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北大一群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未名湖畔古老的石舫上合影。和往常不同的是，今年他们的就业也许就少了留校任教的选择。

　　在燕园未名湖南岸林荫深处一条蜿蜒小路边，静静地矗立着一尊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在先生的像前，时常会出现一束鲜花，这不知名者敬献的鲜花，代表着北大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感激。而事实上，蔡元培从未在燕园里工作过(蔡先生时期的北大，校园还在北京城里的沙滩红楼)。

　　然而正是蔡元培主政改革的10年，成就了北大，直至今日，这所“中国最高学府”还多半仰赖着那个时代造就的辉煌。

　　“北大是改革的产物。”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在谈到今天的北大改革时同样这样概括。

　　最近一些天以来，这位北大的一把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士，频频参加校内外的各种会议、在中央电视台亮相，阐释北大人事改革的理念和具体做法，为推进改革的步伐而奔走。

　　而这次改革的最直接推动者，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执笔起草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之后，这位牛津大学的博士、中国近年来最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北大校内成了反对改革者的靶子。

　　网上的一些文章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张维迎，里面不乏人身攻击。因为这个原因，张维迎在写了一篇3万余言的改革方案说明文章之后，拒绝接受采访。7月9日，记者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张维迎。北大校长许智宏台上讲话的时候，他安静地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不时略显疲倦地摘下眼镜低头沉思。

　　当记者提出采访的要求时，他一边说，“我最近很忙，采访的事过段时间再说吧”，一边和善地伸出了手。

　　与此同时，走在北大的校园里，几乎感觉不到这次改革的震荡，学校已经开始放暑假，毕业生们收拾行囊准备各奔东西。然而论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它们大都发生在网上。在北大的未名BBS和一塌糊涂BBS上，充斥着讨论这次改革的文章，而改革方案已经三易其稿。

　　本刊记者/李楠

　　最初，北大校方的想法是将方案初稿下发到各院系征求意见，把讨论的范围控制在校内，但事与愿违，方案很快全文传播到了网上，一场大讨论随之而起。

　　也许只有北大才有如此号召力——一个大学的内部改革成了全社会的公共话题——“北大改革”的字眼登上了国内许多新闻报刊的封面或头版；支持者和批评者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唇枪舌剑；从北大本校的教师、学生，到全国各校、各路知名学者，乃至海外华人的学界大腕纷纷席卷进来，加入了这场论战。

　　这就是北大的独特之处：它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公开、透明和民主的道路。虽然在第一次方案公布之初，就有人在网上建言：北大的改革坏事就坏在太过于民主之上，让那么多人随意地说话，方案恐怕反而很难推行。

　　但这里是北大，不是一家普通的国企，这里集中了如此多的才子精英，如此多有表达意愿同时也具备表达才情的高人，从学术大家到无名后生。在北大，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如此情形下，想不形成今日之人声鼎沸、纵论改革、以致于三易其稿的局面都不可能。

　　年轻教师：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我们成了弱势群体

　　据统计，此次改革直接涉及到利益的将达3000多人，北大众多的年轻副教授和讲师、以及寄望于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的学生们，大都身在其中。

　　改革方案第一稿，做了这样一个“硬性”规定：“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此外，第一稿还规定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这意味着彻底卡死了本校学生留校任教的可能。

　　年轻的副教授和讲师们于是成了方案的第一批激烈的反对者，特别是那些本来按照旧例，能在近两三年内晋升为教授的人。一时间，北大BBS上出现了无数篇声讨草案和草案起草者“张大教授”(张维迎)的檄文。

　　对于改革动因的揣测也比比皆是，有人说，“北大把国家给拨的18亿花完了，没看到成果，为了向上交待找到新的要钱的借口，所以必须要搞出点动静”；也有人说，“改革是某些校领导为了私利而设的‘寻租场’”……

