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走向市场的大趋势相反，教育主管部门反而加强了“主管”和“统管”高校的力度，不仅搞“跨世纪人才工程”、“211工程”，甚至以建造“世界第一流大学”或者“航空母舰”的名义去合并大学。高等教育面临“浮夸风”的严重威胁。

　　合并大学有助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航空母舰”？

　　合并大学造不出“航空母舰”，否则美国的哈佛和耶鲁，英国的剑桥与牛津早就合并了。一所大学里学生多、教授多、专业多，只有统计报表的意义。“世界第一大”与“世界一流”是不同的概念，顶尖的大学并不必然规模宏大，规模宏大的一流大学也不是靠合并其它大学产生的。将一千条鱼雷快艇捆在一起得到的肯定不是航空母舰，怕的倒是快艇会成为“慢艇”，甚至一大堆废铁。众所周知，我国高校水平不高、发展缓慢，原因在于高校被“主管”和“统管”。改革二十年了，高等教育依然未脱“计划指令”的框框。我国高教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于高等院校管理体制，与学校的大小毫无干系。

　　懂教育规律的人都知道，“世界第一流大学”不是由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建造出来的。哈佛和耶鲁，牛津和剑桥，均是强盛文明发展的缩影，积数百年之功方有今日，绝非“主管”和“统管”的结果，更非合并大学的结果。倘若把在北京的所有大学合而为一，或能摘取“世界第一大”的桂冠，但绝不会是“世界第一流”。仅举一个小例子：美国的二流大学就能做到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借还书，且借书数量基本上没有限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还书时间就要短得多，每人都限制一定的数量，如果要写论文的话，甚至还要动用他人的借书证。而图书馆还是师生公认的服务态度最好的部门之一。

　　合并大学可以“集中高等教育的资源”？

　　由政府来“集中教育资源”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国家的教育经费有限是事实，但主管教育的官员们想的不是我国两千多年社会办教育的深厚传统——人民宁可倾家荡产也要让子女接受最高程度的教育；想的不是两条腿走路——通过众多高校间的激烈竞争来开拓潜在的教育资源；想的反而是走“一大二公”的老路。

　　当年的计划经济的确造就了不少如今已经过时的专业学院，但把它们合并到较成功的综合大学里并不能减轻国家的任何负担，反而会因为“位子”问题和“资源公平分配”问题把比较成功的综合大学也拖垮。这些年来，过时的专业学院纷纷自强，走向综合大学之路。它们“计划外”招生，向社会索取高等教育的资源，大大增加了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这些大学的“综合性”仍嫌不足，但它们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变化。有哪个大学在一开始就象今日北大、清华那样“综合”？哈佛大学起初仅靠几间简易房起家，讲授的也仅仅是神学。百年前的北大、清华难道就正规？焉知今日“非正规军”明日就不能超过北大、清华？

　　又有人指责说，中国的大学因为众多的学院改制、改名，因此“太多了”，需要资源集中。事实上，用行政而非经济手段任意“集中大学”的代价肯定要比“大学太多”的代价高得多。不仅如此，中国的大学究竟是太多还是太少？若只有政府衙门和国有企业才需要大学毕业生，我们当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若我们的售货员、运动员、工人、农民、和士兵都象在发达国家那样接受两年、三年、或四年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大学无疑是太少了。我国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亚州比我们更贫穷、人口密度更大的国家；而且我国今日的名牌大学依然仅是五十年前就有的那几所名校。在有深厚教育传统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五十年来高教发展的此种结果难道不是失误？北大、清华的兴盛并不体现我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北大、清华的宿舍和教室容不下多少大学适龄青年。在13亿人口的国家里出现几十个、几百个如北大、清华那样的大学才是真正属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成就。

　　如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放权是兴大学之路，集权意味着高教停滞不前。教育的资源不是靠“集中”来开拓的，教育的资源原本就来自社会。不断扩大的和多样性的社会需求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取之不竭的资源。最好的大学产生于成千上万所大学不拘一格的激烈竞争，产生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需要繁荣昌盛的成千上万所大学来满足社会需求。其实，我国大学的繁荣并不需要国家出多少钱，只需要给政策，发番号，“松绑”。高教界非正规军的发展“好得很”，它们是我国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是科教兴国的希望。因此笔者大声疾呼：请主管部门“刀下留人”。

