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商业利益之争

　　在此同时，大学与利润导向的大公司之间的互动亦已增加。在此之前，美国大众直觉认为，大学教授除了学问好之外，也应朴实无华，社会才愿接受他们才华出众的事实。一旦大学教授（以及他们服务的机构）突然摇身一变，从酸秀才变成有钱绅士，象牙塔与一般大众之间的默契即遭打破，这也是近来大学与大企业携手合作所造成的结果。美国一般民众并未怀疑学商两栖的现象可能形成严重的利益冲突，他们只是觉得读书人变得太有钱了。当分子生物学教授因为在校外投资而坐拥多金时，公众对他们与学校的态度转变了。当大学与大药厂签下数以百万美元的合约，而药厂随后取得大学研发成果的智能财产权时，一些严肃的问题发生了。有些人认为，大学不应该到市场上兜售教授研发结果的专利权，牟取巨额利润，因为教授已经领有足够薪俸，而大学独享学术自由的特权，自然不应该利用研究成果追求私利。持平而论，这种想法不尽公平与厚道，毕竟别的专业人士都可以赚外快，而不受批评，为何独独对于学者过分求全？此外，如果大学不利用研究成果另闢财源，调高学费的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尽管如此，这种学术与利润不该混在一起的观念已经根深柢固。

　　多种因素相加的结果，民众不满的情绪日益升高。在民情激愤之下，美国政府机构与各种委员会竞相宣布，大众对大学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新低。一九八九年，哈佛大学校长波克（Derek Bok）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发表年度校务报告，他指出：「国内在最近十年内对大学教育的抨击，比我记忆所及的任何时候还要猛烈。」

　　美国大学不再受到民众支持，自然使它们在政治上处于更不利的状况。一九八○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首度认真考量控制大学的研究计画，并且限制大学研究人员的权利。在这十年内，政府亦试图削弱大学长久以来享有的诸多特权，或是干涉它的作业流程。举例来说，管制药品的立法规定，各大学与学院必须证明，它们确实积极执行管制酒类与药品的相关规定。任何人都同意，酒与药物滥用都不是好事情，但是联邦政府干涉的结果，却迫使大学扮演兼职警察的角色。

　　一九九一年，美国司法部要求对五十六所大学院校进行司法调查，理由是这些学校可能就学费、教职员薪资，以及学生奖学金等事项，彼此互通声息，有触犯反托辣斯法的嫌疑。在这项调查之下，各校必须准备的书面资料数量相当惊人，耗费的时间与人力更难以估算。此一事件最后尘埃落定，结局对学校还算有利，但是，各校永远无法收回为了应付这项调查的支出，总额超过两千万美元。

遭逢政治势力打压

　　我们无法确定，民意支持大学的程度下降，是否使大学更容易遭到此类干涉与攻击。但是在最近一次的事例中，对学校的侵犯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很难想象此一攻击事先未经评估、未认定大学已经失去抵抗攻击所需的民意后盾后，即草率发动。一九九五年，当时正准备角逐美国总统的加州州长威尔逊宣布，他赞成取消以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作为州政府聘雇的准绳之一。威尔逊接着公开向加州大学的校董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取消以平权行动作为加大录取新生与任用人员的标准。依照一般作法，加大校董会应该高度尊重由学校教职员、加大九个分校校长，以及加大总校校长所作建议，而他们全都强烈主张加大应该维护自行决定新生录取标准的权利，校董会通常会授予他们这项自主权。然而，威尔逊州长的强力运作却成功了（加大校董会成员几乎都是威尔逊或是其共和党籍的前任所任命），加大决定取消平权行动。至少就近代而言，此一事件为美国政治力介入高等教育立下一个里程碑。如果外界认为大学具有对抗政治的能力，这种干预绝不会发生。

