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富足、具有绅士传统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9岁那年起，母亲开始帮助我欣赏交响乐，使用刀叉吃东西，并时常在他们那一类中产分子的party上悄悄对我说：“PETER，嘿！记着：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使你变得更优秀。”

　　有意思的是，杰克·韦尔奇在自传中讲了同样一件事：9岁那年，父亲将高尔夫介绍给杰克·韦尔奇，告诉他大人物谈论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他们的高尔夫球赛，并帮助他成为一名球童，以获得更多直接接触富人、向他们学习的机会。这与我母亲当年的话真是如出一辙！老实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它们在我少年时代的无数个烟花般灿烂的记忆里仅仅是惊鸿一瞥。我有一个梦想：像皮尔斯·布鲁斯南那样，成为一位“让人看着都高兴的男人”。

　　2001年秋天，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报到那天，我前程远大的心起码凉了一半——我的天！怎么有那么多穷同学与我为伍？

　　您先别骂我，我并不是嫌他们穷，那根本不关我的事，而是实在忍受不了他们那副扮相。您可以想像，当一个又一个头发支棱、衣着夸张的外省青年，东张西望出没在偌大的美丽校园里，那是多么另类而又格格不入的一幅景象！他们的头发上永远散布着可疑的白屑，穿西装永远保留袖口上的铭牌，走路总习惯随地吐痰，好像整个校园的整洁和他们毫无关系。这其实不关贫富，而关乎一个现代人的文明教养问题。也许，我可以接受、甚至欣赏他们的优异成绩和刻苦精神，但我无论如何忍受不了他们的个人修养和卫生习惯。

　　要命的是，我的宿舍里竟然来了这么一个家伙：留着一嘴不合时宜的小胡子，穿着一条冒牌仔裤，瘦骨嶙峋的手腕上戴着一个“NIKE”护腕，而护腕上竟然绣着大大的一个“龙”字，他以为这很时髦，而全然不顾自己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体味，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这一切，对我的心理神经承受能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入学第一夜，我被折磨得彻夜难眠，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诘问：搬，还是不搬？我随身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手机、DVD，还有一大堆唱片、书籍、衣服往哪里放？我从小习惯了独处，而此刻竟有人在睡梦中磨牙，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这在异乡的月光朦胧的夜晚，几乎令我喊出声来：他会不会梦游啊？My God！那个可恶的小胡子，在临睡前兜售了一个阴森的故事，说他们镇中学一宿舍，有人习惯梦游，半夜起来摸同学的脑袋，自言自语：“嗯，西瓜熟了！”然后一口咬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瞪着兔子一样的眼睛，赶紧用手机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母亲坚持让我搬出来住。于是我就在学校附近花1000元租了套一居室，家电设施一应俱全，谢天谢地，总算安顿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只会烧开水，饿了就去肯德基、麦当劳，整整吃了三个多月，害得我以后一听见肯德基、麦当劳几个字就想吐！后来，一个聪明、勤劳的女孩子从天而降，心甘情愿成为我的搭档，从此我们一起去超市买菜，一起下厨房制作美味大餐，一起少年伉俪狼狈为好。

　　成为我女朋友的这位女孩子来自陕西的一个小地方，那里流行一句话：“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当她讲述家乡的贫困和自己的理想，对我展示洁白的牙齿和健康的笑颜时，我吃惊地发现我竟然已经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她。2003年夏天“非典”期间，我心甘情愿追随女友回故乡米脂。我不得不承认，西北之行改变了我很多观念，尤其当她黄昏时分站在高高的塬上为我背诵巴尔蒙特的诗句“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我终于被她彻底解决了……

　　——这就是我的青春、我的大学。有时，我在想，大学时代，我们到底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呢？其实，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贫富之间的不对等永远都存在，每一个个体都是时代、家庭、环境与性格综合作用的复杂产物，根本无法用简单的标准来衡量。我可能算一个富学生，她可能算一个穷学生，但我们之间并不是用钱来区分和维系，大学生没有经济上的贫富，有的只是知识上的贫富、精神上的贫富和人格上的贫富。

　　我和女友正筹划着毕业出国留学，将来回国创办自己的公司，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们会说：“呀！PETER，这个男人听起来就让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