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多数人看来有些不知深浅。一方是饱读诗书的教授，另一方是勤劳朴实的老农，道理上应该是老农求教于教授，但我们生活的具体事情上却恰恰相反，倒是我们的教授应该好好地向这些言语质朴的老农学习学习。

今年第十四期的《读者》上有一篇文章让我读后感慨颇多。文章的题目叫《爱的退让》，写的是一个黑龙江的农民，举债十万将自己优秀的儿子送入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个孩子尚未学成报效祖国、告慰父母，就和“山鹰社”的其他几位同学一起永远地留在了希夏邦玛西峰。当这位老农和其他死难者家属被学校召来处理后事时，家属组成的联盟表示“不满足我们要求，绝不离开！”，他却在办完儿子后事的第二天悄然离去。家属代表追问时，他只是说因为爱儿子，怕给儿子身后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而进行退让。看到这儿时，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和压抑。出现在我脑海里最多的问题是责任，这位老父亲的责任，学生张兴柏身上的责任，学校的责任。

先说说这位老父亲的责任。作为祖孙八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要将儿子培养成为城里人的愿望，一方面来自舔犊情深，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作为人父责无旁代的责任感。中国是一个家族观念极浓的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有两重推卸不掉的责任，一重是作为儿女给老人养老送终，另一重是作为父母扶助子女成家立业。百善孝当先，赡养老人其责之重自不用说。而对子女的培养，中国父母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位老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将爱与责任合为一体，不仅债台高筑地供儿子读书，还举债供儿子参加集体活动。作为父亲，可谓尽职尽责。

那么作为张兴柏，这样一位伟大父亲的儿子，他尽了自己做儿子的责任了吗？答案是没有。可能他至死都没有好好思考一下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责任，真惘他还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每个人都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得到一点应该思量给予一点。他得到了父母全部的爱，可又给了父母什么？仅仅是那点父母以他为荣的短暂荣耀吗？

考入北大之后，他忘了父母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把自己送进大学，他忘了自己对他们也同样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个过了十八岁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父母是怎样省吃简用地供他读书。他怎么就好意思读书向父母要钱，登山还向父母要钱呢？他应该思量的难道不应该是如何为社会出力，如何为父母分忧吗？在他报名出发时，满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这个名义上的壮举的虚荣，惟独忘记了他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新加坡有一条口号极好：以国为根，以家为本，努力工作，尽情享受。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对祖国的责任。他还真以为自己轻飘飘的，来去无挂碍呢！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要骂他个狗血喷头，一定要拿一面雪亮的镜子照见他的自私。

最后说说校方的责任。他们仿佛尽了自己的责任，帮助学生出行，组织后期救援。但最重要的责任他们却忘了，教育、指导青年学生。对于职业登山者来说，登珠峰可以说是一种人生追求，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这个活动到底有多大意义？我的孤陋寡闻使我实在找不出，哪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是用登珠峰来磨练的执着追求的意志。难道这些冰雪聪明的学生进入大学不应该多攀登科学的珠穆朗玛吗？

寻找这件事的意义，我们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受益人，赞助商和学校。赞助商是利益的驱使，学校是名誉的驱使。如果成功，学校可以在校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可以在全世界的同仁面前趾高气昂地说：“你们的学生不行吧？”不成功呢？无非是损失几个流水的兵，百年老校还在乎这几条命的存否。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民间组织或是其他单位组织，都可以用一句“没想到呀！”来最终解释，而发生在一个进出皆鸿儒的百年名校，这么一句“不可抗因素”搪塞得过去吗？此行有多大的危险性，老百姓不知道，难道饱学之士，行家里手们也不知道吗？我真想象不出，这些大人先生们如何与那么朴实的老农对面而立？这些教授们可曾象老农一样尽职尽责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待由老农培养出的成果？

至于最后一幕，闹到家属代表与学校进行谈判，就更令人心寒了，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归结为金钱上的纷争。作为家属，我想没有人愿意用儿子的生命去换有数的钞票，但是他们却要含悲而争。因为学校早用一张生死状，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叹服，学校是懂法律的，他们预先就保护好了自己的财产。而那些家属们的“财产”呢？他们花二十年的心血、无数的时间、巨额的投入培养的“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了。北大是一个最喜欢争论人权的地方，但是他们真的在乎年轻生命的枯萎？

文章的题目叫《爱的退让》，想用这件事情来赞美深沉的父爱，来感动广大的读者。但我却看到了另一种退让，一位老实朴讷的农民送别自己优秀的儿子后，对一座冷漠的巍巍然的高等学府的退让。相对于学校有理有据的自我辩护，这位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汉子又能说什么？他只能带着更加悲痛的老伴儿，回到原来的土地上继续土里刨食，用还上所有借款来寄托就儿子的哀思！

学校是一个教会公民负起责任感的地方，但这件事上学校处处可负了责任？那位老农没有进过这样的学校，但他却无声地背负着自己的责任，不禁令人发问，到底谁该教谁些责任感？教授教老农，还是老农教教授？无怪乎我们的教授、院士们要跑到美国请教人家道德问题呢！他们是太迷茫了。不过，如果用他们坐飞机、住宾馆的钱当作学费，为老农还上十万元的债务，老农所能教给他们的倒真不愧对这点课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