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一位高人的下面继续写中国的近代史，在论坛中已经有人提到了这个问题，也写得很好。只是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写清楚。　　

为什么帝王的权力如此之大？为什么欧洲没有中国式的君主制？为什么中国在几千年前就统一了而欧洲今天才走向一体化？为什么中国长期走不出君主制？为什么日本可以在一年内明治维新而中国不行？中国的君主历史真的只是轮回吗？中国的百姓为什么不关心政治？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困扰了许多年，至到最近几年才有头绪，我写这篇文章希望在论坛中能有多人看，帮我指摘，让我们共同找寻历史的真相，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今天中国的道路之维艰，才有明白中国统一台海和平的原因，以及明天我们的道路。我希望我们一起携手共进。由于文章短浅不能写出全部所以希望读者一部分自己想一下再给我回复，或者有机会我再细谈一些细节。　　

诚然，如人所言中国的衰败在于封建君主，而君主是如何建立的呢？这就要到战国时代了。其实我一直奇怪中国的战国七雄为何不能像欧洲那样保持到今天呢？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文字语言也大不相同虽都　以周天子为共主，但其地位也极像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秦被中原视为西戎，而楚被视为荆蛮文化也与中原不相同，但文化形式也近于查理曼丹帝国分裂时的德法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德法意语相近的原因了。　　

问题的跟源在于我们为什么活的问题了。当然这听起来像是哲学，但并不是。我们的先民（先不论他们的族群问题）如何生活。华夏文明在于黄河流域，多在山西河南一带（这也是河南安阳为中国古都之首的原因了），中华的古国也多诞生于这一带，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一带呢？当人类进化到农业文明时也是3千年前的事，那时生产工具落后，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极低，多是依天吃饭。所以选择土地生存必要有两点一是靠近水源如江河（华夏、巴比伦、埃及、印度、罗马）或海（希腊、迦太基、腓尼基）二是地方易于开拓耕种，因为当时的生产工具落后，太坚硬的土地即使肥沃也很难耕种。所以黄土被中国的先人选中了，在史记中曾将中国的土地分为7种有黑土、红土、青土、黄土等，书中提到以黄土最为肥沃（可查），其时这是古人的看法。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黄土的好处不外有二，一是土质松软利用落后工具耕种，二是疏松的土地可以很好的吸收水份，不需要太多的农业科学知识。但是也正是如此先期的有利地势是华夏族积聚了强大的力量可以对周边部落进行战争，但是凡事有处必有害，黄土最大的问题在于水土流失，泥沙於积严重。我这里有一份数据是国际组织对各国河流进行的统计，根据数据中国黄河中的泥沙含量在几千年前就比欧洲和美洲地区的河流高数倍。泥沙於积必然导致洪水泛滥，中国五千的历史中有2千年的洪灾历史，3千年的旱灾历史和1千年的蝗灾历史。（可查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之所以多出一千年是因为有旱灾多有蝗灾，例如去年中国北方地区旱灾蝗灾并举）可见我们先人的艰难之至，希望能够看到这里的朋友以后可以多宽容我们的先人，他们大多并非昏君贪官，只是能力有限，而治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之国并非平常中等之人可以的，而情急之时难免不以已而代天下最终身败名裂。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病逝不久可叹）曾写过中国历史为治水历史，意思也大致如上所说，只是这个问题在西方人眼中与我们似乎不同，他更强调技术问题制约中国历史。中国史记中记载在齐桓公第一次会合中就在当时的国际条约中的第七条中写道各国不能私自开修黄河河道，治理大河必须各国统一行动，否则也是盟主动武的借口之一。可见治河问题在当时已经很重要了，而战国策中魏王也提到魏国吞并小国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在黄河泛滥之时，可以“若河东灾，移河东之民于河西”，河西灾当然也亦然。而且治河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统一治理，所以中国强秦统一各国的迫切性也可不强理解了，为什么战国后期统一天下非秦即楚时，秦可以而楚的迫切性不高了（楚已经统一了长江流域）（当然这并不是说黄河是秦国统一的唯一原因，但是古印度强盛是统一了印度河流域之后，古巴比伦统一两河流域，而我们今天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上下埃及不能见容于一个尼罗河流域）对于当时的古代国家河水在国家生命中的作用绝不亚于今天的石油。　　

相比之下欧洲则不同，三大平原三大河流，低地水国纵横断无统一的必要和迫切性，中国不统一则必不可久长，而欧洲今天才感到了这种迫切性，所以今天欧洲才走向一体。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有秦始皇、隋文帝、宋太祖就看不到欧洲的奥古斯都、亚历山大、查理大帝和查士丁尼之些人但是没有生存的迫切需要人们也绝无统一和生活在一起的需求。这就好比没有非典我们绝不愿意被封在家中整天与椅子为伍。　　

那么中国一旦以农立国，那么什么问题最重要呢？为此我问过许多农民，答案就是“怎么干”，一个人口地域方大众多的农业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规定由谁来领导大家干活，谁是主谁是次，谁是重要的谁是次要的。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农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只要能够分清主次，找出领导人物，在他的带领整齐划一的工作足可以解决生存问题，而地理气候条件又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大帝国所以中国的问题从那时起就是一个君主是谁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之儒学可以统治中国数千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为了让天下人明白谁在这个农业国的生活和生产中具主导，谁领导生产，在生产及生产所衍生出的生活方式中谁具主导。所以中国例代帝国都以儒学为治国之根本，因为儒学究其根本是适应了中国这一农业大帝国的生产生存需要的。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商业和工业社会时，儒学又死死的束缚住了我们，几乎让我们民族与其同归于尽。　　

