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成份定终身到以文凭定终身

木牛流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掀起了全民定成份的热浪，凡是出身贫寒、受尽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在农村无一例外被定为贫农、中农，在城市亦定为类似这样的名称。其他人员或因家庭略有殷实、或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则定为地主、富农。成份越低，具有的政治身份越高，越表明根红苗壮，革命性越坚决，受到组织的信任和关怀越大。入党、提干、招工处处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而“地、富、反、坏、右”则与这一切无缘，事事靠边站。在任何一种政审表格中，家庭出身一览赫然居前，唯有家庭出身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条件。

这样的条件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各种简历表格中成份栏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的既定国策。为了尽快让一些年富力强的年轻同志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条件又改为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四化”标准。知识化似乎成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唯一条件。于是乎，在职上大学、函授读大学、街头买大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忽喇喇如赶集上庙。

2003年04月14日 《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漯河促进青年才俊成长 博士离校可任副县 。这项扶持人才的新政策规定：凡经过严格选拔被招录到漯河工作的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将直接安排乡镇长助理、乡镇副职和副县级职务。

从今年起，漯河市每年将采取委托招考或单独选拔的方式，从省内外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中，公开选拔优秀本科生及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公务员队伍，进行重点培养。凡通过 省市组织人事部门考试、考核的选调生，将直接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并尽快将选调的本科生分配到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乡镇工作，选调的硕士生安置在县区或乡镇工作，选调的博士生安置在县区或市直部门工作。

漯河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做法的目的是给佼佼者创造一个充分展示才华的舞台，促进青年才俊快速成长。

我不怀疑当地政府的动机是为了本地发展出台的一项引进人才的政策，但是仅仅以文凭的高低就可确定人才，未免有点笼统和肤浅。设想，如果仅以文凭高低这种方式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那么是否可以把全国所有大学、各研究所的教授、学者选拔到漯河市，这样漯河市的领导层学历一下子可以提高到高八度，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教授学者的能力吧。再设想一下，假如把钱学森选拔到漯河市，是不是钱学森可以当漯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黔驴计穷的权宜之计，于人于事业都有害无益。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充斥着十足的虚幻，缺乏科学合理理智的用人机制，定会带来无穷的隐患和混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用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