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先生《国家社科基金：应由资助项目转为奖励成果》（原载《学术界》2003年第1期）和郑也夫先生《以借贷和奖励取代资助》（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04－09）的观点，我七分赞成，另有两点补充，一条反对。第一点要补充的是，有问题的不光是国家社科基金，而是整个现行学术体制（据我所知顾海兵先生也有相同观点）。第二，正是这种体制，不但造成了学术界的腐败，还造成了大面积的“非典型腐败”。因此，“以借贷和奖励取代资助”的办法治标不治本。根本的办法是改革现行学术体制，而现在能做的，则是立即暂停一切学术资助和学术评审，以俟将来。

　　不能说郑也夫先生设计的方案不好。说实在的，那真是用心良苦，连许多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而且极具可操作性。其实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只不过没有郑先生想得那么细。但郑先生想得再细，也仍然有一个关口绕不过去，那就是借贷也好，奖励也罢，最后还是要通过评审。郑先生说，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评审中，资金的“大头”往往会被各地的学术带头人在“平衡各地面”和相互帮衬中瓜分了，那么请问，奖励的名额难道就不会被这样瓜分？立项资助靠不住，“以奖励代资助”就那么靠得住吗？

　　所以我说有问题的不光是国家社科基金。在现行学术体制中，只要牵涉到评审，比如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以行政代学术”。倒不是说担任评委的一定就是“学官”（院长、系主任），尽管各类学术评审委员会中“学官”不少。但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一个人，无论是否有行政职务，只要担任了评委，就可以视为“学官”，有了“学官”的意味。因为他代表的是官方，行使的是官方赋予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学术评审就变成了一种行政权力。我们知道，腐败无非是权力的赎买。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而且这种权力是可以赎买的，那就存在着腐败的可能。当然，由于学术界素有清高廉洁的传统，也由于读书人一般比较胆小，还由于学科建设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利润丰厚，学术腐败好歹还不算骇人听闻。但各类学术评审中普遍存在着“非典型腐败”，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非典型腐败”，就是那些看起来不像是腐败，或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比如请客吃饭，送一点不太过分的礼品或数额不大的礼金，甚至只不过是写信、打电话说情。写信、打电话说情当然不好说是腐败，但造成的后果却未必就不严重。当然，各类评审制度中都会有严禁说情的规定，同时还会规定一经查出就要如何如何。然而实际上这些规定都不过一纸空文，因为你永远查不出，而且也防不胜防。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评委，你可以不吃请，不收礼，但总不能不接电话。如果打电话的是你的老朋友、老同学、老上级，甚至是以前于你有恩的人，你又该如之何呢？至少在我，是没有办法的，只好昧着学术良心去投“人情票”，以便对得起“知恩图报”的那个“良心”。如果对方托付要关照的人和事还确实说得过去，那就谢天谢地了。所以有人说，以前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现在则是“评委难过人情关”。如果那人情来自“美人”（面子特别大的人），恐怕就更加过不了。

　　也许正是有鉴于此，现行学术制度采取了“量化”的办法，并规定了“硬指标”。比如评博导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或者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同时还要有权威刊物论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论文多少篇。这些“硬指标”各校不一，但无一无之。我丝毫也不怀疑“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其结果却恐怕是始料之所未及。学术腐败和非典型腐败不但没有被根治，反倒更严重了。因为课题和奖励的评委也好，刊物的主编和编辑也好，也是可以用“非典型腐败”的办法来搞掂的。事实上几乎所有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的编辑都为“人情稿”所困，最后不得不网开一面，辟出若干版面来应付。一点不应付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不是中国人。能够不以“人情稿”为主，就很不错了。那么好了。以前，一个学术水平很差的人，在评职称评博导的时候可能还会自惭形秽。现在不怕了。手里拿着这些“硬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职称、要头衔、要奖励，你不给他他骂娘。再说你不同意也不行，人家“够条件”么！

　　由此评出的，就是一大批“真的假教授”和“真的假博导”，我称之为“非典型教授”、“非典型博导”，统称“非典型学者”。记得郑也夫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讲座中也讲过这个问题。因此我想请教郑先生，如果让这样一些人来组成阁下设计的“成果审查委员会”，结果会怎么样呢？那还用问吗？没错，从理论上讲，“相马不一定确证千里马，赛马一定会确证千里马”。但如果裁判出了问题，是“非典型裁判”，事情恐怕就很难说。事实上现行学术体制的问题也正在于此，即它以“科学评估”的名义和方式，为一大批庸才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进身之阶，并将由此造成整个学术界的平庸。平庸不是腐败，甚至连“非典型腐败”也算不上，也许只能叫做“另类非典”，却比“非典型肺炎”还要恐怖，因为它将扼杀整个学术界的生命活力。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庸才，并不会因为当上了教授或者博导就不再是庸才，却可以而且一定能当评委。这样的人评出来的，也一定是平庸之作和平庸之才。道理不说大家也明白。最后，学术界就会只剩下庸才，没有人才，更没有天才。这就叫“人才淘汰律”。

　　追根寻源，问题就在于“以行政代学术”，就在于学术评审变成了一种行政权力，因此治本之法，就是取消各类评审。如果一时半会还不能全部取消，那就先取消国家社科基金。既然“社科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需要大笔经费”，“没有经费仍然可以从事研究”，甚至更好（比如可以“永远听凭我的兴趣的指引”）；既然“社会科学史上的重大理论成果几乎都不是在资助下完成的”，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这么多年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重大突破”，那么，何不干脆取消？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省下钱来支援国家建设。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有这笔钱，干什么不好，何必一定要用来资助文字垃圾？第二，社科研究变成无利可图的事情以后，坚持下来的就是真学者了。这样停他十年二十年，毋庸费心，真假自现，也就不怕“人才淘汰律”和“非典型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