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在历史的路上兜圈子，这不奇怪。文革中孔孟之道被毛泽东砸了稀烂，现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人东撞西撞的终于发现自己根本就玩不转西方的民主法制，于是就又掉回头来琢磨着要用儒家伦理来管理社会了。中国人企图从儒家伦理上找到社会秩序的钥匙，看来，想让一个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民族不折腾，还真是挺难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抽象的认知，就越能接近事物的本质，而越具体的则就越缺乏共性。汉语主要是通过字的组合来表述新概念的语言，它太具体了，缺乏单字概念的抽象性，当然了更不谈汉字本身在字结构上的象形特征。所以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中国人的思维总纠缠在事物的具体细节上，喜欢钻牛角尖，并彼此争执不休。中国企图搞清到底张三和王二麻子谁是好人谁是坏蛋，甚至彼此势不两立。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争论所谓““白马”非”马“的中国人，混到现在还不知道“多字词”是不能代替“单字”的这个基本事实。

儒家伦理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使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理论基础：1。儒家伦理缺乏最起码的逻辑性；2。在价值观上，儒家伦理缺乏社会公正性。

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逻辑性，这个很多人都有过论述，不是什么新鲜事，几乎是个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中国人不懂得如何比较，不懂得推理，更不懂得如何归纳，但他们却非常固执自己的“猜测”，并认为那是所谓的“真理Ｔｒｕｔｈ”，他们还随时准备为自己认准的“真理”献身，真的是非常可悲的民族。

社会伦理有它人为的一面，就像交通法规中，车辆或靠右行驶或靠左行驶，那是王八的屁股“龟腚”。英国的车就靠左开，美国的则就靠右开。但是，一旦这个左行或右行的规定确定之后，其它的很多交通法规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去“龟腚”了，它必须符合逻辑关系才不出乱子。儒家伦理，就是企图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认为规定，到处都是王八的屁股，因此在各个伦理之间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周延性。

此外，儒家伦理只企图硬性设定秩序，而不讲究社会公正。古希腊先贤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大篇幅的著作论述什么是社会公正，怎么实现社会公正。而儒家不这样，它只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对社会秩序的期望，而并不在意在这个秩序下是否能实现社会公正，甚至不懂什么是社会公正。孔子希望贫困的安于贫困，富贵的安于富贵，这种社会伦理的设想从来没被社会普遍接受过。

具有这样两个严重缺陷的社会伦理，是根本无法推广甚至被接受的。就像中共现在根本就无法意识到，它所推行的宪法、法律、法规、政策、。。作为社会管理的伦理基础，必须同时兼顾规定和逻辑这两方面，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力就随心所欲。法律法规本身的逻辑性，不能因权力而消失。如果即给直行的绿灯，又给对面左转的绿灯，那是要撞车的。

中国社会现在的混乱和无序，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逻辑性所致，它既体现在法律的矛盾上，也反映在社会行为上的无序上。如果观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导致社会秩序的真正内在因素是社会多数人思维逻辑的同一性。民主制度的决策过程的最关键价值，在于它可以逐步建立整个社会多数人的一种共同的思维推理逻辑，在相同的思维推理逻辑和价值观的作用下，整个社会呈现出秩序井然的现象。而儒家伦理就缺乏这种逻辑性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它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儒家伦理不能为中国人提供起码的社会管理的理论基础，甚至我不认为用汉字思维的中国人，自己有能力建立一套既公正又符合逻辑的社会管理体系，因为汉字汉语本身就在表达上演绎方式上严重缺乏逻辑性。至少，形式复杂的符号系统本身，在演绎过程中会淹没其企图表达的逻辑关系。所以，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提升到西方那种水平，而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并随时需要面临社会失稳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