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5月19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宣布在“华大基因中心”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原“华大”负责人杨焕明为研究所所长。在这里，笔者有几个疑问：从民营科研实体转为国立研究所的过程中，原来的资产、人员属于哪儿？华大基因中心还将存在吗？会不会又像以往一样，一会儿以中科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的身份代表政府机构，一会儿又以华大基因中心的名义自称民营公司？而至于“华大”以前的相关公司如：中科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杭州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北京华大中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等等，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是何关系？华大的这次革命性的转折竟究是新瓶装旧酒呢？还是旧瓶装新酒？

　　仔细研究号称中国基因研究的领军团队－－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呈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华大的身份、华大的资金、华大的项目、华大的目的错综复杂。透过迷雾，本文旨在通过详实的数字，与大家共同解读真实的华大，希望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5％与75％，华大究竟属于谁？

　　号称中国基因研究的王牌公司－－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时而以政府机构身份出头露面，时而以非盈利民营公司的名义签约谈判。事实上，中科院仅占华大25％股份，其余75％股份由华大8名创始人拥有。华大经费来源、债务承担、利益分配迷乱复杂。华大究竟属于谁？谁又能够说得清？

　　“华大是个怪物！”华大基因研究中心胡松年博士曾郑重告诉记者。

　　华大缘何为怪物？许多业内人士长久以来困惑不解。在人们的印象中，华大有时代表政府机构，有时又自称民营公司；有时觉得国家投了很多钱，有时又觉着公司欠了很多债。关于华大的名称繁多，如：中科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杭州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北京华大中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等等，感觉云山雾罩，难以说清。

　　胡松年解释说：“我们的身份是双重的，华大是一家非盈利的民营公司，而中科院则代表政府机构。参与商业性较强的项目时华大写在前面，后面是‘暨中科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如果公益性强，则把‘暨’的两端做一个调换。”

　　国家规定，非盈利民营公司须在民政部门办理手续，而华大的执照上却盖着工商局的大印。胡松年博士的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

　　2000年9月，北京华大基因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签订合同，华大基因向遗传所出让25％的股份，将名义上的挂靠关系变成事实上的参股关系。而另外75％则由8个创始人“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均分股权”，其中包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执行主任汪健等人。华大以股份换来了中科院人类基因组生物研究中心的官方招牌，靠着这块招牌，政府的科研经费也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华大。

　　据报道，华大因为做水稻基因组测序工作，是7000万元债务的承担者。让人不明白的是：中科院与华大创始人25％与75％的股份，是拥有利润的比例呢？还是付出劳动的比例？或是承担7000万元债务的比例？更何况，华大在成立初期，就一再强调，华大是个民营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不盈利的公司如何偿还债务？华大是否会把7000万元巨额债务留给国家？

　　1999年至2001年三年时间，华大共耗资约1.6亿元，用于1％人类基因组测序、水稻基因组测序，其中国家投入总计约8000万元、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贴息贷款6000万元等。有人对华大的性质提出疑问。产权成为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华大基因曾是个民营公司，那么，国家对华大的投入－－包括有形的巨额经费和无形的中科院招牌算什么？是以股份的方式进入，还是仅作为国家扶持？国家的投入是否已经形成产权？

　　设想一下，假如国家拨给华大1个亿，那么一旦划入华大帐户，按照股份分配，国家的拨款是否便要缩水7500万元。谁负责对这部分资金的支配与监督？

　　华大中心执行主任汪健曾透露，华大基因有意在境外上市融资，或者引入香港财团合作，中心的股权结构也将作新的调整。华大中心主任杨焕明则把华大基因的实践看作是为中国科研体制变革寻求突破口。“可以把它比作科研领域的‘小岗村’”。而问题在于，小岗村的农村体制改革是除了交给国家的，留下的是自己的。而华大拿国家的钱，出了自己的名，盈了自己的利，这是不可同比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华大自称是非盈利的私营机构，既然是非盈利性，不能获得超额利润，而华大又自称，以后成果用于商业用途，将另外成立营利性商业公司，到那时华大的性质就会变。按照常识，如果用于商业用途的成果是来自有国家投入的项目，国家应该在出售成果方面有发言权。如：是否应该出售？出售给谁？出售价格多少？而且，这些华大用了国家投资的设备、场地营利，这部分利益又该如何支配？目前都是一个理不清的问题。

