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杨二人的多年不合和对战，到最近的《杨振宁传》和李政道答记者问，可以看出：

1、杨总是要把李压住；
2、李对杨则坚决不服。

按照大陆这几十年的一贯性宣传口调以及杨的自我宣传之效果，杨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应该是个比李高出半头或一个脑袋之人，李应该对杨毕恭毕敬才对。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李坚决不服和有时怒斥杨的样子。现仅举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李在《答记者问》中这样说道：

1955年初，有一天杨振宁到纽约来看我。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他和密尔斯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这篇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同位旋既然不守恒，所以同位旋规范也是绝对能变的。我也告诉杨振宁，我正在做“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的分析。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区别。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1955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
李政道和杨振宁, 《物理评论》, 98, 1501（1955）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

自1952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年才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和60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学界重视的原因。

无疑的，杨振宁是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可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都是以物理为中心和重点的，因为这和我的科学工作的特性和风格比较相合。

在上面这些段落中提到的就是至今为大家所称道的、似乎已经神乎其神的所谓“杨振宁对规范场的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

李的意思用一个可能不太合适的比方来解释就是：

杨大师对外推出的说是可以治疗心脏病的药其实并不能治心脏病。你杨大师自己也出来声明该药方有错，叫大家不要用了。但多少年过后，别人将该药用在治疗脚气上却发现其确有奇效，甚至在各种皮癣等广范围的皮肤科治疗上影响范围之广可堪称为“通治百病”的“神药”。但即使这个药可称为“神药”，你杨大师本人却不能称为“神人”或“神医”。 “神药”可以接受，但说你是“神人”就过了，我是坚决不服的。你没有那么神！为什么？你如果在一开始时就想做、就说“我要发明一种对任何皮肤病都有效的药物”，并且真正拿出了按你所说的可“通治百病”的皮肤“神药”来，那才叫真正厉害，我可认你为“神人”也，甚至可以对你像高山仰止般地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问题是你开始推出和说出的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在我李大师指出之后你还承认了错误。你杨振宁哪有那种先知先觉和“远见”？这种“远见”不是事后多少年被追认的吗？

我想李大师想要表现的用通俗一点的解释就是这样。

这让我们想起了最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田中耕一在得到获奖消息之后，在日本的电视上被报道之热超过了任何一位大明星和政客，被称为“给经济不景气下的日本的一剂兴奋剂”。但每次他出来总是先低头并摇头苦笑，其羞怯的样子和卑微的态度让人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大师”二字。用他自己的话说，连他这样的都能获奖，那在日本起码能有上千人能获奖。田中耕一对化学一窍不通，是一个学工科的。他是因不懂化学而做错实验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他的结果可能是够获奖的，但他本人离化学大师相差十万八千里。化学界的泰斗、大师能服他吗？就连另一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人小柴昌俊就瞧不起他。

2、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首先提出者：

李在《答记者问》中多次强调：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李在《答记者问》中揭示的事实有很多：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

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年至今，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

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每位合作者对合作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一定都要有贡献，都负有同等的责任，都有同等的权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没有参加工作的人加进来的。也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于己欲，可以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

杨振宁毫无事实根据，半世纪后，忽然要硬性地抢夺我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这是极为可笑的，也是科学界决不会接受和相信的。

…………

虽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系统性的分析是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可是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

…………

这些内容最多也是焦点。简单地讲就是李大师迈出了别人没敢迈出的第一步，并指出了这一步可行。杨大师则迈出了第二步，进一步扩大了战果。但现在杨大师说第一步也是他先迈出来的。李大师对此则坚决不服。

从常理上讲，如果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杨大师先迈出来的话，那要李干什么？给文抄公挂个名慰劳慰劳？？

总之，从上面的例子包括田中耕一的例子给人的启示是：够得诺贝尔奖的成果与做出该结果的人的水平有时并不能够完全对应统一。

另外我还讲一下，我不久之前看过台湾制作的吴大猷生前的录像，是讲西南联大的。吴在该片中这样说：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些人实在是非常优秀。如从浙江大学转学过来的李政道。吴大猷只提到了李政道一人（根本未提杨振宁以及其他人）。说李政道的时候可以用“由衷赞赏”和“溢于言表”来形容。这完全不同于国内播放的清华大学纪念建校90周年的电视片《水木清华九十年》。在《水木清华九十年》中，也用一句话提到了李政道。是这样说的：吴大猷在看李政道的试卷时对李政道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让人觉得如同一位小学班主任，在给一个笨得要命的非留级不可的学生判卷子时，对该生的将来，发愁的要命，“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