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这一行

　　在大学校园内，「学术自由」常被挂在嘴上，俨然成了金科玉律。这个名词虽然在二十世纪初之后才出现，却彷佛存在了一段极长的时间。「学术自由」浅显易懂，但意义非凡，它指的是大学的教授与机构不得受到政治干扰，它也意谓在各种生活层面中，尤其是学术领域内的非正统思维及非传统作法特别需要保护。

　　曾经，在二十世纪中的几个重要时刻，这种保护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九五○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反共声浪高涨，国会下设的几个委员会，特别是众议院内由贾纳（William Jenner）众议员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内由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主持的委员会，都对美国大学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它们开除曾经加入「反美」组织，亦即对共党亲善的教职员。各校校长与校董会面对压力的勇气虽有不同，学术自由的传统确实增强了各大学对抗压力的力量。因此，对学界而言，此一传统扞卫着学术研究的宝贵空间，而此一空间所以珍贵，部分原因是它安全且不受外界干扰。

　　事实上，这种自由已进一步延伸，使才气不凡者得以过着创意无限的生活。学术自由实际上蕴含宽松的结构与最少的干预，学术活动没有时间以及规范的限制，甚至活动地点的规则也非常少。由于从事学术活动的地方与其它工作场合差异极大，我们想出一种说法来凸显它的与众不同，称它为「象牙塔」，象牙塔外则是真实世界。　

有自由而无责任？

　　相形之下，与「学术自由」相对的「学术责任」却较少被提到，不过，美国及其它民主社会都把两者视为一体的两面。领导美国诸多公益团体的盖德纳（John Gardner）谈到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对称关系时，曾作极佳的诠释，他说：「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约定，缺一不可。」

　　没错，这是一种约定。果真如此，为何我们言必称学术自由，却不常提到学术责任？目前美国高等教育处于前所未见的荣景，它使更多人受惠，也提供更好的服务，它享有国际名声，使莘莘学子近悦远来，并且建立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学研究体系，被许多人视为推动美国经济进步的摇篮。然而，批评美国大学教育的声浪亦日见高涨，左派与右派均大加挞伐，攻击的层面涵盖甚广，包括：大学的科学研究与政策分析未能提供国家社会迫切需要的答案，例如，为何爱滋病的死亡威胁挥之不去？为何国民教育的素质未见改善？为何教微积分的老师无法说流利的英语？大学对财政紧缩的现象视若无睹，当大企业都在缩编减肥之际，大学教育的生产力却未见提升？美国大学已经感受到这些压力，学界士气之低落亦为历来仅见。

　　这种矛盾现象凸显了社会期望与大学自我定位之间的冲突。虽然各方对大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享有的自由已有共识，但责任与义务为何，各界的解读却不尽相同。究竟是谁亏欠了谁？仍然争论不休。大学辜负了社会什么？老师在哪里方面让学生失望？大学行政部门是否善尽协助老师与同学的职责？这些争论显示，学术自由的内涵已是放诸四海皆准，但学术责任究竟是何物，却依然是罗生门。

　　即使在象牙塔内，学术责任也披着神秘外衣，新进教师得到的相关信息相当有限，学术文献也很少提到大学老师的责任。也许是基于学术自由的传统，在高等教育的体系内，并无工作职责的明细表列，也没有所谓的年终工作考核，结果，大学教授的自我定位不明，外界对他们的期望更是漫无标准。

　　因此，当外界找不到适当的尺度来衡量大学的表现，人们自然怀疑大学是否享受过多的自由，却毫无方向可言。也许是基于这个因素，外界逐渐把「监督责任」与高等教育联在一起：社会大众开始关心大学「企业」的经营状态，并且对产品的品管报告愈来愈没有信心。

　　尽管疑虑加深，如今进大学的人数却比过去多了很多。与其它行业及机构比较起来，大学与学院以上机构，教职员和领导者仍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有更多人花更多钱送孩子或自己上大学。若以一生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中学以上教育的价值在一九八○年代扬升，使接受大专教育者与未接受大专教育者的身价差距拉大，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学位种类五花八门

　　今天的高等教育已被赋予更多、更重的责任，现在人们除了希望大学能使年轻人拥有更多技能、教养，以及更为深思熟虑之外，还期望大学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甚至增强国际竞争力。外界要求大学研究的项目从健保改良到建军备战，不一而足。此外，如果大学不能举行文化活动，或是在周末假日提供运动娱乐，我们也会对它大失所望。

