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二，与郭沫若之间的往事。
李济和郭沫若都是中国考古界的名人。两人第一次摩擦是在一九二九年底。李济在殷墟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郭沫若流亡日本，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得知消息，立即去信史语所，恳求一观全份拓片，以为参考。李济经傅斯年和董作宾同意，同情郭的处境，以最快速度将全份拓片寄去，并特意说明此是尚未发表的，谨慎处之。郭沫若受到后立即私自将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并在以复印后才告之史语所，（虽在其序文中大拍李济，董作宾即“殷墟发掘”的马屁）。李济等对此感到颇为尴尬。考虑到他是在研究学问，刚直的李济没有对郭进行法律起诉。但在非正式的场合曾告诉郭，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批院士，这是当时科学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考古界占了四名。顺序是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沫若。李一直认为，郭是一个多学科才华横溢的才子，在考古学上的学识造诣也是很高的。虽不似前三位从事过田野发掘工作，但考古院士应有其一席位子。李济是郭沫若的推荐，力争人之一。
文人相轻，且自古学人对功名看得极重。郭对排名在李济等人之后，还是被人争取来的非常不满意。再加上李济拒不接受“党”的指示，使新中国考古陷入一片空白。郭沫若掌管新中国考古界的第一天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济的名字从中国考古史上彻底抹掉。
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早年在南开教书时的老同事范文澜在陕北及河北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其中好几个版的教材中，都提到李济及安阳多次发掘的巨大成绩。四九年以后变成了一句话，“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
一九四六年郭沫若去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回来写了“南京印象”一书，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谈李济和李济的高尚人品。他写道，他发现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退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这些话在解放后编“郭沫若全集”时统统删去了。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又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对李济的“旧中国考古发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一九三三年李济同鲁迅，杨杏佛合影的照片（见前面）解放后在鲁迅博物馆展出。相片上只有鲁迅和杨杏佛，李济被裁掉，直到八十年代末在一位老学者的抗议下，北京鲁博才将照片恢复原状。在没有PhotoShop的年代里，也真难为他们了。
四九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仍然采用李济的教科书，仍学习和研究李济的最新著作。不同的是他们把李济的名字改成了“中国科学院编”。这就是为什麽新中国培养的考古学人士，学李济的方法，走李济的路线，却不知李济为谁。
把自己捧上近代考古第一人，将一个改写中国历史的巨人踢出历史，显然郭沫若做得是相当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他的又一才华。文化革命开始后，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上作了关于他过去写过的“几百万字。。。的东西都应该烧掉”的“深刻”检查。李济看了这条消息，摇摇头叹道：“一代才子，可惜一生没有骨头。”看到了？李老先生到这时还顽固不化。这能怨我们郭才子心狠手辣吗？
俱往矣，浪淘尽，千古风流。
当我给李济塑像时，心情不能平静。雕人像难，给中国人雕像更难，如罗丹雕巴尔扎克那样的创作空间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刻画出这一代学阀的气质，谈何容易。李济面部由瘦到胖，又由胖到瘦，为他雕像基本上是无中生有，还要通过亲朋好友检视，最后我特意给他穿中装，以显示其内心的民族感。我深深地知道：只靠一座雕像是不能表现李老先生的品格和我心中的敬意。我应该写一些东西，把我所知道的内部真相告诉世人，让历史还给李老先生他应得的地位。可能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尽力。有一点可以值得欣慰的是，国际学术界永远忘不了他 --- 谁想研究中国古代，谁就一定知道李济。
写这一类文章难在不能发挥，每件事要有事实为依据。笔者对此文负责。Email: datougege2003@yahoo.com
注：铜像现在台湾大学。听说湖北钟祥县（李的老家）有意思要一个同样的李济像。笔者雕此像未收报酬，未署名，能为这样一位民族英雄雕像是我的荣幸。如有机会见到此像请勿深究。网民都是蒙面人。
又注：笔者不属于任何政治或民间团体，很早就加入了美国籍遂能行走海峡两岸，对郭沫若并无成见，一直认为郭对中华民族是功大于过，极为佩服他的才华。家里又曾同郭，李两家有过一些关系。凭良心讲，郭对李济的“除名”是不公平的，太过分了。大概这就是所谓“各为其主”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