　　反对声浪使一些原来默默无闻的中青年教师成了“名人”，历史系副教授蒋非非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女教师用真名在网络上发表了7篇关于北大“癸未改革”的宏论。文中，她给年轻教师们算了一笔账：他们大都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在6年时间里做出一流的学术成绩；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天16小时，但现在，这一切要一笔勾销——在一个新体制中拉平到一条起跑线，在1/3的流动比例下竞争。

　　这些主题各异的论述看起来充满了对改革的指责，但蒋非非的质疑之声也招致了激烈的反驳，一家媒体称，“文章充满了保守与腐朽的气息，读来让人不明所以。”

　　不少年轻教师把改革方案比喻为：典型的“专拣软柿子捏”。一位要求匿名的年轻副教授对记者说，“这种改革方案是将北大青年教师(特别是基础学科)彻底地变成了北大乃至社会中缺乏安全和尊严的弱势群体。”

　　他举例说，在其所在的一个文史哲老牌院系里，教授的位子已经占满了，学校不可能再给新的指标，所以未来10年里，将没有一个副教授有希望晋升，也就是说他们除了走人别无选择。

　　这位年轻的副教授表示，在方案设计得如此高的失业率压力之下，学术研究工作将成为一种纯粹为了生存而挣扎的行为。北大原有的最为可贵的学术理想和精神追求将无容身之地。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在批评改革，光华管理学院讲师姜国华就是一位年轻的支持者。他说，“工人可以下岗，为什么大学老师就不可以？”

　　今年32岁的姜国华1995年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后，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然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博士学位，去年12月，他回到光华受聘讲师。在和光华签订的合同中，已经包含了6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定的成果就要离开的条款，因此，北大今天的人事改革方案对他来讲已经不算新鲜。

　　姜国华表示，希望北大通过改革改出流动性，因为如果没有流动就不会有真正的压力，而人是需要压力才有可能做出成绩的。

　　“一个压力大的环境的好处是，可以给人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这样可以保证最后留下来的都是热爱研究的人。”姜国华说。

　　记者此前在韩国采访期间，曾遇到在延世大学担任助教授的年轻学者韩淳九。据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韩淳九说，哈佛的助教授都非常辛苦，不但要给学生上课，还要做研究，保证能获得终身教职，而他们的工资却比学生的奖学金还低。

　　姜国华向记者描述了一个年轻学者在国外成长的大致历程——攻读博士一般需要5到6年时间；毕业后运气好的找到一个一流大学的教职担任助教授，这个时段一般也需要5到6年；在担任助教授期间，生活完全和读博士一样，被繁重的研究和教学任务所累，如果能顺利晋升副教授，拿到终身职位后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但是如果拿不到终身职位就要离开，到一个二流大学去，再过5到6年这样的日子。

　　在哈佛，助教授最后能留下的比例大约在15%左右，这一比例在美国一流大学很普遍，只有在一些二流的州立大学才能达到50%。

　　“所以，在美国，能够当上大学教授是很自豪的，因为在那样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下，教授们是经过非常大的努力才获得这一职位的。”姜国华说。

　　一位参与改革的北大教授，也对青年教师将自己定位为弱势群体、“软柿子”的姿态不能认同，他说，在北大教书是一种Privilege(特权)，而不是Right(权利)，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包括在北大当老师的权利，“你必须证明你有这个能力，让别人知道你的教授职位是通过努力挣来的，不是靠蔡元培，也不是靠国家给的钱”。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人事改革研讨会上，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问，咱们北大一些大院系有一百六七十人，外校同类院系有的只六七十人，但别人出的成果为什么并不少？他要求系主任解释，得到的回答是，系里只有1/3的教师是合格的。

　　根据公开报道的数字，北大在职的教师一共有2235人，其中拥有教授、副教授头衔的超过1800人。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数字可能也是创纪录的。

　　北大有三个经济类院系，专职教员中拥有教授、副教授头衔的，保守估计不下百人，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只有20名左右教授，但却10多次获得诺贝尔奖。

