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正在召开的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透露一则消息，令很多人瞠目结舌。市民响应市政府号召，为“十大教育工程”捐款7000多万元，7年过去，捐款的大部分被市教育基金会挪作他用了。

　　报告还反映，截至到2001年底，该基金会在外营运资金达17936万元，由于选择投资对象和项目决策失当，导致其中的15314万元（大部分已逾期 5年以上）投资本息至今无法收回，占在外营运资金总额的85.3％，占该会总资产的72.5％。按合同利息计算，这部分难以收回的在外营运资金应收未收利息为5722万元，占该会总应收利息的47.4％。

　　报告说，广州市教育基金会是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同意，按照有关法定程序于1989年1月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其章程言明，基金会以振兴广州教育为宗旨，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促进各级各类学校建设。

　　对于教育基金会此类社会公益组织的建立，笔者是赞成的。其一，成立社会捐助机构，可以大大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其二，交由公益组织实施捐款救济活动，由于其自身的民间色彩，更容易接近普通百姓，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其三，有专门、专业的机构管理和使用社会捐助资金，可以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有效地减少跑冒滴漏，可谓一举数得。

　　也许正因为此，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先后发起的三届“广州市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共向全市市民、私营企业主及其他单位、社会人士筹得专项资金和教育基金2.3亿元。

　　事实上，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社会捐助基金管理形式和方法。即使国际著名的企业，他们捐助于社会公益活动的资金，也要通过专门的基金会落实和实施。但是，怎样才能保证社会、公众或企业财团的捐助基金好钢都用在刀刃上，不至于被人为蛀蚀，有效防止监管人的监守自盗行为，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做的特别不够。

　　我们的社会民间捐助活动还是近几年才“时尚”起来的事儿。过去一般由集体统一捐助，个人没有多少富余的财产用以周济他人。现在人们腰包开始鼓了起来，有能力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也舍得拿出一部分捐助给需要救济的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于教育事业的热情，似乎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高涨过。

　　广州从1989年就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十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让人不能不对广州市民的慷慨肃然起敬。但人们没想到的是，该捐的捐了，道德良知得到了升华和完善，至于这些捐款的用途、结果，却很少有人继续予以关注，特别是有了专门的教育基金会，人们似乎更相信他们会操作得更好，用不着大伙儿瞎操心。所以，直到7年过去，职能部门才审计发现，捐款被我们信任的人挪用了。这其中有没有腐败行为，由于报告没说不敢妄下断言，但种种失误总是应该有人承担责任。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弥补社会公众对教育基金会的信任损失。

　　也许，市民还会继续献出他们的爱心，但我想发生了这件事儿后，他们也许更会反思一下，并要求建立社会捐助资金的监督制度，呼唤公开透明的管理规范，甚至需要自己参与监督管理，要求基金会定期向大伙儿报告基金的使用和效益情况，也要求政府和社会审计机构依法实行审计监督，确保公众的公益性捐款不被挪用，确保受捐助人真正受益。这样才能使得社会的良善和公众的公益心同财富一道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