　　合并大学能减少冗员、削减机构？

　　与政府机构不同，我国大学教师队伍绝非“冗员”充斥。今日的大学教师，地位不如衙门的官员，收入不如街头的小贩，人数远少于大学里行政、后勤，政工、学生管理以及教辅机构的人数，何来“冗员”？北京大学固定人数近万名——还不算无数的临时工，但教员只有两千三百人。事实上，倒是合并大学将大量制造出教师“冗员”。笔者冒昧指出：合并大学将制造“教师过剩”这件事是对我国高校教师的蔑视和侮辱，与其说是“兴大学”之道，不如说是“灭大学”之方。大学衰，科教衰；科教衰，国家衰。然而，一旦实行放权改革，高校教师之抢手或可与足球界之甲A球员比美。

　　大学之内非教学机构的确冗员充斥，机构众多。但是，北京大学教务处难道真的能为相距甚远的农大，医科大，北航等大学排课表，管学生？学生真能每天奔波于若干校区之间上课？若合并后的各方仍然自有一套教务、后勤、学工，注册、档案、教室、人事等等机构，何苦还要合并？若并不真的合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来取消好几个大学的番号，断了人家通过竞争社会资源自行发展壮大的门路，除“浮夸风”又能作何解释呢？

　　高校体制改革最困难的部分是精简后勤、政工、行政、学工、和教辅机构。因为人们不肯离开，合并大学并不能使这些机构少一些臃肿，反而可能使之更臃肿，否则每个大学自己早就“消肿”了。这些机构的臃肿还特别与主管部门的机构设置密切相关，与现行的“主管”和“统管”体制密切相关——“不得不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主管部门为“统管”社科研究基金，新设社科司，各大学就不得不设社科处，领报表、审报表，批报表、送报表，并且搞“成果评比”；而各院、系也不得不设专人去听取和传达社科处的种种通知和要求，并且领报表、审报表，批报表、送报表，以及开大会，搞令所有教授头痛的“成果评比”。在发达国家，谁需要研究成果，谁去建研究基金，与政府无关。政府是管分派“教育”经费的，申请研究基金以及成果评估是研究人员与基金会之间的事情。“世界第一流”的大学也仅设一个房间接受和分类整理各基金会的广告，方便个人查阅。北大设二十余个处级管理机构，与上级政府机构相对应；每个校方机构每周只要开一次会，院系的管理层每周就得出席二十余个会，不出席会议以后在校方就别办事了，正所谓“官多难办事”。于是，一个五十个教员的系要设四五个“副系主任”，养二十来个行政人员。上面多一层机构，多一层事，下面就多出无数个机构，无数层事。为官的人谁不想干出一番被人看得见的“成绩”呢？于是，人人都忙得四脚朝天。越忙越需要增加人手，越增加人手就越忙；机构不断扩大，事情不断增加。大学里充斥冗员和多余机构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如此问题，与大学的数量多少，规模大小有什么干系？

　　合并大学内的系科有何益？

　　因合并大学之风，大学内部也闻风而动，盛行系科合并，“建大学院”。理由是“有利管理”，“有利专业设置合理化”，“有利精简校内机构”，以及“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多余的学术机构是大学经费支持的“实体研究所”。它们有定编，有系处级别，但除了招几个研究生之外与高等教育没什么关系。若确有社会需求，实体研究所应当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养活自己，或依前苏联体制由国家专项拨款来养，满足政府的需要。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有限的高教经费只能用于高等教育，不能用于专职的研究人员。这种研究所在发达国家最富有的大学里也养不起，也不会养。大学里的研究所应是“虚体”，是大学内外学术交流的媒介，是跨学科交流的媒介。这种机构不靠大学教育经费支撑，而赖申请研究基金生存；它们没有定编，没有永久性的研究人员，也不涉及级别和职称问题，多了有何不好？

　　今日大学里的专业设置的确很“滥”，但原因不在教员，甚至不在校方；原因在于主管部门。体制不动，合并系科会伤害教师的利益。今日的大学设几个专业，以及设哪些专业均由主管部门定夺，主管部门并规定一个专业只能招收学生若干。对于校方和系科的教师而言，没有“招生指标”教授就无法招生，就没饭吃。攸关生计，当然是专业越多越好。把一个专业分成两个专业就可以大大扩充招生指标，如“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本是同义词，但分成两个专业，教师就有饭吃了，大量渴望读这个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多几个实现梦想的人。专业设置原非主管部门应当“统管”之事。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有关，与学校创牌子有关，与学者对本专业的理解和理解的变化有关，与主管部门官员无关。现在高校招生量及专业设置同国家教育经费挂钩，但应当逐渐脱钩，特别是研究生部分。固定数额的教育拨款分发给校方；至于校方设多少专业，设什么专业，招多少学生，应当由校方决定，校方自然会视社会资源量力而行。主管官员并不比教员、学生、学校、和用人单位更能预知社会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以及需要多少。若专业的设置权归校方，教员们自然不会拿一堆同义词去糊弄主管部门官员。

