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日子，深圳一位「博士後」「下岗」，引起媒体和舆论广泛关注。但是一些朋友引伸出去，认为凡博士就不该让下岗，这就有点偏颇了。

　　我国的学位制度，在本世纪中期中断，30多年以後才重新建立。20年来，学位制度对於教育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和世界著名学府培养出来的博士比较，我们自己培养的少数出色的博士毫不逊色，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但是，有制度建设，就可能出现制度下的嬗变和异化。即使在发达国家，同样是博士学位，含金量也可以相去甚远。在我国，这种含金量参差不齐的情况看来更加厉害。在一些热门的博士点，博士生可以「批量生产」，一位博士生导师居然可以每年招收近十名博士生，麾下在学的弟子，经常保持20多人的大队伍。博士生训练讲究基础理论和课题研究，人们不禁要问，有那么多博士水平的课题可做吗？在一些冷门的博士点，可能计划招生五人，但是却只有三个考生报名。按照未必成文的制度，连续两三年招不到合格博士生的博士点，将被亮黄牌红牌。事关博士点的生死存亡，要把这几个难得的考生招进来的激励自然很大。这时候，能不能招到学生是硬道理，合格不合格反而变成软道理。

　　难怪有人说，现在在国内一所比较好的大学里，可以预期70%的本科生素质比较好；到了硕士生，就是40%；至於博士生，大概20%左右。这当然不是准确的统计，但是环顾四周，你的确可以发现，当年考不上好的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四年以後考上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当年学位课程难以通过的硕士生，三年以後成了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英雄不问出处」，我们并不排除个别学生当初考坏了以後才发挥出潜力这种情况。问题是上述情况相当普遍，并非个别。这就应该发人深省。

　　我自己有不少这样的实例。有一位不敢参加我的硕士生学位课程微观经济学考试的学生，几年以後已经把某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揣在口袋里，到我们学院求职，当初不懂的那些中级水平的东西，现在还是不懂。这样的博士，当然没有资格到我们学院任教。

　　话说回来，那少数优秀的博士生，出类拔萃，是我们学术的希望所在。这样的博士，可惜并不很多。

　　二

　　「教授不教，讲师不讲」，那是20年前的一种概略说法，抱怨大学里不重视本科生教育的现象。在那个年代，因为职称体系是「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制度设置，全国的大学已经多年没有职称评定和职称晋升，所以教授和讲师都是大学教师队伍里面的稀有动物。那时候，在课堂上为本科生上课的，多是中青年助教。

　　今天，由於职称制度和包括教师在内的职工终身制并行实施，大学里职称分布的情况完全变了。在许多大学，正副教授已经达到教师的一半，行政甚至後勤的书记处长们也兼领研究员之类的学术职称。不少教授不必忙教学的事情，特别是不忙本科生的教学工作。现在出来一种时髦的说法，叫做「研究型的大学」，由於理解有偏差，似乎「有本事」的教授应该专注於学术研究，而不是上课，特别不是给本科生上课。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情况，如果不是比过去厉害的话，至少是依然故我。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一些朋友听说我一直给本科生上课，反而觉得不寻常。在他们看来，我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已经超过十二年，按照中国特色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也已经六年多，怎么会「甘於」给本科生上课呢？ 其实，我给本科生上课，并不像有些人可能想像的那样，出於「奉献」之类太崇高的动机。我给本科生上课，学生固然得益很多，我也得到很大乐趣。这样的教学，是「双赢」的愉快境界。不仅是我，其实许多老师都有过这样喜悦的体验。

　　原来正如前述，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本科生的素质最整齐，硕士生就没那么整齐，博士生则更不整齐。本科生入学要通过相当严格的考试，再加上本科是没有专门的「导师」，学校和教师对本科生入学筛选的影响就比较小，所以本科生的素质比较整齐。硕士生入学考试范围比较窄，导师对考试和录取的影响就相当大，还有迄今仍然实施的「度身定做」的所谓「单独命题」考试。具体导师面对十几个或者上百个考生，他的酌情权就比较大，这和面对几万考生很不相同。至於博士生入学考试，有时候简直是因人施考，还有许多「在职」的即业余的博士生。各个学校都有千方百计扩大招生规模的动力。

　　读书教学几十年，我深切体会一个人已经学得的知识多少和他获取知识的学习能力的高低，不是一回事。我宁愿要一个悟性好的聪明孩子，不愿意接受一个知道很多东西但是理性思维能力贫乏的成人。不瞒你说，前几年我给本科生开的「微观经济学」和给研究生开的「微观经济学」，实际上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相当於发达国家一流学校本科生「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但是本科生的回应明显比研究生好，考的其实是一样的题目，本科生的成绩也比研究生好。这不是因为我不想把研究生的教学提得比较高，而是因为他们总体的基础和能力不允许我对他们讲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

　　三

　　我喜欢给本科生上课，还是自己当年老师榜样潜移默化的结果。

　　1959年秋天，我从广州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读书。一年级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课、政治学习和俄语、体育之外，实质的主课是数学分析、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这三门。数学分析由闵嗣鹤教授主讲，数学、计算数学和力学共六个班一起上大课，习题课分小班上。我们的习题课老师兼级主任，是优秀的年轻助教周巢尘。主讲解析几何的是姜伯驹，主讲高等代数的是丁石荪。

　　丁先生後来出掌北京大学，是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先生讲代数，一板一眼，言简意赅，句句珠玑。他是最富课堂艺术的老师，精妙全在语言，绝无夸张的表情或动作。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姜先生当年只有20多岁，在科研上已经做出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院头一次增补学部委员（後来称为院士），他就当选。周巢尘老师在十年前也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至於闵嗣鹤教授，那真值得多写几句。数学那么多学科，中国的数学，曾经最接近世界水平的，应该是数论。20多年前陈景润的概称为「1+2」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宣传得家喻户晓，背景是他在尝试攻克「1+1」这个迄今认为难以解决的数论问题的路途上，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在我国，数论的大师是大名鼎鼎的华罗庚，第二号人物就是闵嗣鹤教授。话说陈景润的论文写好以後，需要一位足够权威的人士确认，闵嗣鹤教授就是最後拍板的人物。

　　大牌教授上基础课，也是其他一流大学的制度。中国科学院1958年在北京开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短短几年里面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出色的人才，其成功经验，就是由科学院的大牌科学家为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专业头三届学生，分别由华罗庚、吴文俊和关肇直三位教授亲自在课堂上调教，他们当时已经是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自然科技奖的头三个一等奖，分别由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获得，他们获奖以後，都曾经比较长时期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学的第一线上耕耘。

　　现在一些人认为，高水平的教师应该专注於研究工作，研究做不上去的，才去上课，特别是基础课。这种错误观点，对於我国的高等教育危害很大。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规定所有现职教授都要同时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开一门课。

　　本文意在提出大牌教授比较少上基础课的现象，以期引起关注。但是即使现在，即使是在广州，即使只说数学，还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师长，例如陈铭俊教授、左再思教授、邓东皋教授和其他一些教授，辛勤地在基础课教学的第一线工作。有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感到非常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