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学者眼中的“王铭铭事件”
作者：叶君
本报1月10日刊载晓声文章《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以后，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五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王铭铭事件成为学术界以及所有
关心学术的人关注的焦点。几天来，本报采访了全国各地的学者，以期聆听各方面的声
音，达到最大限度的公正。但是，请读者原谅，出于种种考虑，许多学者愿意私下交流，
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尊重和理解，并感谢愿意接受采访并公开身份的学
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顾虑不复存在，中国的学术批评能在理性、宽松的环境下
健康发展。
当事人的声音
王铭铭：
我暂时不想作任何答复，现在说也说不清楚，到了适当时候，我会有一个正式表态，
我不会对正常的批评抱有敌视，到了适当时候，我会做答复。谢谢您的来电。
晓声：
我没有感到压力，周围的老师和同学都支持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我很坦然，因
为我并不是针对某个人，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有些记者说采访过我本人，认为有人指
使，完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贵报能就规范学术体制继续探讨下去，我会写这方面的文章，继续为规范学风做
一点事。最后，再强调一点，我很喜欢王老师的学问，我只是就事论事，不想进行人身攻
击。我想对王老师说，您是我所尊敬的老师，听说您很痛苦，在此层面上，我愿意表示一
定程度上的歉意。我所指的歉意仅止于此。
来自社会学领域的反馈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声明，我对王铭铭事件的态度是既不忌讳，也不偏袒，但我对王铭铭的行 为十
分痛心。
我所以不忌讳和不偏袒，是因为作为一个一流的人类学家或者起码想成为一流人 类
学家的人，是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的，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应该。有人说，中国有许
多学者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抄袭或剽窃的毛病，这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对一个一流学者
来说不是借口，换句话说，你想成为一流的学者就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在王铭铭事
件爆出之后出现的要将他彻底打翻，甚至要将他赶出北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是的，王铭
铭是犯有抄袭的错误，但是他不是中国唯一的抄袭者。王铭铭只是王铭铭，他不是中国学
界抄袭的始作俑者，也不会是终结者，因此他不应该成为中国学术腐败的代过者。如果只
是因为有抄袭的行为就要赶出校园，那么说句过头的话，中国大学教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应该离开学校。比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有300－500种版本，基本上不都是
抄的吗？而且这种现象也不只是出现在哲学，在各个学科都存在，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
学。
我不同意将王铭铭一棍子"打死"的主要原因在，他确实是为中国人类学的复兴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是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承认，贡献不是抄袭的理由，但是，贡献确实可
以构成他继续留在学界的理由。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除了抄袭以外什么都不会，这样
的人除了被赶出校园别无选择；但是像王铭铭这样的学者如果能够接受这次的教训，今后
踏踏实实作他的研究，对中国的人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怎能无益？
说到王铭铭的贡献，我觉得不能因为他的抄袭行为就予以否认。是的，我承认中国的
人类学不是因王铭铭而存在的（他说在他回来以前中国人类学一片空白不合实际），但是
在90年代，他和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
人类学这样一个"夕阳学科"在中国成为显学。王铭铭的贡献包括他自己的著译和研究，还
包括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多次国际性的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单就他的著译而言，按我的看
法，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有关西方理论的翻译和评介；二是他在自己的田野研究基
础上写成的著作；三是他依据历史所作的历史人类学探索。第一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多，