　　人文学科：失意的抱怨

　　北大校园里的第二波反对声浪，来自一批文史哲专业的教师，他们中许多人都已经拿到了教授资格，从实际利益上说，改革对他们并没有直接损害。但受到伤害的，是他们的自尊心。

　　在改革方案中规定，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师在副教授岗位上最多有4个合同期，共12年，这期间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如第二次申请不成功，从学校通知本人之日起解聘，不再续约。

　　诚如一家媒体所言，“就现有水平而言，北大诸学科中可称全球领先的，恐怕主要在传统人文学科。”北大的人文社科重点学科29个，曾经拥有一大批人文学科的大师，比如汤用彤先生、冯友兰先生、翦伯赞先生、朱光潜先生，以及仍健在的张岱年先生和季羡林先生。

　　尽管相比理工科副教授最多只能有3个合同期共9年，文科的12年还算长，但在这种传统的历史性荣耀之下，北大不少人文学者仍将方案斥责为：那些“假贵族”的新兴院系所做的硬性的标准化横向比较。

　　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记者说，大学之间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可比的，但不是所有的都可比。陈平原认为，北大人事改革的方针过于注重数字，太看重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了。

　　“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文系青年教师对此评价道。在回顾了过去20年的北大变迁后，这位青年教授形容自1990年初至今，北大一直在堕落，而根本的原因是“北大向市场屈服，赚钱似乎变成了她最重要的目的。”“今天的北大是什么？”他情绪激动地说，“她变成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北大。”显然，这位青年教师的批评目标早已不是人事改革本身，他传达出的是传统的文史哲等系在过去10年中因被漠视而带来的积怨。

　　如果说，以往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的理由，是因为她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大1998年专为百年校庆而设计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留给昨天”的“辉煌”，给理工科的“辉煌”地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

　　老北大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大的理工科领骚，多少示人以北大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

　　再一方面，大学对文理科学者的回报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既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获得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文科学者明显陷入一种哀怨的不满状态。职评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学科年轻学者，带着遗憾、惋惜、愤怒等复杂的心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北大，魂兮归来》。

　　但是北大的文史哲专业没落似乎有其自身的原因，一位北大的青年研究生，对北大文史哲团体发出批判之音：“文史哲事实上早已完全堕落，不复具有它们的原始风采了。曾经在大学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现在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已经无力给变化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或者变成了意识形态化了的学者。”

　　本土学者：一流大学不等于是美国大学

　　“如果我现在还是副教授的话，按我的脾气，我肯定马上就走。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大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这样对记者说。

　　已于一年前退休的钱理群教授在北大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年逾不惑之时才在中文系拿到了硕士学位。

　　激怒钱理群的，是他所理解的此次人事改革的理念。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曾有这样一条规定：“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在钱理群看来，改革背后的含义是，没有留过洋的不能当北大的教授。

　　“这是非常荒唐的，如果他们胆敢实行的话，结果只能是毁了北大。他们理解的一流大学就是美国大学。”钱理群说，“按这样的改革，梁漱溟怎么办？沈从文怎么办？要是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规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和钱理群有着相同愤怒者不在少数——事实上，这条规定再一次勾起了学者们之间关于“海归派”与“本土派”的争吵，后者指责改革是海归派学者企图抢占地盘的做法。

　　关于教师的聘任制，改革方案的第一稿曾规定“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国内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

　　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现在美国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的李猛对此质疑说，尽管外国学者也在研究“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甚至有不少颇有建树的学者，但是否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和中国哲学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能够甚至应该成为评价中国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呢？

　　李猛怀疑北大的改革，可能建立文史哲学科在学术评价体系上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依附 “以美国学术界的边缘学科来规范中国大学中最具学术底蕴和研究传统，也是对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这是否是与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背道而驰呢？”

