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重点学校，不少学生因为沉迷于网络游戏、缺乏学习动力和目标，逃课成了家常便饭，多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在大一就落到了被劝退的地步，最严重的一个班３０名学生中有２０人将拿不到学位。（据３月２７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乐观地估计，这类大学生与学习自觉刻苦的大学生比起来，在数量上大约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但据说，这种现象在不少高校越来越普遍，有似乎发展成趋势的迹象，实在不容轻视。更何况，社会舆论对高校中曾经流行的“６０分万岁”尚严重关切，目前的病状又甚于以往，自应格外关注。

这个现实难题，高校是无法回避的。不过老实说，指望高校彻底解决这个难题，不免期望过高，也有失公平。大学生低幼化特征的形成非止一日，若究其成因，可以溯及大学之前的各阶段教育。但高校既为国民教育体系之有机组成，便不能因此自免其育人之责。并且，潜伏而累积的低幼化冲动何以在迈入高校便形成爆发，于高校自身而言，在学习动力机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诸多方面，亦未尝没有反思之处。不过，这些方面的改革无疑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当务之急是怎样面对有低幼化特征的学生。

扩招以及后勤改革之后，高校管理面临新的挑战，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现实来看，还不能说高校在管理上已有了充分的准备。比如，上述那所高校对低幼化学生采取的“重要举措”是让他们写保证书，制定重修学习计划，开展两名学习好的学生帮助一名学习差的学生的“两帮一”活动，向他们的家长寄送成绩单。从重点大学采用小学式管理的事实来看，或许可以说，在大学生低幼化之上又叠加了一层管理模式的低幼化。

高校采用小学式管理，暴露出管理手段及方法的捉襟见肘。用低幼化的管理方法来应对低幼化学生，从报道来看，正面效果是不能否定的，但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却未必引起了人们的足够注意。学生之于高校，在一般意义上，应是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现在被颠倒过来，变成了高校来适应学生，这就是一种“逆适应”。因此，这种管理方法虽然有现实基础，但在方向上值得商榷。其次，即使一些学生在各方帮助下能顺利完成学业，但这种管理方式本身似乎并不具备消解低幼化特征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特征在这些学生走向社会之后还可能附着在他们身上。而所谓的“两帮一”活动，则给人以校方将自身责任“下放”的印象，并且有给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强加义务之嫌。同学之间固然有同窗之谊，但他们之间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同样不能忽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耗费时间精力去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可以主张帮助他人的权利，却没有必须履行帮助他人的义务。

高校袭用低幼化管理方法，用心虽然良苦，恐将“行而不远”，重要的是管理创新，有必要从“无限责任”的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对每一个学生负责并不意味着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合格成才。过分宽容那些积习甚深的学生，事实上已造成对其他学生休息权、学习权的损害。而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