　　合并系科“建大学院”号称“便于国际学术交流”。据说国外有各式各样专业的“学院协会”，我们没有“学院”就不能“交流”。笔者留洋多年，从未听说这些“学院协会”是什么重要学术场合，不过社交联谊场合而已。学术交流靠的是学者的本事，靠的是扎实的研究成果。有了成果，自然有国外同行上门交流。谁说“学院”比“系”更容易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哈佛大学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的同行们听了会笑晕。更贻笑大方的是“胡合乱并”，还增加了叠床架屋的“管理”层次——多出一堆院长，副院长，和处长、副处长。而今世界上哪个“一流大学”把法律系和政治系捆到一个“法政学院”里？若干文科系之上为什么还要叠加若干个“婆婆机构”，如社科学院、人文学院等等？其实美国学术机构仍以系为单位，并非“院”比“系”大；而且人家的院基本上与学术无关，院里也不设系。但“学院”一引入中国就“变味儿”，成了增加机构、提高官职和搏虚名的手段。

　　与合并大学的理由类似，合并系科据说是有利于集中资源“建大船”。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把北大的两千多个教员划过来、并过去怎么就能“集中资源”造出“大船”，出世界级的成果？众所周知，教员没有“浪费”教育资源，北大开出的工资里有多少是发给教员的？为什么不去着力合并非教学机构而把教员们归过来划过去？北大相关学科的教员人数有限，彼此也不陌生。倘要合作，用不着先把机构合起来；合并了机构，不合作的人还是不会合作，何况文科的性质决定科研大多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根本不需要合作。《资本论》重要否？其成书与机构合并有什么关系？

　　高等教育的兴旺之道——松绑

　　世界第一流的高校和科学家都不是“政府工程”造就的，更非靠合并大学、合并专业就能产生。笔者对此种浮夸风深感忧虑，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我国乃是民办学校鼻祖，有社会和家庭大力投资教育的深厚传统。但我国最具特色的传统——社会办教育——已经快要被“主管”和“统管”没了。主管部门与高校间的“直属”关系已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办几所大学，在哪儿开，大学分几等，什么课程可以教，设多少个专业，设哪些个专业，评几个教授，学校有无资格授予某级学位，那个学术项目值得作，哪位教授学术水平高，乃至批准教授护照申请，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等等，都归主管部门统管，由主管官员定夺。主管部门甚至一道命令就能把几所大学合为一个，“航空母舰”一拍脑瓜就建起来了。这方面的损失当然比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要大得多。“统管”和“主管”严重地桎梏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是众所周知的不堪之论。

　　实话实说，这些年大学“活”活起来了靠的是计划外“创收”，靠同主管部门“捉迷藏”。哪个大学愿用有限的经费设一堆无用的机构、增加自己的管理负担？哪个真正尊重知识的国家会认为主管部门官员有资格“主管”刚刚教导和培养了自己的老师，并“审批”和“评比”其学术成果，“审批”自己的老师能否得到护照及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在尊重知识的国家里，政府绝不敢声言“主管”大学，更不要说“统管”了。主管部门对大学的责任是向大学转交人民缴纳的部分税收，使尽可能多的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美国的主管部门从未敢声称“主管”大学，联邦政府也不拥有任何一所大学。“公立”大学均为州立、市立、或社区自立，美国私立大学的优秀和独立性更是举世闻名。结果是，美国的大学不仅为本国学子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而且给全世界的学子提供教育机会。虽然德国的大学全部由政府拨款，但也只管拨款。如同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一样，德国的大学实行完全自治。大学自治的原理非常明显。官员是大学教授们培养出来的，若官员连大学教授们管理大学的能力都不相信，他们为什么还要到大学来接受教育？刚毕业的学生，一旦成为主管部门"官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主管"教授，这能称为"尊重知识"？如此“官本位”体制怎敢奢言兴大学，兴科教，兴国家？

我国高等教育兴旺发达的有效途径是恢复和发扬社会办教育的优秀民族传统，从上做起，逐渐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改掉“主管”的心态和“统管”的做法，给高等院校“松绑”。在能做到这些之前，笔者呼吁停止各类“一大二公”工程，制止高教领域的浮夸之风。

　　原刊于《中国改革》2003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