　　尽管批评的声浪如潮，又遭逢政治势力打压，美国民众对大学的观点可能还是一如当年马克吐温对华格纳音乐的评语：并没有听起来那样糟糕。支持此一说法的证据虽然相当零碎，但是仍足以证明，许多学术界的人担忧的贬谪现象并不如想象中严重，而眼前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可能只是另一个更大现象中的一个层面罢了。

　　我们可以引用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检视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变化。报告的资料显示，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二年之间，美国民众对医学、科学与教育界的领袖最具信心，他们得到的信心指数远比国会、工会、新闻界，或是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领袖还高。在这段期间内，这种排名顺序并没有多大变化。事实上，科学与教育界领袖在一九九一年得到的信心指数甚至比他们在一九八○年代早期还要高。

　　不过，这种调查结果带来的安慰极为有限。虽然当代社会对大学院校的批判有其真实依据，在大学体系内兢兢业业的工作者仍不免对大学表现优异，却得到负面评价感到不解与不平。怀旧的批评者经常怀念以往大学友善、恬适与和谐的气氛。对他们而言，平易近人且谆谆善诱的教授、经典巨著的课程，以及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当今步调紧张、气氛喧嚣、政治气味浓厚的大学校园中，已不复见。另一方面，主张社会应该更公平、更开放的人士则宣称，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精英主义的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状。

误解造成不信任

　　上述两种批评者提出他们对大学的抱怨前，总是会先说，大学院校很重要，他们也承认，大学的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只是对改变的方向无法苟同。这种说法常见于大学的校友之间，虽然他们出于善意，却也暴露了这些体制参与者对大学院校如何运作，它们的结构、组织、财务、教职员工作内容、以及由谁来保障它们的未来，全然无知的程度。许多上过大学的人至今仍不明白大学为何物，也不知道大学教授在做什么。当然，他们还是关心母校动态，并且对高等教育的性质与方向有极深的兴趣。但是当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并没有机会去了解自己的学校，结果造成极具杀伤力的误解：对于运作方式及目的都不熟悉的机构，我们总是比较容易不信任它。

　　这种不了解大学的现象甚至延伸至更危险的区域。大学院校对社会负有学术责任，其核心就是学校的全体教授，他们作出许多影响学校发展的决定，并且大致上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教导大学部学生，训练研究生进入专业领域，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同时以各种方式回馈社区。从这个角度来看，全体教授代表了学校本身。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准备成为大学教授的学生在大学校园内作长达八至十五年的准备工作之后，仍然未能深入认识他们立志要跻身其间的工作机构，他们的工作信念与行为模式都是「在职期间」才养成的。

　　我曾在极为活跃、并以研究见长的大学任职长达三十五年，包括七年系主任、一年院长，以及十二年校长，我可以作证指出，大学总是处在冲突的第一线上。有时冲突发生在校园内，更常见的冲突则往往因为学校与变动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后者对大学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要弭平这类冲突，学校必须维持它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主地位，同时必须争取社会的谅解与支持。

　　我是从一次非比寻常的亲身经历中，明了这种双重需要的重要性，这一事件不但深切影响了外界对学校的观感，也影响了大众对其它大学的看法。长话短说，美国国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以及某一全国性电视节目曾经不约而同地抨击史丹福大学，认为史大不应该指控政府「高高在上」地监督大学开支。这项国会调查以及相关媒体报导都把焦点集中在校长住所的开销上（花材、家具维修及宴客），有关这些支出的帐目，部分是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这令我们相当困窘；另外的支出虽然在政府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仍不太恰当。然而，有些绝对站得住脚的支出也遭到国会幕僚与媒体扭曲，而国会幕僚又经常走漏消息给新闻记者。史丹福大学以及我本人于是成为外界攻击的箭靶，社会大众指责的焦点。

　　这次事件是痛苦的，但还是有它正面的意义。虽然这些引起争议的支出只占史丹福大学得到的政府公费补助总额的极小部分，而在随后的处理过程中，史丹福大学及相关职员并没有不当行为，我依然得到宝贵的教训，深切体认到大学与外界关系的敏感性，并且更加重视大学对社会大众的责任，进而加强学校与外界的双向沟通。