但不能因为将一个"孟子"译成"门修斯"就否认他的全部努力（何况他还只是那本出错译
著的一个校者），甚至像有些人那样怀疑他是否懂英文。第二方面的工作成绩也是有目共
睹的，比如他的《社会人类学和中国研究》入选"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就是一个明证。他
的《闽台三村五论》虽然难免有错，但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有人批评他的田野调查时间
太短，但我想，田野调查的时间长短只是决定一个研究的成功与否的一种因素，而不是唯
一因素。道理也同样很简单，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训练，你就是在田野呆一辈子又怎么
样？他的第三方面的工作是也先前引起争议的一部分，我不讳言，由于在历史学方面缺乏
严格的训练，王铭铭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失误。但是，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作一种结
合的探索起码是有益的，在这一方面他是先行者。因此，这方面的错误不能和他在《想象
的异邦》中所犯的错误相提并论。这只是一种探索中的失误。
我觉得现在有两种不好的倾向：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他们觉得捍卫王铭铭就是捍
卫北大；而那些最激烈的抨击者却以为攻击王铭铭就是打击了北大。其实，虽然王铭铭是
北大的教授，但王铭铭的错误和北京大学则是两回事。因为显然北大不会让教师去抄袭。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王铭铭还是北京大学，在事件爆发以后的作法都比较合适。至今我没
有听见王铭铭的任何辩驳，而北大也及时对王铭铭作了应有的处理，他（它）们都已经做
到位了。当然，有许多人想听到王铭铭自己的检讨，但我觉得对一个学者来说，最好的检
讨就是他未来的作品。我相信，经历了这场教训，那一定会是呕心沥血之作。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认为已经不适于再讨论此类问题了。过去我参加过《社会科学季
刊》过于学术规范的讨论，那只是在学术界内部的讨论。需要这么多媒体炒作吗？需要学
术界以外的人参预吗？学术界难道没有能力处理问题吗？
我听说半年前北大已经对王铭铭进行了处理，他本人也表示接受，南大仍然邀请他讲
学，现在则是"千夫所指"，如果北大迫于压力"清理门户"，那他的学术生涯就算结束
了。现在的公众情绪是不是有点过了？说得难听点，一些人是挟媒体以自重。当然，王铭
铭出了这样的事，总归不严谨，至于怎么处理是北大有关领导的事，我认为没有太大问
题。学术规范应该靠学者自律，而且学者可以自律，如果做不到只能说明团体不成熟。虽
然团体内的规范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但不同地方、不同范围，会有不同的规范，形成不
同的圈子。游戏规则是由自己建立的，只要多数人接受就是主流，就会形成规范。象现在
这样，谁都可以乱投，谁都可以乱说，更加没有规范。可以说，北京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
人持保留意见。
最后要说的是，王铭铭的书我不太了解，不管什么书，一年十几本都太多了。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人类学作为西学的一种，最早引进应该从1898年变法算起。1903年，京师大学堂把人
类学列入课程，当时的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30年代人类学有过比较辉煌的时期，费
先生、林先生在当时作了许多田野调查工作，国外评价为除西方社会以外人类学所取得的
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当时中国人类学能与西方一流人类学者对话。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国内人类学研究至今还没有超过那个高度。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过几次大的断层，人类学作为最贴近现实的学科之一，发展
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问题凸突显出来，关于中国性质的讨论相对处于不重要的位
置，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一批社会学的老先生集中在此研究民族问题。文革期
间，玉石俱焚，文革以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学重起炉灶，直接借鉴西
方理论，历史包袱比民族学轻得多，有许多人为引介工作起了作用，而民族学重新拾起文
革前的研究。1985年以后的文化热，参预者如包遵信、庞朴等，都是文史哲专业的人，人
类学者参预不多，相对处于边缘地位。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双重窘境。一是对西方学术的隔膜，1950年代，西方本身发生学术
革命，60年代起进入后现代时代，当我们用"现代化"的话语来翻译"后现代"的西方学术
著作，结局是不知所云，因为支撑在思想背后的话语体系已经丧失。而面对中国传统文
化，一直以来，我们严重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五四"以后几乎被破坏殆尽，当我们用本
