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看到很多人为王辩护，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很多人反对这种辩护。以我观察，辩护的人多数在强调适度处理，反对文革作风，当然其中不乏说话太随意的。当然了，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人情社会特点，这是需要逐渐克服的。而反对为王辩护的一方，则有以打击人为快乐的嫌疑。既然罪大恶极的罪犯都允许有辩护人，为什么有人为王说了几句好话就成了十恶不赦了呢？过去打 倒 刘 少 奇后，决不能提刘的贡献，打 倒 林 彪后，也是如此。王有许多重要的贡献，虽然他有问题，一码归一码，成绩也还是要肯定的，虽然不妨碍对他必要的处理。而且，一人不成戏，文化本来就是要建立在交流和多种声音的基础上。尽管这些声音并不完美，但那是文化交响乐所不可缺少的部份，或者说纯粹的完美声音是成不了文化交响乐的。大家畅所欲言，把我们的美和丑都完完整整地展现出来，在不断的碰撞中产生火花，推动中国学术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应该是好事。

我赞成曹教授的打假，但我反对他多余的话。曹教授有权利认为王学术水平不够，也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看FA，但要知道，王是否有水平，还是要他的同行来说吧？就象一个搞物理的人，说搞地质的人根本就不是在搞科学，搞数学的人说搞物理的人不严格都没有道理一样，他一个搞历史的说搞人类学的如何如何，毕竟需要来自社会学同行的支持。否则，他既不懂不同学科的特殊性，又表现出一个学科的学者对另外一个学科的霸道，他为什么不能客气地说王在某些方面在历史学的角度需要做一些修正，而是霸道地说出他说的那番形容？如果人类学学术界都认为王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是一个一点水平都没有的家伙，那曹的霸 道还情有可原，但事实上是相反，曹的霸道就显得无知了 ──对学科差异的无知。

北大社会学系对他的处罚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会包 庇他，也有可能是社会学系通过民主讨论并报批有关部门后的决定(这也是有可能的，社会学系、北大、教育部在某些方面的一致说明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那就属在没有规章可循的前提下的理解问题，无可指责) ，但这所有的可能都仅仅是猜测，没有证据，不便多说，且最后必然有公论，我等不必着急。谈到这些，我打个比方：现在的工程招标，猫 腻多多，但你没有证据，就只能眼看着人家把钱放进自己的腰包，为什么，不就是没有一定的规范吗？如果有了一定规范，他们没按规范做，抓他们没商量啊！至于不公开，这也是中国特色，你看看有多少公开的处理？当然了，中国的社会需要公开，但一来需要公开的不单单是这一方面(你看每个贪污FUBAI案给世人公开的又占多大的比例，你看报纸上能披 露的黑 幕又有几多，你看披 露 黑 幕的报纸又是什么下场？)，二来也需要制度化，还是那句话，既然是希望有利于中国的学术，既然是希望中国更公平公正，就应该制度化，不应把制裁王是不是使大家过足了隐做为考虑的重点。

对于王，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态度，中国对于罪大恶极的犯人都是这样的政策，这本就是源于佛教“普渡众生”和“立地成佛”思想的，我认为是合理的，注意这里面没有要通融和从轻处理的意思。有FA可依，依FA办事就行了。无FA可依，应该呼吁出台相应的FA律，而不是什么从重、从轻，更不是“老子就是FA”！至于公开道歉，既然陈章良也没有公开向全社会道歉，凭什么要王铭铭向全社会道歉？既然大家都做不到，曹教授单单要求王这么做，还不过份吗？他如果能够闻过则喜，向曹教授说明，那是值得鼓励的事情，如果他们间有什么过节，他不愿向曹做说明，那是他的本份。当然了，曹教授有知情权，北大有关方面可以向他做必要的说明，但王可以拒绝跪在曹教授的面前。如果王铭铭已经向北大做过说明了，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对王进行二次处理了。我同意那样的说FA，99年以前的中国还没有奢侈到以一个口误就开除教授的地步(针对master74兄提供的美国大学的例子说的)，放着那么多的大摇大摆的贪 官，专打贫穷的教授，受打击的是中国的学术！看看前些年中国对教育的投资，一个教授要做科研，买不起一台原装机 (一是因为科研经费少，二是因为国家税收高，三是因为贩子心太黑)，买了组装机，只能装盗版软件 (同样的原因) ，这些教授的道德水平是不是都不高，是不是都应该开除？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什么事情都有个背景。英国的圈地运动和美洲的白人入侵都是强盗的行为，但这些人现在号称是世界上最有文化、最有道德的人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偷税漏税者、利用职权非FA牟利者、贩毒者，摇身一变，可以是优秀企业家。尽管贫穷不是盗窃的理由，但中国人都知道“富贵生礼仪、贫穷出盗贼” 。中国目前基本上处于消化吸收外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尾期阶段，加上中国文革期间学术的中断，在这样一个阶段所出现的混乱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观念，也因为需要。当我们奢侈地要求98年以前的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工作者要遵守道德的时候，我们可知道工科领域的剽窃可不叫剽窃，那叫伟大的“填补国内空白” ，如果在剽窃的基础上，再有点自己的东西，就可以叫“国际先进水平” 或“国际领先水平” 了。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国银河机是怎么诞生的吧，也都知道那个美国的实验室为什么以后不容许中国人进入了吧？难道我们奢侈地要求撤销当时主管的职务，要求重惩拷贝的人员，要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向全世界公开道歉？这么样一个环境，我觉得不难理解王的委屈，尽管他的行为是应该受到鄙视的。