　　在我担任校长的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间，史丹福大学无论是在接受联邦政府年度奖助研究经费的金额，以及争取「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奖金方面，都领先其它学校。史丹福在生化医学、物理学、工程学，以及几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系的研究所都享有极高声誉，每年都吸引了非常优秀的新生入学，毕业校友也都不吝给予母校精神与财务支持。

　　然而，尽管成功的证明不在少数，在这段期间内史丹福大学却经常面临各种内部冲突。有些冲突已经披露，例如一名女性教职员宣称，史丹福医学院对性骚扰事件不理不睬；此外，校内某一教授指控另一名同事的研究有抄袭之嫌。有很多冲突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考量下，私下解决，其中包括多起涉及教职人员、学生与助理的性骚扰事件，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遭到举发的对象都是学校教职员。除此之外，教授与教授之间，以及学生与教授之间也会因为意识型态与思想而争执不下，而校外商业活动亦会引发利益冲突的争议。当我愈深入了解情况，我愈担心史丹福大学已无法保护校内的学术社区。不过，当我与其它学校的人谈起这些问题时，才发现史丹福大学并非特例，而是普遍的现象。

放大镜下的错误印象

　　困扰史丹福大学的这些问题可能也是其它大学院校必须面对的挑战。由于传播媒体一直以放大镜观察象牙塔表面的任何细微裂痕，外界于是获得一种印象，认为现在大学校园内存在着学术抄袭、族群关系紧张、商业利益挂帅，以及不当的男女关系等种种不良现象，远比二十年前普遍而严重。但种种迹象与证据显示，这是偏差的印象，而上述校园问题并非现在才出现，也未必比过去严重。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这些问题被摊在阳光下讨论，并且由传媒大肆报导，这也是我认为有必要与更多对象，以及与未来准备当教授的学生探讨这些问题的原因。

　　现在这种公开处理学术圈弊端的作法也许具有正面意义，当然，如此一来，一旦校园内的文抄公、思想死硬的老学究，以及口手不干净的色狼们东窗事发后，比较难以私了，甚或不了了之。另一方面，这种作法也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使外界误认这种校园弊端非常普遍，即使实情并非如此。对于报纸广泛报导，或是揣测的事件，人们很容易夸大其发生的频率，这在有关风险评估的研究文献中，被视为常见的现象。当传言与统计数字冲突时，前者总是占了上风。

　　然而，无论性骚扰、学术抄袭、压榨学生，或是利益冲突等问题是否比过去常见，或者是否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们发生的次数已远远超过该有的。这些丑闻戕害学界的正常发展，并且重伤它的信用。尤有甚者，这些丑闻更加深了外界对大学院校的不良印象，认为它们只重视学术发展，却轻忽对学生人格发展应负的责任，即使是对有志进入学界的学生亦是如此。

　　大学教职员的某些缺失是可以找到理由的，当然，这些也可能被认为是诿过的借口。加诸在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身上的压力已经愈来愈大。与过去相较之下，研究补助已经愈来愈难得到，即使申请补助的研究计画获得通过，所得款项也可能不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与一九八○年代初期比较起来，现今的研究人员必须多争取一半以上的补助金额，才能凑足与当年等值的研究经费总额。由于研究计画补助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申请补助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对研究计画与研究报告的品质要求亦愈趋严格。

更上层楼非易事

　　为了推动研究计画而成立的委员会也愈趋庞杂，工作负担不断加重。造成此一现象的部分因素是大学的规模愈来愈大，涉及的事务愈来愈复杂：大型研究计画，其中许多是政府资助进行的，使幕僚人员的人数不断增加，管理更加繁复。主持研究计画的教授现在必须投注非常多的心力，解决从停车到健保申请等各种琐碎问题。此外，政府相关规定繁衍快速，加诸研究计画的限制与要求亦不断增加，占去了研究人员不少时间。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甚至设有专责机构，监督人体与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放射线安全，以及其它实验室相关流程与措施。这些管制规定在二十年前都不存在。