　　总之，今天的高等教育已经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倚赖它，并且希望能够信任它，当它表现不如预期，我们会失望；它的费用太高时，我们会生气。大学是特殊的机制，举足轻重，但真正的面目又是什么？为何同时牵涉到这么多不同事物？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充满了各种矛盾。对某些人而言，「大学」是充满回忆的地方：他们在此成长，学习人生，坠入爱河，并且可能立下鸿鹄之志。对其它人来说，大学是事业的起点，他们在此初次体会创业维艰。或者大学是全国知性生活的中心，我们的文化在此萌生新芽。当然，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大学的景象已经融合、并且加入了其它更微妙的因素。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知往往取决于个人的亲身经验、对社会运作的看法，以及对下一代的期望。

　　我们之所以对高等教育有许多不同看法，是因为大学本身具备了多样的性质。美国有三千多所四年制大学，部分学校授予的学位种类五花八门：有专业性的法律与医学博士、高等学术学位，例如常见的哲学博士（Ph.D.）、较少见的音乐艺术博士，以及从艺术史到动物学，无所不包的各式学士学位。美国大学的规模不一，大小兼容并蓄，除了学生人数仅数百人，实验性质极高的小型大学之外，也有人数超过五万人的大型州立大学。此外，还有基督福音教派学校、天主教学校，或是不带任何宗教色彩、校风开放的大学。就学校课程的特色而言，有的学校以农业研究为主，有以工业技术为重，或是以文理科系见长。当然，许多综合性大学的教学研究范围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少有遗漏的学科。除此之外，部分学校由于创校历史与设校地点特殊，少数族裔学生并不多见；相对地，也有专门为少数族裔学生而设的学校，例如一些黑人大学与学院。

　　在美国设立大学不需要申请许可执照，若要得到外界认同，则须接受监定，并且遵守民间自发性评监组织订立的规范，由其它学术机构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则定期派员至各校考核。

　　经过完整认证的大学经常会组成联盟，争取共同权益，这些大学联盟的名称充分反映出它们的多样性，不过，这些组织多数设在华盛顿，以便和美国国会议员及行政部门的官员打交道，对这些决策人士提出建言。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美国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简称ＡＡＵ），成员为近六十所以研究见长的美国大学，它们颁授的专业性博士学位占全美总额的四分之三，几所私立大学如哈佛、史丹福、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若干公立学校如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与伊利诺大学都是联盟的著名成员。其它一些美国大学联盟组织还包括规模较大的「美国教育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称ＡＣＥ），以及「美国高等教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这两个组织涵盖了所有种类的美国大学，而「州立学院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则是由不颁授博士学位的美国公立综合大学组成；另一方面，「全国独立学院暨大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服务的对象却是私立学校。此外，美国社区学院亦组有相当活跃的联合组织。

提升地位晋身阶

　　美国大学如此多元，无怪乎大众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看法及观点分歧。此外，一般民众对大学抱着矛盾的态度，也是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观感多变的原因。美国民众一方面把大学教育当作提升社会地位的晋身阶，另一方面认为大学校园是「精英挂帅」，学生与教授个个高傲自大。人们憧憬浪漫的大学生活，却又讥评大学生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失魂落魄的教授、整天啃书，无法与一般民众沟通的大学生，经常是美国卡通漫画中的主角。美国民间流传的笑话也反映了民众对大学精英抱持的「酸葡萄」心理：一名饱读诗书的大学生被送到大联盟打棒球，结果投不出一个好球，引来满场的嘘声——只会念书，不会打球，留他何用？甚至研究环境生物学的人也都听过艾格西（Louis Agassiz）说过的名言：「研究自然，而非书本。」这些字里行间透露的讯息已不言而喻。

　　一般民众对高等教育既崇拜、又不屑的态度，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传统，这种矛盾情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何当今美国大学教育虽已获致空前成功，却又饱受批评。美国大学成功的图象以简单的几项事实即可轻易勾画出来：它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前来接受研究所教育或从事专业研究，家长们想尽办法送孩子进大学，使得提供顾问咨询与协助升学的产业应运而生。相对的，对大学教育的抨击则是复杂而多重的，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大学在学术责任方面的明显疏失，即须仔细观察及分析这些抨击的性质与程度。