　　25％与75％，成为华大难以解开的未知数。

　　胡松年博士称华大为“怪物”，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如此比喻还真有些道理。

　　鉴于华大的经费绝大多数来自国家拨款与银行贷款，又由于华大中心的模糊产权，有关专家指出：华大中心的产权搞不清楚，国家的投入与产出比便难以说清，操作起来就是一团乱麻。国家对华大的投入应该是有条件的。

　　50、10000与7000万，水稻测序值不值？

　　华大水稻测序研究总成本几乎全部是国家资金。华大在相关网站公布成果，一个月内，总共接受了1万多次访问，来自国内的访问只有50多次，如此成果却给华大留下了7000万元债务。专家指出，华大的研究是没有多少创造性的技术活，成果也并无直接的应用价值。华大花着国家的大钱，研究出效益不明显的成果，国家究竟值不值？

　　华大执行主任汪健在内部会议上几次半开玩笑地说，华大“生于1％，而死于水稻”。如此结论如此评价，让人不得其解。

　　2002年4月5日，《科学》杂志用14页篇幅发表《水稻基因组序列草图》论文，这是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在继1％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后的又一个亮点。一时间，在中国科技界及新闻媒体独领风骚。但水稻测序工作还未开始之时，国内科技界就此问题一直争执不下。在测序工作结束之后，这样的争论在业内较以前更甚。

　　据华大杭州中心主任胡松年介绍，由于成果处置不确定的原因，2000年华大与水稻所、遗传所协定开展水稻测序项目，只是合作，成果分享，没有资金往来。但科学院为华大拨付了500万元的启动资金。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为华大提供了5000万元的3年贴息贷款和1000万元的1年贴息贷款。2001年底，研究报告初稿在《科学》上发表，经最终核算，华大的总成本达1.6亿元。在新闻发布会上，杨焕明说：“每分钱都是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

　　这次水稻测序的最终成果数据库被放在华大中心自己的网站和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的网站上免费下载。在数据公布后的一个月里，总共接受了1万多次访问，有550次下载，但来自国内的访问却少得可怜，只有50多次，其中大部分还是浙江大学内部的。而为了这个结果，我们付出了1个亿的代价。给华大也留下了7000万的债务。

　　华大中心的另一位主任于军在向记者谈起华大未来的计划时说：研究猪基因需要2～3亿元，研究鸡的基因需要1亿元，研究大豆需要2～3亿元，研究中国人的多态性需要8亿元。这些经费大多没有着落。

　　不同观点认为：中国花一个多亿弄出个世界公用的成果，不值。此事的投入产出比太低。水稻基因组项目是华大为了抢在瑞士与美国的合资公司先正达、日本科学家牵头的公益组织“国际水稻协作组”公布数据前，为出风头抢先干下来的，最终得出的数据如英国《自然》杂志2002年4月11日社论评述的：先正达和北京基因中心测得的序列只是粗略的草图，而这项基础工程离实际开发应用尚有很大距离。

　　国内一些专家对华大所从事的工作一直有争议，他们认为，测定基因序列与其说是科学研究，不如说是工程项目，其本身的学术意义并不大，是没有多少创造性的技术活，基本工作都是通过仪器自动完成，获得的结果只是原始数据，并无直接的应用价值，是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工具，只能通过收取数据使用费来获利，但又因为的些项目是公共资助的，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些工程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有专家建议：在目前国家研究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国家真正要想在基因研究上获得“发言权”和“原始创新性”知识产权，加入当代世界生物医学发展潮流，就应该着重加强基础研究和临床医学研究的投入，调整在生物研究领域的资金分配和发展方向，以避免一些耗资巨大但无重大科学和经济效益的技术工程，掌握我国发展生物医学真正研究力量的良机；就应该在统一考虑国家南北方基因中心测序平台力量的基础上，及早调整国家已经投入的仪器设备和相关资源的配置使用，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实际效益，为我国生物医学高效益发展更好服务。