　　教授终身职现在亦较难得到。在政府大力补助大学的一九五○年代中期至一九六○年代晚期，各大学教授人数成长快速。可是在此之后，由于政府补助下滑，加上战后婴儿潮一代渐次从大学毕业，大学教授人数成长趋缓。在此同时，在大学聘任高峰期进入各系所的教授尚未退休，因此，空缺非常有限。

　　即使在内部升迁管道较为畅通的大学院校里，更上层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六○年代，在史丹福大学有关自然科学、工程学，以及部分社会科学系所中，有将近一半的助理教授可以顺利晋升至终身职。现在这项比例已经降到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结果造成新进教职人员必须努力工作，发表更多研究成果，而此时又恰逢外界的要求与限制倍增。大学院校的教职员，特别是科学研究人员可能因而心情抑闷，这种士气低落的现象可以从许多专业学术期刊中的学者投书里略窥一二。

　　当然，挫折与压力不能作为研究行为失当、不承认学生提出的作品与想法，以及规避其它学术责任的借口，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何这些过失会引发这么多的风波：士气低落，时间压力紧迫盯人的环境往往是冲突与争执蔓延的温床。简而言之，与过去相较，现在的大学校园风气已不若昔日的宽容。在这种环境之下，事前预防胜于事后治疗。

　　这里所谓的预防当然是指教育与训练。准备在大学执教鞭的准学者们应该一如其它行业的新手，了解进入此一行业后可能面临的挑战。如果事先不要求这些新人认识未来的责任，思考学者与教授经常遭遇的道德问题，怎能期望他们未来面临真正的考验时，第一次就能做对？这种作法过度信任人的直觉反应，也过于相信一般人成长过程中的道德指引力量。

责任与道德

　　在谈论各种行业时，「责任」与「道德」经常被混为一谈，但是这两种义务之间仍有差别存在，值得我们先行探讨。对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而言，「责任」意谓对学校，特别是对学生的承诺。它代表作好充分的授课准备，并且维持自己应有的学术水平。它意谓给予学生解决问题所需的充分时间，也意谓在带有党派色彩的议题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客观态度，以免给予学生不恰当的影响。总之，「责任」对教授而言，代表全力支持校方的教学宗旨。我有一位非常尽责的同事，他是在一所住宿学校任教时，了解老师对学生的责任。在那所学校里，学术责任中的重要因素是所谓的「相互支援」。如果某一位老师生病了，或是因故无法上课，其它老师即自愿代课，或是代为照顾学生生活起居；大家都有一项共识，亦即必须善尽对学生的义务，而额外的分劳解忧则是该校的文化。从这个经验看现在的大学教职员，我的朋友不免有感而发：「从来没有人教他们相互掩护，彼此帮助。」

　　如此定义的专业责任值得深思，它暗示大学教授的责任不应该仅止于培养学生的专业学术能力，而这点不但对许多教授构成最大挑战，也可能是社会与大学对学术责任内涵看法趋于两极的根本原因。大学及其教职员如今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生产上，并且把自己所负的责任严格界定在学术范畴内，但是外界的期望却非如此。双方对学术责任的认知差距，在一九九五春天哈佛大学发生的一次不幸事件中完全凸显出来。当时哈佛一名学生遭到同校室友杀害，而这名室友原本即有精神方面的就医纪录，此事件引来传播媒体要求校方检讨的声浪：当哈佛大学得知这名学生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时，是否就应该积极介入，做好事前防范，阻止悲剧发生？这种批评是否公允，见仁见智，但这起争议的确显示，各方对学术责任的看法相当分歧。

　　「职业道德」是职业责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是仅仅在职业道德的范围内，教授就面临许多考验。给予有好感的异性学生特别优待、滥给高分，或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挪用学校资源，都是大学教授经常遭遇的道德诱惑。无法以负责态度面对这些诱惑，往往加深外界对大学殿堂的鄙视与敌意。