　　大学教育遭外界批评的地方包括学费太高；种族隔离现象；教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大学部学生身上；校园内部管理松散，处理性骚扰问题过于宽松，并且对于不当的研究行为束手无策；运动员丑闻及校园酗酒问题恶化而失控；政治力介入亦已泛滥成灾。而这些弊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一九七○年代的美国健保制度曾被形容为「叫好不叫座」，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今天美国高等教育上。举例来说，在一九八○年代，传播媒体广泛报导大学校园内的种族冲突事件，使得未亲历其境的一般大众认为，黑人、拉丁美州裔与白人学生之间的紧张情势是校园内的常态，而非偶发事件。我还记得在这段时期内，造访史丹福大学的访客曾经问我，我们学校的少数族裔学生是否自愿住在与白人学生隔离的宿舍内？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学生选择住在以族群作为「特征」的宿舍内，而依照规定，这类宿舍的比例亦不能达到半数。此外，也经常有人问我，白人学生是否会与少数族裔的学生互相交谈。当我答称不同族裔学生之间的约会情形相当普遍时，这些访客都讶异地说不出话来，他们在电视与报纸的误导之下，一直认为大学校园已濒临种族暴动的边缘。美国传播媒体渲染校园种族问题的作法一度走火入魔，因而激怒了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他曾经宣称，此时不拿枪干掉那些煽风点火、炒作新闻的家伙，更待何时？

小事渲染成大事

　　此外，学术研究的不当行为经常被形容为大学校园内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而有关校园性骚扰的控诉，特别是牵涉到教职员时，总能登上报纸头条，如果查无实据，此类新闻才会退到后面的版面。尤有甚者，美国传播媒体还大谈大学校园的「政治正确」，并且把它炒作成全国遵奉的戒律。若对传播媒体的报导略加分析，即可显示这类议题不断在媒体之间流传，以下所举史丹福大学「西方文化」课程表遭到批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即使是相当细微及技术化的事情，也经常会意想不到地招来传播媒体的批评。一九九四年，史丹福大学的校务会议准备处理一项存在相当时日的争议。一如某些学校的作法，史丹福大学允许学生重修被当的学科，并且成绩单记载的是重修后的成绩。某些人认为，这种作法可以鼓励学生选修一些较没把握的学科，冒些风险开拓学习领域。但是其它人却认为，学生可以利用这种作法，「玩弄」评分程序，这项政策将成为「分数灌水」现象的最佳典型，实际上它与此一现象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校务会议最后决定，废止这项政策，恢复早期作法，成绩单登录学生每一次的修课成绩。尽管参与决策的校方人士认为这项争议值得讨论，但也称不上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此一事件竟然成为全国性新闻。《纽约时报》甚至特别针对此事，郑重发表社论。《纽约时报》指出，纵容与溺爱大学生的作法终于停止了，此后，外界可以正确判断大学生是否拥有真才实学。

　　《纽约时报》的立场反映了美国社会不信任高等教育的心态。高等教育体制内的人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培养可以独立思考、有效办事，并且能够了解、分析及反映文化与自然环境的毕业生，然而许多外界人士却把大学视为颁发证照、协助社会评估大学生就业能力与身价的机构。当然，在某些时候，这两种目标并非格格不入，但是一旦两者产生冲突，高等教育工作者将发现，他们与大学的赞助者及消费者之间，确实怀抱不同的目标及理念。

接受经典名著的洗礼

　　这种价值冲突与另一项更有名的争议有关，亦即学生到底应该接受哪里些经典名著及伟大思想的洗礼？更明确地说，非西方的作品是否可以跻身传统的伟大巨著之林？在一九八○年代，由已故的布伦（Allan Bloom）所写的一本篇幅极长、内容复杂的作品《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引发了保守派反对引介非西方作品的强烈声浪。在布伦的芝加哥大学同事贝娄（Saul Bellow）的公开推荐下，有关此书的评论多如潮水，销售量扶摇直上，但真正看过的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多。这本书慨歎美国缺乏一套以西方文化伟大作品作为基础的通识教育，获得右派知识份子的共鸣，引发一场流传广泛、政治味道浓厚的论战。而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的催化剂则是史丹福大学教授之前所做的另一项决定。