民族不自信的传统文化，来重拾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又发现此时的西方已在反省现代化的
坏处，导致学术界陷入双重困境。
王铭铭机遇比较好，他本科毕业后有机会出国，95年回国时，正好遇到北大大力推动
人类学发展，他年轻，学术功底比较扎实，而他在英国所接受的西方社会人类学传统也与
费孝通先生比较接近。王铭铭翻译的书确有粗疏的地方，但客观地说，对人类学的发展仍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经济比较窘迫，没有到买一本外文原
著可以不眨眼的地步，二是拿到外文书后，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有力量来进行大规模翻
译，在这背后，实力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社会学科的一些人对外文原著
的研读、消化存在很大障碍，翻译工作是必须的。不能说王铭铭翻译的大量作品有开天辟
地之功，但有恢复、重建之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奠定了人类学的基础。
王铭铭至少他没有偷懒，在学术上做得有声有色，讲课也不错，培养出一大批学生。
说实在的，"海归派"中人类学者不算多，一共也就5、6个人，他们在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贡献也比较突出。话说回来，王铭铭这样的年纪，却处在这样的地位，容易自我膨胀，现
在的学术遴选制度给偶然性留下了太大的空间。哈维兰把王铭铭的错误理解成"诚实的错
误"，年轻学者的"轻飘飘"，是正心诚意的。我们分析整个事件，应该从综合因素来考
虑，起码王铭铭的功过有个比例，事实是他能做出来，而别人未必能做。王铭铭事件暴露
了人性中固有的邪恶，让我们看到人心原始而专制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考虑到学
科之间的认同和沟通，学术的规范，应该说是一个推动，起码能起到警戒的作用。我坚持
认为，真正的规范应该是"正心诚意"，只能靠学者自律，不然，作品可以堆砌得非常巧
妙，别人看不出缺陷，同样是一堆垃圾。最后我要说的是，学术著作从材料上可以审订，
但对引用观点不能太苛刻，观点雷同可能性太大了，不可能一一注明出处。
对王晓生，他毕竟只是一个学生，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要允许他有逐渐成熟的过
程，而对曹树基来说，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没什么不可以，但应该与社会环境、学术界联
系起来考虑，对个人的批评与学科、单位关联则没有必要。
现在要做的是，学术界来共同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浮躁的一代"？
来自人类学界的声音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想，王铭铭本人不会愿意做一个人类学研究的回溯，每个学者都只能做出一定的贡
献。至于学术规范，各门社会科学都是一样的，这20年来，中国人类学一直处于启蒙、本
土化的探索阶段，正在建设的过程中。人类学有其特殊性，在国内长期依附于民族学、社
会学，地位不明确，到现在人类学仍然只是一个二类学科，发展障碍很大。在译介方面，
也不能说王铭铭起了关键作用，这么说，他自己未必敢承诺。90年代中期回国的有一批
人，在介绍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应该说，王铭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陈春声、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在最近的讨论中，许多学界朋友都提到人类学在最近20年来的发展状况，也涉及到所
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问题。的确，从8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学在中国的复兴虽然步
履艰难，但这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人类学与历史学在中国社会研究领
域的合作、对话与互相渗透，是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趋
势。
推动这一学术发展趋势的，除了中国学者的努力探索外，我们不应忘记甚至抹煞境外
的人类学家的贡献，他们在推动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仅以王铭铭
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提到的几位人类学者为例，施坚雅早在70年代末期北
京召开的施坚雅早在1980年北京举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
上，就把他关于中国乡村市场结构和中国历史的区域格局的研究介绍给中国学术界，随后
他的主要著作先后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萧凤霞也是从70
年代后期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并与科大卫、陈其南一起主持"华南
研究计划"，推动了在香港、广东、福建、江西、安徽等地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开展，他
