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必须是零和游戏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吗？主持其事者有权利和道义要求他人作出牺牲吗？一种在以前的规则下为正当的利益，在被牺牲或剥夺的时候，是需要给予充分补偿的，否则，改革就是不正义的。没有人有资格要求他人为了某个长远的集体目标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只要不是违规所得——除非他本人愿意进行交换。

任何改革，其过程必须是正义的。如果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不道德的，则改革的结果能够是公平的、可欲的吗？

所谓正义的意思就是，改革方案应当是无差别地对待每个人，尊重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动机，而透过正义的规则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改革是确立或添加新的规则，这样的规则应当是高度抽象的，在制订的时候，不应当明确地指向增加某些人的利益或减少某些人的利益。确定一个最抽象层面的规则，然后，透过各方主体博弈的过程，让人们之间自愿地进行利益的交换。这样的利益再分配后果因为是自愿的，因而将是正当的。

改革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把人真正当作人。任何改革，如果将大众（教师）仅仅视为改革的对象，以为可以任意操纵、安排他们的命运，则一方面透露出的是改革者理性的自负，另一方面，则昭示了改革失败的必然命运。改革者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人最有益于实现它所设定的北大事业目标，然而，这是理性的狂妄。主持其事者应该坦率地承认，你不知道谁将有益于北大的事业，谁将有害于北大的事业。一个恰当的规则使得人人可以为北大的事业作出贡献。而一个不恰当的新规则，可以给北大的事业制造出无数障碍。

事实上，北大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当今中国转型模式的重大缺陷。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成了一个有意识地进行的利益再分配过程。再分配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再分配不应当是改革方案追求的目标。任何刻意追求利益再分配的改革，在貌似前行的同时，给自己制造了无数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个重大的改革应当是审慎的。应当恰当地平衡各方的利益。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并依靠行政权力强制执行。改革的方案，应当经过充分的公共辩论过程，这样的过程也是凝聚、发现和形成北大“宪章”的过程。北大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这是北大人公共讨论的结果，而不应是北大管理者自命的结果。什么样的规则能够有益实现这些目标，是一个竞争性的发现过程，而不是几个人可以想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