西方为何可以自生出共和而我们不行，原因在于历史的造就。西方当然有共早期的共和制但这并不能视为先进，因为当时的共和制远远落后于君主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最终由共和国变为帝国，一句话生产生不允许，（这个以后再谈），此后西方在一千多年中也无共和制。西方现代共和制的开创可以视为威尼斯，它是最早的共和制，一城为国，国中有议会，议员为贵族商人，它虽不是今天的共和制但大体形式多源于此。威尼斯国土小，但邻海所以商业发达，商业问题，而中国农业问题多，商业问题涉及买卖双方，双方平等才可经商，所以为了解决商业问题商法产生，而商法自然多强调买卖双方的平等地位，而威尼斯国的宪法和民法也多是商法，只是当时人们不知，只认为这种法律保护了自己并不清楚民法商在后世会有许多不同，总之当时的威尼斯全国也就如同一个大公司。国家也如同一个公司一个家族一旦内部条理整合好，有统一的主旨或规定，则国家很容易强盛。中国以儒学为主旨、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神圣罗马帝国以基督教、而西方现代国家以法律。所以威尼斯很快就强盛起来，它一国曾经独自与奥斯曼帝国作战，还出兵解救过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能，但也合乎情理。商业买卖讲求精细，往往分毫必争，所以商法和法律也就格外精细，在此规划下技术、学问、工艺、作战、管理都以精细见长，方方面面十分精确，所以至今天欧洲人以精准见长，而我以宏大见长。这样当年的威尼斯虽然却可以准确的动用全力，力量浪费程度比奥斯曼等小了许多。当然威尼斯仍有许多自身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是它最终衰败的原因。此后荷兰、西班牙至到英国将现代法律发展到极致（并不完美）所以西方才逐渐追赶上东方，并最终由于法律在统筹管理上更精准优于儒学和其它宗教所以让西方成为了世界的霸主。　　

而中国的儒学以解决农业问题为主，所以要求的是宏大，整齐划一、统一领导、个人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因为农业只要大家一起在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和准确性就可以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绝不会因为技术上的准确性而太受影响，只要国有一君主、省府有一巡抚总督、郡县有一知县，令从一，整齐划一，生产主可以了，帝国也就足以了。再加上先前说的，帝国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帝国的统一和庞大性的必然，所以中央帝国以其庞大的农业力量足以对抗外敌了（当然外敌入侵有其农业和地位气候以及生产原因的必然性，并不是单纯的由于君主的好坏或是名将的多少，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帝国与外敌总处于一定地理和气候甚至降水带附近的对峙之中了）。而庞大的帝国也有其民主的发展如明朝中期大臣们已经可以和皇帝分享治权了，特别是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共计100多年，皇帝没有大臣们的支持几乎无法统治，而且多数情况下是皇权做出了让步。当然当时的人们是无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无论写宋史还是元史明史清史的史官们都无法理解其中的大历史原因。民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之路，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经使一个人很难控制社会了，必须需要更多人甚至集体的力量来解决一国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随着义务的下放，权力也必然下放。换句讲李世民们和房杜们未必能够解决崇祯们、光绪们和张居正们李鸿章们遇到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儒学和文官体制经过千年的“进化”已经具备了极强的生命力，而朱熹的“理学”以理性、客观、一元性的面目出现使儒学更接近实践。更接近客观世界，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学，也更加具有了欺骗性（这是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而在当时理学解决了许多实际生活、管理和生产中的问题，进一步统一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朱熹会在中国儒家中享有那么高的地位的原因了）。　　

强大的一元性农业文明在明清时已经发展到了极“先进”（以当时人的眼光）的地步，所以它绝不会再允许商业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因为这将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而且直到鸦片战争，我们这个帝国也没有看到需要动摇这个根基的必要性，正如同欧洲人直到今天才感到了统一的必须性。所以我们今天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却没有带来中国的殃民统治和中国新大陆的发现，为什么中国商业在明清会停滞不前，为什么在中国人眼中仕农工商，商在最后，中国为什么历来轻商，我们也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明朝时已经很先进的江南制造业和工业为什么会最终被放弃，为什么中国明清进行锁国禁止对外贸易，而且这种锁国政策可以被执行长达数百年，历经两朝。这一切真正的原因在于一元性的农业文明绝不会让其竞争者生长和发展，它的“先进”性使其能够在其竞争者刚刚发展之时就看到了威胁并极快的将其竞争者消灭。但是历史终归要进步，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一元性农业文明所建立的王朝终于在公元1911年走到了尽头，但是中国的农业文明并没有结束，所以在两种文明的斗争中难怪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斗争得如此激烈，道路是如此的苦难深重，牺牲之大惨不忍睹。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人仍有着它的影子，而你我身上的言行有时不也流露出它的痕迹吗？　

　 所以这百年来许多争斗都是两种文明的斗争所致，只是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究。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欣慰的是毕竟我们走进了共和走进了民主，而且我们还在前进，这一前进的步伐已经无法阻挡。最后用一句西方名言来总结我对历史和明天的态度：用广阔的胸怀去宽容你所无法改变的；用无畏的胆量去改变你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