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就已经超过了乃师全部学术生涯的一半还多。不仅如此，他还有“四、五个教授”给他打下手，当保姆。这样 的待遇，Robert. W. Allard大概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从本质上说，张启发就是一个学术包工头。事实是，在回国之初的三年间，1987-1989，张启发总共发表了四篇论 文。而在过去的三年间，2005-2007，有张启发署名的论文达到了48篇。(根据http://scholar.google.com/，关键 词：zhang qifa)。在这个十二倍的增长数字的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凡是搞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再明白不过了。

【注：在张启发任主任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有一个“关于研究生毕业时间及津贴发放的规定”，张贴时间是2006年3月1日。根据这个规定，研究生的津贴标准是：

博士生：第一学期每月300元；第二学期每月350元；第三学期400元；以后每学年增加100元/月。
硕士生：第一、二学期，每月150元；第三学期，每月200元；第四至六学期每月250元。

见：http://www.ncpgr.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3&start=5&PHPSESSID=1b4a34d3db6524bc1fb92d135db9f9bf。

这样看来，张启发的博士研究生的平均收入略等於农民工，硕士生的平均收入要低于农民工。关于研究生的待遇问题，请参见笔者五年前的文章：《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

C    张启发与转基因植物

张启发的本专业是数量遗传学，后来发展到搞基因的分子标记，也就是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来确定某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大致位置。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分子标记的主 要作用是为育种家提供选择杂交后代的手段和工具；而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张启发所作的工作，其最终目的则是要把确定了位点的基因克隆出来，然后根据克 隆到的基因，来分析其结构和功能，如果这个基因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抗虫、耐逆境，则用它来转化农作物，培育成新的品种。确实，在1998年立项的 973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中，张启发负责的是“水稻重要新基因的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分项 （见：http://icgr.caas.net.cn/973/gaikuan.htm）。但是，尽管作了大量的标记和定位工作，张启发的实验室在 2004年之前实际上没有克隆到任何基因。这就象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其传球带球技艺超群，可以象高俅似地把足球摆弄得如同黏到自己身上一般，可就是临门一 脚不过硬，总也不能把球射进大门。

【注：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图谱来克隆基因，既非十分容易，也不是异常艰难。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张启发实验室从 2004年起陆续克隆到一些水稻基因，但那是在水稻基因组序列已经测定完毕之后，克隆基因的难度要比以前低得多。另外，张启发实验室克隆的基因多数是微效 基因，就目前来说，不太可能用于转基因植物的开发。】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从2000年起，张启发这个几乎没有从事过多少转基因植物研究、也从来就没有对转基因问题公开发表过意见的人，开始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大力提倡。且看下面的下面的目录：



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张启发最终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领队，其原因就是下面这篇发表在2000年10月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论文：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报告Bt转基因的水稻恢复系明恢63及其杂交后代汕优63在田间既抗虫、又增产。虽然这项研究所使用的转基因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 范云六，水稻材料明恢63和汕优63是谢华安培育出来的，并且田间实验是在武汉进行的，但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却是国际水稻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Swapan Kumar Datta。很可能当时张启发的实验室还没有掌握研制转基因水稻的关键技术。但是，张启发似乎掌握着这个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知识产权。

2004年，由张启发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成员有：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李振声、石元春、李家洋；中 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研究员：贾士荣、陈受宜、朱祯、黄季焜、夏友富、杨晓光、黄大方、彭于发；处长：安道昌、程金根；副教授：林拥军) 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总共提出了四项建议，但其中最有实质性的建议是第二 条：“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这份报告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部在2004年底召开的一个神秘的会议。在那个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有“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的股票突然 涨停。显然，会议的结果对转基因水稻是利多。确实，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根据农业部的科学顾 问，批准极为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According to scientists advising the Agriculture Ministry, approval will most likely be forthcoming, which means that China could start planting GM rice as soon as spring 2006.”见：Craig Simons. Of Rice and Man. NEWSWEEK, Dec 20, 2004. http://www.newsweek.com/id/56089)。这篇文章采访的“农业部的科学顾问”，就包括张启发和陈章良——陈章良是那次会议 的主席。这两个人，在经过十多年的不同人生经历之后，在转基因问题上，又殊途同归了。

不过，转基因科学家们很可能是过於乐观了。就在那个神秘的会议闭幕不久，绿色和平组织出来搅局，指称那些推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学家是受个人利益的驱 使。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不仅披露了那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而且点了张启发、贾士荣、黄季焜的名 字：“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

《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当然也把方舟子惹得火冒三丈，他当即把它给“立此存照”。不过，方舟子在虚拟空间可以张牙舞爪、暴跳如雷，但在 现实世界，却并没有谁拿他当真。半年后，农业部再次召开“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据一篇报道说：“一位参与此次会议的专家向记者透露，转基因政 策可能趋于‘保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可能搁置。”（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搁置只许实验田种植》，《新京报》2005年6月25日。）

时至今日，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