　　这项决定是在一九八七年做成，目的是对一年级新生的必修课作几处修正。在此之前，这门必修课程已经历过两次大翻修，这也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这门一度称为「西方文明」的课程主要内容是欧洲的历史与文化。在骚动的一九六○年代，这门课曾经暂停，十年后才以「西方文化」的名称卷土重来。不过，此时它已不再是一门单一课程，而是进一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分枝课程：一门经典名著课程、一门历史课程，以及一门偏重科技的课程等等。这几个分枝课程以一份共同书单串连。书单的设计宛如老式中菜餐厅的菜单，其中A书单包括十五本著作，而B书单的内容则更多。担任其中某一分支课程的教授必须使用A书单中的所有书籍，并且可以另外挑选B书单中的几本书作为教材。这种设计的目的是让选择不同分枝课程的大一新生都能阅读几本最重要的核心著作，使他们能在宿舍进用晚餐的时间，拥有共同话题，进行讨论。但是这种构想最多只能称为立意良善，事实上，由于用餐时间只有短短十分钟，大家忙着抢食，即使是最优秀与最好学的学生，此时也无闲暇及心思再补充「精神食粮」，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

　　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的学年内提出的课程修正案变动其实不大，主要是更改课程名称（改为「文化、思想与价值」），增加一门分枝课程，俾以新方法集中探讨族群与性别问题，同时把A书单中的指定书籍从原来的十五本删减为八本，但是删掉的著作一律移至B书单中，这项改变主要是因为许多分枝课程的教授反映，十五本共同指定书籍的数量太多，限制了他们设计课程的弹性。

　　修改这门新生必修课程的整个过程完全依照常态进行，两个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研究相关方案后，向校务会议提出报告。在五次冗长的集会中，出席校务会议的代表互相讨论，折衷意见，最后的方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并且得到授课教授的大力支持。

晚安了，苏格拉底

　　但是，令史丹福大学师生惊讶的是，这项必修课程修正的争议竟然在校方采取最后行动之前，就已演变成全国传播媒体报导的焦点。立场保守的《华尔街日报》想当然耳刊出了尖锐的社论；当时的教育部长伯纳特（William Bennett）也蹚入浑水，指责史丹福大学屈服于威吓压力，理由是少数族裔学生曾经抗议旧的课程设计，并且集会示威，支持新课程修正；另一种在学术圈的扒粪文章中广泛流传的说法则是，在史丹福大学校务会议作成决议的某一关键时刻，美国黑人民权领袖贾克逊（Jesse Jackson）牧师曾经带领一群示威者高喊：「嘿！嘿！呵！呵！……西方文化总得走路了。」

　　《新闻周刊》报导这场西方文化论战时，使用的标题是「晚安了，苏格拉底」。几乎美国所有大城的主要报纸都对此事发表评论，许多专栏作家亦纷纷发表高见，为不同阵营的立场辩护。

　　从校长办公室看去，我发现校园内的论战正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例证，显示大学的任何兴革，都应该经过理性的辩论，再作成最后的决策，并付诸实行。当然，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事情正是攸关全局的关键议题：什么才能作为所有接受教育的男女共同拥有的知识资产？相形之下，校园以外的讨论及反应似乎显得肤浅，并有误导大众之嫌。

　　一个单纯的大学课程修正案所以会成为外界争论的焦点，原因是知识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极深。新保守主义麾下的健将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课程，他们与其它反对者担忧的是，遭到删除的不仅仅是一份书单，而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信仰与价值体系。许多反对者甚至使用「文化相对论」这个名词，他们暗示，如果我们给予非西方的文明过多注意力，等于赋予它们与西方文明同等的地位，即使这些非西方文明事实上亦曾协助形成当代的美国文化。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刘易士（Bernard Lewis）的说法也许是这类言论的最激进代表，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如果西方文化真的得走路，很多东西都将跟着离开，其它的东西将取代它们的位置。」他列举出来的「其它东西」包括奴隶制度、一夫多妻制，以及政治自由的沦丧。

