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吃学术的人士可分五种，也可以说学术有五种吃法。

　　 第一种是课题派吃法。此派人数众多，以吃课题为活。课题是上面带着一定经费分下来的，也有些课题是自己申报的，但是必须经过上面认可方可得着经费资助。经这一认可，该课题真正的学术价值还剩多少，就很难讲了。经费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经费的多少往往与政治的关联度成正比。一般说来，与政治关联度越强，经费越高，而学术价值越小。某新闻学课题，其学术意义，我个人认为基本是零，属于无中寻有、注水拔高，可是经费却是二十万。

　　 把经费完全用于科研，显然不是申报此类项目的全部初衷。课题申报人只盯经费，遑顾学术。有些政治关联度高的项目，所拨经费本身都比较宽绰，不言而喻，算是给予枯燥乏味、折磨心灵的经济赔偿。这项赔偿不属于合法开支，欲实现这笔金钱从国库到个人的转换，“做假账”是不二之途（只能违背朱镕基总理“不做假账”的题词了）。可以说，以纳税人的钱资助科研项目的做法，利端当然是很多的，这里不论；弊端起码有两个：一是不见学术徒见金，污染学术净土；二是报假账转移课题经费，亵渎财务文明。学者本应是光明磊落的，可是挖空心思报假账，其猥琐不亚于匆促找洞的老鼠，甚是可哀。

　　第二种是打工派吃法。此派也是接手课题，只是与课题派的项目来源不同：课题派的课题来自政府系统，经费拨自国库；打工派的打工项目来自具体单位（媒体、公司之类），经费由具体单位提供。所谓打工，即为具体单位打短工。比如为某一媒体搞一项问卷调查，或为某公司提供某项业务咨询之类。这一派人数不多，但是对学术界的诱惑不小。

　　第三种是掮客派吃法。这一派把外国的学术著作翻译到国内来，就像在学术的海关码头扛大包。

　　第四种是时证派吃法。是“时证”，不是“实证”。该派专为时下政治运动做证明。比如新闻学的时证派，就专为新闻媒体的宣传战役做论证。媒体一线集中“十六大”，该派立即写文章跟进，不说新华社宣传“十六大”很得力，便说《人民日报》某栏目宣传“十六大”最巧妙。如果说媒体是为一线政治做宣传，那么时证派又是给一线媒体做鼓吹。新闻学术类刊物上，大量篇幅登载的都是这类时证派的文章。不独新闻学一科如此，文、史、哲、经、法各科都有一批时证派。

　　第五种是自由派吃法。这一派的工作方式是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不受上面划拨的课题经费左右，完全听凭内心的指令，觉得什么值得研究就研究什么，什么值得写作就写作什么。这一派人数很少，而且其学术成果很难发表，根本不成气候。

　　某次会议上，一位老翻译家兼教授说：“美国才200年历史，它有什么文化？”大学生们没有这么自信。他们常常向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学的教科书里，无论是什么专业，无论是哪一门课，从头到尾几乎都是美国学者如何说，西方专家怎么讲，很少见到我们自己的老师提出过什么观点、我们本国的学者创立过什么学说。里面到处是洋名字，几乎见不到中国学者的名字出现。”的确，我们的大学课堂成了拾美国学者牙慧之所，我们老师和学生的大脑成为西方学者思想的跑马场。当然，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之类的课程除外。在这些学科里，我们只能学习诸子百家李杜韩柳。

　　一个观点，一个学说，经过岁月的淘漉，最终进入世界学术共同语体系，必须具有提问的前沿性和回答的独到性。试问上述五派，哪一派能提出前沿性的问题，并做出独到的回答？

　　我们现在在大学课堂里传授的学理，十之八九都是不见容于当世，更不可能得到官方的资助，从孔孟之道到启蒙主义，莫不如是。以眼下中国学术研究人财资源的分布状况论，中国大学课堂拾人牙慧，做别人思想跑马场的日子恐怕还很长。其实只要是慧，谁的牙并不重要；只要是思想，谁来跑都无所谓，可怜见的是许多课题经费花消不明不白，许多学者的精力和生命浪费得可惜。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北京大学培育世界一流大学师资的消息。消息里举出的做出世界级贡献的教授全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搞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个也没有。北大每年以多少文科状元入我彀中而自豪，可是，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人，我拿什么样的老师奉献给你，我的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