　　如今各大学研究所开始注重所谓专业责任的训练，并且开设专业道德的课程，但是这一方面的努力适足以显示各校在职业道德教育上的严重偏差。几乎每一所医学院内都有一两位所谓的「道德宗师」，许多学校并且拥有以若干道德教条约束成员的社团；此外，各校法学院亦开设了专业责任的课程。全美顶尖的商学院，特别是哈佛与史丹福，也都接获大笔资助，用以鼓励在课堂上传授企业案例分析时，加进有关道德问题的讨论。我的一位同事曾把道德课程形容为「一九九○年代的统计学」，意思是职业道德训练被设计成各种形式，以符合不同系所的不同需要。然而，大学院校费尽心思，告诉学生进入各行各业后可能面临的道德挑战，唯独未曾对有志进入大学院校执教的学生说明，大学教授这一行的道德行规到底是什么？

学术责任无可旁贷

　　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当我交卸校长职务后，我决定开设一门课程——大学教授的职业责任，我预期这门课会不断随着经验累积而修改。我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秋季班首度开课，结果令人鼓舞，但是我得承认，在尝试与实验的授课过程中，老师从学生身上得到的，恐怕比学生从老师方面得到的还多。事实上，一些新问题还让我措手不及：电脑革命与「网络发表」对智能财产权的传统观念带来的挑战；有关两性之间的新敏感问题；不断改变的研究补助审核办法，以及其它许多议题。

　　教授此一班级是一次极不平常的经验。选修这门课的全都是博士论文阶段（亦即博士班三年级或是更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正准备加入大学教授这一行，因此非常投入。这些学生在课堂上讨论时，表现得积极进取，使我受到激励之余，更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感到乐观。不过，这些学生从未思考过某些关键问题，也令我惊讶。我们在课堂讨论各种议题，其中有许多是我认为对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非常重要，但是学生们却从未考虑过。这些学生并未抗拒讨论这些陌生的议题，相反地，他们的态度一直相当热切。这些攸关大学教授日常生活的问题，包括处理学生抱怨成绩不公平的问题、如何辅导有私人困扰的学生、如何面对作品来源的争议等，以及其它更复杂的两难情况。由于上述问题尚未出现在这些博士班学生的实验室工作、与论文指导教授的互动过程，甚至与同学的讨论中，无怪乎他们不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虽然美国学术机构的种类繁多，学术工作者却有非常相似的生活经验，并且面临相同的挑战。每一位教授都教书；大多数学者撰写报告或书籍，同时评论别人发表的作品；多数人都与同侪维持友好或是其它性质的关系；许多人都得到研究补助，以便进行研究计画；许多人在学术期刊或书籍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所有学者都被学生与其它人视为提升下一代能力及潜力的关键力量，这是极大的责任，它也是学术责任的核心焦点。但是学者如何才能善尽这项职责？相关指导却付之阙如。基于这个因素，不但学术机构内充满了困惑与误解，社会大众亦同感迷糊。因此，了解什么是学者的职业责任，何者构成所谓学术责任，对即将负起这些职责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让社会大众对学术责任形成共识，也是当务之急。

　　大学确实是富争议性的地方，功与过都会引发外界高度关切，因为它们的成败确实会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大学院校如今遭到激烈批判与误解，我们不能只把这种现象当作大学之道上的临时路障，也不能因为生活中的其它体制得到极低的评价，就对大学的社会声望不振一事置若罔闻。社会需要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也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及信任。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社会的批评，并且深刻检讨它的根源所在。

　　我认为，它的根源与我们未能在大学内认真负起责任有很大关系。外界赋予我们非常宽广的学术自由空间，但是我们享受了权利，却未善尽义务。大学引发的争议与右派及左派只有一些关系，或是根本毫无瓜葛，也与所谓文化相对论、种族关系，或是任何引起媒体注意的议题不尽相干。然而，这些争执却与我们如何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