　　50、10000与7000万，这几个数字密切相关而反差又如此之大，许多人不解：水稻测序究竟值不值？也由此一系列的疑问源源而来。这500万的投资是如何来的呢？谁评审的？谁论证的？谁批准的？这6000万的贴息贷款事前有没有组织专家论证？有没有偿还计划？有没有担保？如今，3年过去了，偿还了多少贷款？也由此可见，在项目的投资中，国家占了绝大部分，但不明白的是，国家在一个民营机构中究竟充当什么角色？国家在决定华大的各种事情上又有多少发言权？而杨焕明所说的“每分钱都是华大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省的究竟又是谁的钱？这一切，到现在来说，依然是个未知数，这应该是个可解的未知数，华大能给人们一个说明吗？

　　X与8亿人民币，“炎黄一号”又是幌子？

　　华大请求国家拨款8亿人民币，用以中国人基因多态性研究，俗名“炎黄一号”，以“预防外国敌对势力制造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 华大一负责人说，之所以要用“基因武器”的说法，是为了迎合军方的想法。专家指出，这其实就是欺骗国家。华大打出如此大的幌子，国人可解谜团？

　　华大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噬热菌是个幌子，做了它我们就可能拿到1％；而后来1％也是个幌子，为了我们做水稻、猪和家禽。将来华大最终要做中国人自己的测序和多态性研究。”文章这样评论说，正是这一个接一个的幌子为华大带来了名气和资金；华大要生存，也只有依靠这些“幌子”一次次艰难地证明自己。

　　不得其解这里所说的幌子的真实意思，难道，现在华大所要做的多态性研究也是个幌子，而这个幌子又要幌什么呢？下一个项目？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名气？不可知。

　　采访中得知：华大正准备做的这个中国人基因多态性研究，俗名“炎黄一号”，向政府要求拨款8亿人民币，目前国家的这块支持还没有到位，华大正通过企业捐献、地方政府支持、大学合作等渠道筹措这部分资金。

　　关于“炎黄一号”，也听到一些议论。在新语丝电子文库中方舟子《访问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小记》一文中这样写道：汪健向方舟子出示了一份两页半纸的“中国人基因多态性计划”的申请书草稿，向政府要求拨款8亿人民币，保证在几年之内完成该计划，文中充满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再次请缨，立下军令状”之类的豪言壮语。针对申请书中“研究中国人种的遗传学和生物学特性”、“预防外国敌对势力制造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等等提法，方舟子指出，“中国人种”的提法是荒唐的。“中国人”只具有社会、文化意义，不具有遗传学和生物学意义，在遗传学上并不存在一个单纯的“中国人种”。中国境内的50多个民族都可视为不同的遗传群体，甚至汉族也不是单纯的遗传群体，南、北的遗传差异很大，并可进一步分成更小的群体。研究这些遗传群体才有意义。至于“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并不存在决定中国人的基因。

　　汪健表示同意方舟子的见解，并愿意在申请书定稿中将“中国人种”改为“中国境内的群体”，至于“基因武器”的说法，他说是为了迎合军方的想法，不便改动。方舟子表示怀疑他们是否真会放弃“中国人种”或“中国人”基因的提法，如果放弃，他们就无法打“民族牌”，激发官方、军方和公众的“爱国主义”感情了。

　　汪健特别坦诚地指出：某些提法可能是不准确的，某些言论也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国内风气如此，机构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说一些过头话，请海外学者谅解。

　　方舟子回答说：“如果说苦衷，谁都有，连骗子也有一大堆苦水可吐，但是公众有权利了解真相，不能为了某个公司的生存，就甘心让公众受不当言论的误导。你们站在自身的立场，我则站在公众的立场。”

　　两人不欢而散，事情也无果而终。

　　现在，华大还是把“炎黄一号”作为自己下一步的重头戏，想起方舟子两年前的一番话，不由后怕，再加之华大一位负责人关于“幌子”的高论，不由又是一阵后怕，我们被蒙蔽了吗？幸亏有人懂，如果国内的科学家都不清楚，或者出于种种原因，都不愿站出来说出真相，哪后果将是什么？我们不妨再试想一下，在尚不富裕的中国，8个亿又是什么样的概念，而所能产生的效益又会是什么？产生的效益又将属于谁？这是和国人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这又是一个未知数，这里就姑且用X代替。

　　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曾留给了人们一个个未知数，一个个疑问，一个个谜团。华大的身份、华大的资金、华大的项目、华大的目的，谁能说得清？在这里我掀起华大的盖头疑真实华大，是想告诉国人我们要避免以上的问题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