　　显然，李猛把此次改革理解为，它可能使北大未来会立足于通过招聘海外人才，建设中国的一流大学。李猛反问道，“哈佛大学除了在东亚研究领域，聘用过多少华裔教授呢？在整个美国学界，又有多少华裔教授，真正在各个领域是从事前沿性的研究呢？如果我们在美国都无法招聘到足够的一流人才，我们岂不是永远也不能建立所谓的世界一流了吗？”

　　钱理群则认为，“此海归非彼海归”，五四时期的海归学者不但精通西学，同时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他们出国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果按照这样的改革思路，我肯定是当不了北大教授，我一不懂外语，二没有博士学位，三我研究的问题按照国际汉学界的标准可能也根本没有价值。”钱理群生气地说。

　　作为人事改革工作小组成员的李强教授，对这样的质疑声音不以为然，他在伦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学习，看起来属于通常人们所说的“海归派”学者。

　　“我怎么是‘海归’呢？出国前，我当了20多年的农民，直到今天我也说自己是个农民，张维迎也是陕西的一个苦孩子出身，我们都是地道的‘山药蛋派’。”李强说，“能用一门外语讲课”并不意味着“要用外语讲课”，这是两码事。

　　这位自称是山药蛋派的从海外归来的教授表示，北大的老师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到国外和同行交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是必要的。

　　另一群反对者：这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

　　对北大改革方案的第三波批评，让人最难下评判，因为这些批评大多来自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的批评，也并非是对北大改革简单地说YES或NO。

　　出身于北大、现在清华任教的社会学家孙正平说，你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对方案持赞成态度的，更多的是离北大较远或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而对该方案持批评或保留态度的，则大多是与北大有种种关系的人，或是本身就是北大的教师，或是与北大有某种渊源(如北大的毕业生)，或是对北大有较多了解者。

　　孙正平认为，在大学改革这件事上，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更为根本性的，而且在顺序上也必须放在人事制度改革的前面——首先是一种公平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其次是破除中国大学中的官本位。

　　确实，如果仅仅从逻辑来看，有了(改革方案)的几项制度安排，似乎可以大体保证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国外的有关制度安排也不过如此。但问题在于，国外大学中的那些制度是以其几百年的大学学术传统为基础运行的。而在中国的大学中，这些制度运行的环境并不相同。

　　这是一种目前很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为什么改革不从学校的行政系统和学术官场化改起？不从这里改，改革有意义吗？

　　北大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员？这是个谜一样的数字，记者最终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最普遍的说法是，北大共有8000多员工，其中教师编制为2235人。而行政后勤人员占有了学校大部分的资源。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大学经历了院系调整和知识分子改造，被纳入了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地位完全颠倒过来，这种逆转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是老三届的北大学生，在读本科期间，曾以学生会副主席的身份跟食堂协商提高伙食质量问题。一个老炊事员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念念不忘：“让我提高伙食质量，我没有动力呀，我和你们系的赵宝煦一年进北大，可人家现在是教授，我呢，还是个炊事员！”

　　一位北大老师曾听北大党委的一位负责人，私下里对现今学校内各种力量做了一个新的定位：教师是大学的主人，行政人员是大学的“看门狗”，学生则是“爷爷”，均需要给予特别重视。

　　然而，在这次热闹的大讨论中，北大的行政人员们基本保持缄默。一方面，他们不像青年教师们那样善于表达，另一方面，既然改革还没有到自己头上，不如看看再说。有一个网上帖子这样说，“行政职员对此的态度，多半是‘带有反对情绪之冷眼旁观’。因为显然，一旦教员改革成功，就轮到了他们。所以他们有反对之情绪，内心深处希望改革失败，或者根本不启动。但是由于名义上和他们无关，所以他们又冷眼旁观。”

　　尽管改革方案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派的反对者已经清晰地表示出了他们，“打破行政办学，建立教授治校”的希望。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喜欢引用一个故事：经济学家张五常刚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非常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当上教授，根据什么来评定。张五常于是跑去问，是不是要发表很多论文？是不是要教很多课？张五常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有想法，就找教授们去谈，其他的教授觉得你行，你就可以当教授了。