们三位因此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在中国研究领域中最具历史人类学色彩的学者；80年代末
期，武雅士、庄英章与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历史学者共同主持的闽台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计
划，在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合作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丁荷生从80年代开始与厦门
大学郑振满合作在闽南地区开展的宗教社会文化研究，堪称人类学与历史学者取长补短、
相得益彰的合作典范。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虽然这些境外的人类学家到中国来，
大多与历史学者合作，但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努力大大推动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互相渗
透，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学研究路向的改变，也推动了人类学在中国研究领域更多地注意
其历史深度。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评价近20年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时，不应该把
中国学者的探索与境外学者的努力割裂开来。
董珞（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教授）：
目前在中国人类学界，没有一个学者的工作能够超过前辈。现在国内人类学研究还没
有达到费先生、吴先生、林先生那样的高度。我与王铭铭不熟，最早看他翻译的作品，把
"NEW WORD"直译成"新世界"，实际上，这个大写的英文字母在人类学中有约定俗成的
含义，就是"新大陆"，那是最早一批进入美洲的西方人类学者所用，当时人类学还处于萌
芽阶段。查查字典就能解决的错误就是解决不了。有一所大学在《人类学通讯》中居然把
体质人类学译为物理人类学，要知道体质、文化、考古、语言是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出这
种错误简直是笑话。王铭铭留学回国后，我特别留意他的翻译作品，看有没有进步，没想
到连读懂都有困难，英文有问题，连中文也变得拗口，让人无法卒读。翻译作品，你只要
署了名，就要承担责任，文责自负，我相信王铭铭懂这个规矩。如果老师没看出来，那说
明水平跟学生一个样，你怎么教学生？所以在上专业外语课时，我再三告诫学生，翻译一
定要慎重。这样的书能出版，让人失望，出版专业书籍，一定要找专家审评，编辑不可能
懂得那么多、那么深。补充一句，王铭铭介绍的是西方、主要是英国的人类学流派，跟理
论还有差别。
引用时注明原作者是起码的学术规范，不用多说，人人都懂，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不
需要达成共识。有些人故意把这么简单的对错问题和北大、人类学扯到一起。还有，为什
么外专业的人不能批评人类学？只要是人文学者，对这样的错误都有权力批评。我说这话
不是针对王铭铭一个人，再这么下去，人文学科前景不妙。
人类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母体在西方，不读英语、没有能力读懂原著的人，
在研究时势必存在困难，一些人希望翻译的东西多多益善，那就应该衡量他们有没有研究
的能力。人类学另一项同样重要的是田野考察工作，现在的年青人吃不起苦，下了乡，住
在县城里，走马观花，连中国国情都不了解，怎么做本土人类学研究？我在甘肃调研的时
候，没水的地方都去，一去三个月。现在一些年青学者满不在乎，错就错了，反正有"理
论"，其实这并不是真的跟国际接轨。田野考察是一项非常严谨、辛苦的工作，有时当地
人说的都未必可靠，必须要经过验证，国外有一项垃圾工程研究项目，翻垃圾验证当地人
所说的喝酒量是不是可靠，访问、观察、验证，缺一不可，只有证据确凿，才能写入调查
报告，哈维兰的书里就有，王铭铭应该见过。
学风不正，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环境的因素，学校的因素，我不抱太大的希望，只能
管住自己的学生。实质问题在于，这样的一批人能不能当教授？通过这件事，对年青学者
应该有所触动，对端正学风有益。
来自历史学界的声音
张伟然（复旦大学史地所副教授）：
我认为王铭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什么10年前人类学一片空白，从80年代初文化热潮
开始兴起，大批国外学术著作引入中国，中国人类学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童恩正先生的
《文化人类学》是其中一部重要著作。早在解放前，周作人、顾颉刚为些先生的民俗学研
究就很见功底，而现在一些人，学养不足，宗派意识强，只知道保住自己的自留地，不准
他人染指。王铭铭的那些书，说实话，我一本也看不下去。学生到底能在中间学到什么？
人类学一门严谨的科学，而王铭铭不仅抄袭，连起码的学术常识A、B、C都不懂，这一点
曹树基老师早就指出来了，稍具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破，成熟的学科绝不允许出现这
种情况。有学者说，王铭铭两年前不被处理，直到现在才处理，这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学