　　人们在求知的过程中，总希望得到指引。在二十世纪早期，顶尖的学府如哈佛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纷纷出版经典名著全集，供大众选购，引起外界注意。对成套书籍的流行狂热使那一代沿街兜售的推销员得以餬口，他们无不鼓起如簧之舌，说服天下父母，掏光口袋，让自己的小孩拥有最新出版的百科全书。如今人们更渴望知道「应该知道的事」，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有涯」的想法可以抚慰焦躁的心灵。当一些所谓的经典学说遭到扬弃，某种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过去这种现象曾经出现：当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时，自然科学一统的局面突然遭到打破。一如杜威（John Dewey）指出，学术界与知识份子对此一巨变的反应远比教堂教士还要激烈。当美国「全国人文促进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发表一张「基本知识」的书单时，各界趋之若鹜，而当一所顶尖大学在一门大一新生的必修课程上，为新的知识打开大门时，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新闻——令人心骚动不安的新闻。

清高形象受到质疑

　　的确，变动总会引发反对声浪。其实学校课程修正或是教育计画修改并非引起大众关切及不安的真正因素。相反地，争议是源自于外界得到的印象，认为大学角色、大学管理方式，或是大学与社会上其它机构的关系已经遭到某些重大改变。

　　从一九七○年代开始，一般民众对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已经产生极大变化。以往大学的传统形象是一座象牙塔——一个与世俗生活不相重迭的地方，任何伟大及奇特的思想都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在此滋生与茁壮。不过，大学得到此一特权，却也因此与商业世界隔绝，它给人的印象是清高的、节俭的，宛如神学院一般圣洁，对于世俗的利润与光彩避之唯恐不及。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快速步向高科技时代，大学依然可以保住这种清新脱俗的形象，但前提是大学仅仅要求社会肯定它的研究工作，并且尊重它的专业地位，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然而，此后许多事情发生了。政府的资源紧缩，高等学府被迫以更积极的态度，抢食政府的预算大饼。为了争取更多研究基金与学生补助，美国各大学与学院逐渐变成更重视利润的游说团体，原有的清高光环因而渐渐失色。一九八六年美国国会准备修改美国税法，当时美国私立大学对某些条文的内容力争到底，其中包括给予大学的财产捐赠赋税优惠，以及允许大学发行免税债券，以便筹集兴建校舍的经费。这些都不是非分的要求，其中有些已是行之有年的税法。但是令人惊讶的倒不是大学的要求最后在国会吃了闭门羹，而是身为许多大学校友的国会幕僚竟然明白告诉校方代表，大学如今已被看成「另一批利益团体，与搞钱的大石油公司没啥两样」。

　　另一种现象可能也助长了这种看法：美国各大学与学院愈来愈需要金钱挹注。大学预算不断增长的趋势似乎无法扭转，经济学家鲍恩（Howard Bowen） 曾经形容，决定学术财务的简单定律是：「全力找钱，全力花钱。」这句话确实有几分道理。大学本来就是要追求卓越，一旦握有更多资源，就有能力聘请较好的教授，盖更好的校舍。当银行存款到期之后，校方会把它们投注在新计画上，而不是用来纾缓财政压力。

　　这种作法并非挥霍无度，或是不照规章行事，而是难以抗拒的知识经济法则所造成的。就我所知，首先提出这项观念的是德国物理学家布朗克（Max Planck），他表示，知识不断累积更新，所花的成本亦跟着递增。这层道理并不难懂。我们总是先解答容易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成为新线索，帮助我们解决剩余的困难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会找出新的工具，并且把它们用在后续的工作上。在不断累积新知的过程中，我们亦不断投注愈来愈多的资源。因此，学术的本质就是不断累积，而二十世纪科学文献的数量增长率高达六％—七％，即充分展现了这种成长胃纳。从学术成长的观点来看，大学花在教学与研究上的费用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我发现，上述这种说法很难说服各校校友，也无法让不断掏钱为子女付高学费的家长信服，若以面值计算，他们付的高学费几乎是二十五年前的十倍。更确切地说，学费已比一般民众可支配的收入成长更快，事实上美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成长已呈停滞，因此，一般家庭已有遭到压榨的感觉，他们的房屋费用不断升高，实质收入却下滑，支付子女学费往往是他们开出的支票中金额最大的，无怪乎他们感到愤怒。更重要的是各州的教育税捐仍然有增无减，而大学校友会或邻近的学院又不断向他们伸手募款，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学府贪婪无道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