　　“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制度，”周其仁说，“它也是北大改革在未来将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这种意见也在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那里得到共鸣：“在北大外部体制和一些内部生态不进行实质性触动前提下，北大改革前景堪忧。北大甚至教育主管部门能否拿出勇气，以壮士断腕之气魄进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不过，对改革不彻底的评价，不应该成为让改革止步的阻力。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胡大源教授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行政后勤的问题无论多大，都不构成不能改革教师队伍的理由。“这有点像小孩子惯用的把戏，别人也犯错误了，为什么只批评我？”

　　实际上，对北大改革的讨论到了这个层面上，已经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或仅仅是观念之辨，它已经深入到人们对大学精神的本质、教育机制与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的重新认识。

　　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下去的改革

　　当改革方案开始研究第三稿的时候，北大的改革实质上已经处于胶着状态。然而这场改革却是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下去的。

　　当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演播室里说出“北大是改革的产物”时，他的语境是蔡元培先生对北大进行的改革。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应北洋政府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甫一上任，就着手对教员进行改革，辞退不合格的教员，不拘一格地延揽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北大。当时，北大各科都聘有几名外国教员，这些人多是靠使馆的关系混进来的，蔡元培顶着压力解聘了一批外国教员，同时大力聘请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一时间，激进的陈独秀、自由主义的胡适、保守的梁漱溟以及以怪异著称的辜鸿铭全都汇集红楼，理科则先后请来了夏元王栗、李四光等知名学者。

　　蔡元培的另一个功绩是建立规则，他主持通过了《北京大学教师延聘实施细则》，并制定了《教员保障案》规范教员的使用。关于教员的辞退，《教员保障案》规定，系里辞退教授要由教授会开会讨论，经教授会五分之四同意并经校长认可后才生效。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指导下，北大逐步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北大的百年金字招牌涂上了底色。

　　虽然闵维方在谈到今日北大的人事改革时一再回忆起了蔡元培时代，但很难说此次改革是受到蔡元培的激励。毕竟，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蔡元培完全靠个人的胆识和见识完成了对老北大的改造，而今天北大创建一流大学的努力则被纳入了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1994年，北大第九次党代会就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98年5月，江泽民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了这一目标。闵维方认为，这标志着创建一流大学从学校行为上升到了国家行为的高度。

　　“北大是北大人的北大，但更是全中国的北大，全社会的北大。”对于北大的“公共性”的强调，是校方为改革寻求合法性最经常提到的理由，此外，北大的校领导还列举出“985”计划国家给予北大的18亿额外拨款等支持。这使得有人觉得这次改革更像是对国家一个“有所交待”的行为。

　　虽然一直有人在指出，今天北大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当年蔡元培主持的改革的种种迥异，但是无论是哪一派人，对北大改革持何种批评意见，没有人说改革不应该进行的。

　　对于存在于北大乃至中国整个高校中存在的种种积弊，人们痛恨已久，对于改革的企望，也期盼已久。所不同的，是这场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以何种方式进行。批评者的意见，也是因为深怕由于方式的不当，而使改革适得其反。

　　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陈晓宇的意见看起来更具有建议性——历史发展中，大学在整个社会中一向是最保守的，学术权力又是大学中最保守的力量，它往往以学术自由为借口阻碍任何形式的改革。如果此次改革能够撼动学术权力，那么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将是顺理成章的事。

　　或者青年学者林国荣下面这段文字，更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北大人对北大的心情：

　　“北大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来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者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越这一水准……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线纱就能牵着他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他就再无法控制；他总是使他的领导者上当，领导者不是过于怕他，就是怕他不够；他从未自由到决不会不受控制，也从未被控制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他长于想象，而非耐心；长于天才，而非常识；他是最光辉、最危险的大学，天生就有所追求，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叹息；时而使人怜悯，时而让人恐怖。但他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

　　请问世界上哪里还有过这样一所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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