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与我国大学的人才评聘有比较相似的地方。首先，基本的教授梯级是一致的，大
学教授分助教、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第二，晋升制度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各个系基
本上没有欧洲大学的极其严格的教授岗，也就是说，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聘多少教
授就聘多少。在美国，一个系的教授的人数可能比助理教授还要多，而这种情况在英国与
德国则极少。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至少有20名以上教授，而剑桥大学哲学教授
只能有2名。第三，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按年限与成果，每5年左右就要上一个新台阶，如果
上不了就准备走人。这种高度的流动状态是目前我国的大学所不具备的。在这种正常的晋
升以外，也有类似于我们国家的“破格”，有突出成就可以不受任职年限与学历的限制。
第四，对学历的要求非常严格。在美国，进入一般的大学教授系列的必须有博士学位，这
与我国目前的重点大学基本上一致。

美国大学素以人才高流动为特征，但是知名教授的稳定性也非常显著。像哈佛、耶鲁、哥
伦比亚、加州伯克利等名校，有许多教授甚至从博士毕业时就进来，一直到退休，但是最
典型的情况是被某校聘为教授以后，在该校一直呆下去。所以，和中国情况一样，年纪稍
轻的人流动要大一些，而年纪与名气越大流动就相对小一些。像罗尔斯、亨廷顿这些美国
学界的大人物，基本上一生都在哈佛。

为了稳定教授队伍，美国一般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都试图聘那些在学术上极有影响的教
授为终身教授。这是许多人后半生一直呆在某校的基本原因。终身教授一般也称作某大学
的讲座教授。在一般的讲座教授以外，还有以某人名字命名的讲座教授或教授，这在西方
是共同的。以某人命名的教授知名度更高，如哥伦比亚的杜威讲座教授、剑桥大学坦纳宪
法讲座教授等，这些一般以某一学科的最知名的人名命名的教授，在待遇上、类似于我国
的“特聘教授”。与我国各大学的特聘教授不同的是，被邀为某大学的某某讲座教授以后
，并不在工作量或成果上有什么硬性的指标，如每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或著
作，为学校争取多少项目。这些人担任讲座教授，只要求把他自己的思想与研究成果向学
生和教师讲授就行了。对于这些人，一般说来，发表成果已经不再是要求，如哥伦比亚大
学的杜威讲座教授就聘请全世界最有名望的人来开讲座。与我国的特聘教授不同的是，讲
座教授有更严格的任期，一般在两年之内，有的只有几个月或一学期。

美国大学的教授评聘体现了它的人才测评指标，或者体现美国大学的一般的人才测评理念
，在这点上，他们更看重“真才实学”。美国大学的人才评价可以归纳为“软硬兼施”。
硬的方面，像我们一样，看发表的论文或著作，但没有数量的要求；在软的方面，看他在
教学与研究中的表现。一般而言，对于年轻人才，硬的方面看重一些，对老的教授，软的
方面看重一些。在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学术期刊的“档次”和文章的质量。在《美国社会
学评论》或《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10篇非常一般化的文章，没有新意或重复自己的观
点的文章，还不及一篇真正有见解的文章。所以，在美国，既有著作等身的名教授，也有
著述极少的名教授。后者的例子，如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斯，一生写的
文章加起来只有中文300多页，而获奖的论文竟是1937年的论交易成本的文章。他的第二
篇重要文章是在1960年发表，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芝加哥大学当几十年的名教授，新制度经
济学和交易成本理论都是在他的思想启发下出现的。另一个例子，是晚年在哈佛短暂讲学
的维持根斯坦。维氏被认为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他一生公开发表的著作只有192
1年在一本年刊上发表的《逻辑哲学论》，而第二部著作《哲学研究》，他明确交代必须
等他死后才可以出版。像罗尔斯、伯林这些英美学界的重要人物，都不是“著作等身”的
人物。当然，西方学界更有冯特、罗素、哈耶克、哈贝马斯这样一些著作等身的人物。一
生只写一本书(而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却仍然可以做几十年的名教授、在思想史上有重要的
地位，目前这大概只在美国大学才能做到。这就要求有一种既重视出版物又透过出版物的
评价机制。

与出版物的评价相关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出版物的评价只是共同体的评价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所有非常有名望的杂志社都必须有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担任评委
，而且必须有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同样，学术出版社也必须有严格的同行审阅制。选题
确定一般经本专业的专家咨询，一部书稿从初稿到定稿要经过若干个同行严格的评论。在
美国大学中，严格的同行评审或审阅制度是最健全的。我们每读一部近年来知名的著作，
一般都会读到大段大段的致谢。这并不是客套之词，相反，我们意义上“编辑”或“责任
编辑”，在美国杂志社和出版社只是一般的校对与版式编辑人员，他们并不具备评判书稿
或论文质量的资格。在美国评审文章这一关(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在杂志社与出版社之外完
成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只完成出版的“技术性”工作。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评价的一部分的，是系学术委员会(faculty)评价。美国大学教授的聘
任完全是由学委会说了算。学委会进行投票，系主任仅仅是“主持”。学委会确定一个人
聘任和晋升与否，一看出版物(对于新人的聘任)，二凭印象。高质量的出版物肯定是聘任
与晋升的重要依据，但是，同行或学委会的认可，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虽然没有什
么出版物，但是你在系里各种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与学识，甚至比出版物更有用。当然
，学生的认可也是重要的。人们甚至奇怪，越是有名望的学府，“印象”的依据就越重要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维特根斯坦，他1921年写《逻辑哲学论》，然后到剑桥大学当哲学
教授，之后他拒不发表任何东西，他的听课笔记被英美哲学界广泛抄阅。他两度到剑桥任
教授。另外是牛津大学。在30年代，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产生，那些都是当时很年轻的教授
研究员，他们也以“不立文字”为荣，实际上直到40年代后期，这个学派的著作才逐渐面
世，而面世的作品也大都是讲课的笔记。他们就是以这些东西，这些活生生的在课堂与讲
座中的思想，在英美哲学界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不立文字并不妨碍他们的巨大的成就感
与巨大的影响。有人说，在英美，如果教授没有连续的新成果问世，就连饭碗也成问题。
但是文字成果只是成果的一个部分，作为思想者，不可能不在与同事、学生的交流中完善
、修正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其实一直处于成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