再看看我们的官 员贪 污了多少人 民的血 汗，大量的财富被极少数的人所聚集和挥霍，而只给科研人员少的可怜的经费。官员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黑暗，总要抓点典型，给极少数的人以极高的荣誉。院士是如此，少数科研明星也是如此。但效果是什么呢？实际上他们害了这些人，过重的压力是这些人根本承受不了的。同时，又有很多的中国人为了争这可怜的一点点骨头，拼命地制造文字垃圾，以图自己也能中个彩，能够“飞黄腾达”。在这种诱惑下，王名人产生了，李名人产生了，刘名人产生了，……。在这种压力下，陈章良倒下了，王铭铭倒下了，……。我们能不能暂时把对一个人的痛恨放一放，更多地思考思考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如果一个人病了，我问你：你希望你的病只是得到缓解呢，还是希望治根？你一定会回答：当然希望治根。既然这样，我们就一起关心更根本的问题吧。否则，一个王铭铭被处理了，还会有无数个王铭铭冒出来。

我们要学习美国。但有句话叫“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就要学会其精髓，不能只看皮毛。美国精神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其实是一句中国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种由大学辐射出来的文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特有的科学精神。不错，美国判案是要参考过去的案例，但美国有陪审团，陪审团的作用是什么，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检查FA官的判定是否合FA，陪审团的成员有的是他们自己的头脑──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头脑。美国的科学界鄙视学风不正的行为(实际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如此)，美国经常有揭露学风不正行为的文章，但至于怎么处理，多数是作者所在单位的事情，从来没有象中国的批评者这样站出来“要求作者单位如何如何，要不然如何如何”，更没有象中国这样要求作者永世不得翻身，更不必谈要掀起一场运动！当然，如果北大社会学系有什么黑 幕，我也希望通过社会的监督把这个黑 幕揭露出来。但是，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有法制观念，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自己不是法官？

这次批王铭铭，注定是要发生的，这到不是因为王铭铭确有其事，当然了如果王铭铭没有这样的事，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学者的人们不会认为这次我可是吃准了，要大举攻击王铭铭。但是，就是这些“学者”认定了这次的攻击必然得手，恰恰反映的就是一种丑陋的以学术名义，但事实上是要通过非学术手段打倒对方的行为！这确实是中国文化──或者叫封建文化所特有的东西。不错，英国确实也存在学术上有问题，一辈子不得翻身的情况，但大家要注意英国也是西方国家中最讲出身的地方，一个唯一保留皇帝称号的西方强国 (当然了，如果日本算西方强国，那还要加上日本，但这不影响我的结论，不表) ── 但大家要知道那反映的是残留封建思想的影响！美国的政治是美国文化生活中唯一污水横流的地方，在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有许多人靠泼污水来达到自己丑陋的目的！那是为什么，因为那和权力相联系，和权力相联系的政治生活必然是丑陋的东西最后的藏身之所！因为封建思想原本就是基于权力的，所以那本来就是根生于封建思想的，或者反过来说封建思想原本是源于利益的。但克林顿事件表明，美国人民在这一点上进步了，那是美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源于大学的文化的又一次胜利！美国人民谴责克林顿的生活不检点，但美国人民更佩服克林顿的政治智慧，要不各位怎么解释美国人民在事件后对克林顿不降反升的支持率？克林顿没有被弹劾掉，反映了美国是FA制国家的特点 (FA制也有丑陋，但使社会更具持久的活力)，尽管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决定也同时反映了民意。所以我说这次的批王事件原本就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来源于中国的封建文化，来源于学术是敲门砖，地位是人生真谛的思维。而这次事件的意义远不在告别学风不正，而在于开始了告别丑陋的封建文化的征程 ── 尽管那不是批判者所预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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