者起码的道德底线是，不伪造，不说假话，不说大话。王铭铭这次造假的程度不亚于胡黎
明，那么，他所受到的惩罚也应该与胡黎明对等。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但要"废人"，我建
议对蓄意造假者采取一票否决制。只要不被发现，抄袭者在任何体制内都是得益者，所以
抄袭不关体制，而关乎学者的道德品格。
蓝勇（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术规范问题，北大应该带个头，百年以来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一直引导中国潮流。
王铭铭事件我并不熟悉，看了有关文章后，很有感触。有些研究领域与西方交流、接触比
较多，目前就存在这样不规范的现象。
我们应该做两个工作：当务之急是按照中国国情，尽早建立相应的规范。其次，目前
的《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法》过于笼统，有关的法律条文知识产权条例应该加强。第
三，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学者的道德自律，我以前发动对陈国生的批
判就是想通过学术批评的方式，唤起学者的道德良知，但收效不大，所以目前更看重从法
律渠道来解决问题。学术腐败比经济腐败解决起来更难、更艰巨，这里面牵涉到团队保护
主义和实际利益。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知识产权规范正在逐步加强，学术腐败不局限
于学术本身，它应该对健全整个法制体系有益。
从北大校方而言，如果一个学者的主流是有贡献的，那就应该以善意的批评为主，"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对于长期学风不正的人，校方应该有明确的态度，有相应的
惩戒手段。现在的困难是鉴定，北大领导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进行分析比较，分清主流和
支流，当然这个问题很难界定，需要请教有关方面的专家。在学风问题上，有些人建议实
行一票否决制，这样有可能会伤害一些年轻学者的积极性。现在当务之急不是针对某个
人，而是通过这一事件，建立相应的条例、条规，那么一篇文章的抄袭程度达到法律惩处
的界线，应该怎么处理就会有明确的说法。所以，王铭铭事件的重要性并不是针对王铭铭
本人，而是通过事件本身，促进学术规范的建立。
包伟民（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导）：
我很关注整个事件，因为牵涉到学术规范问题。学术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直接反应到学术界。由于大多数地方对研究成果实行量化考核，很
多人认为是"逼良为娼"，但我认为这不是学术腐败的主要原因。学术没有规范，就没有办
法深入，低水平重复的东西多。就象做生意要遵循公平原则一样，学术也有一个基本的方
法和规范，学术研究才能深入，求真求新，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就在于此，现在的
问题已经很严重，虽然书和文章很多，但是很少创新，表明现在学术风气不正。
我很遗憾，以前有些人被学界批评，行政部门总是置身事外，只有一些学者在呼吁，
效果不大。在学术规范上，我主张实行道德自律与制度他律相结合，通过建立规范，学术
环境才会有所改变，现在光强调统计数字好看，以及统计数字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比如，
对王铭铭以前有的学者已经批评过，但是并没有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王铭铭照样评先
进。这次王铭铭事件，也应该对事不对人，强调制度他律，因为光说道德自律，对老实的
学者肯定不公平。
另外，我认为这两本书之所以能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肯定有问题，只要
书卖得不出去，闭着眼睛出书，所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的是出版物粗制滥造，只对利益负
责，不对学术负责。必须要有惩罚机制，这样的人只能改行，不能呆在学术界和出版界。
学术评论在国外的杂志占五分二以上，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环，可以遏制学术腐败，
在国内还比较薄弱。在国外一本书出版几个月后，如果还没有书评，那也就意味着没有学
术价值。如果有正常的学术批评环境，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学术腐败也不会这么猖獗。
在本版的探讨中，我们邀请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历史人类学领域的专
家，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这些学科在历史以及现实中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决定了学
术规范的共通性。希望通过这次讨论，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互相理
解，并推动创立严谨而宽松的良好学术氛围。
（本文由《社会科学报》特别提供，原载与《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31日）
《世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