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您值多少钱？

　　人才问题，正在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一个隐忧

　　2000年3月1日上午，清华大学36岁的“特聘教授”程京作为十位主讲科学家之一，到国务院给朱总理等中央领导做科技讲座。

讲理想讲奉献的教授们
　　席间，朱总理问他，像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在国外年收入多少？

　　“10万美金。”

　　“那你回国后现在的收入呢？”

　　“工资每年1万多人民币，加上刚增加的年10万津贴。”

　　“太少了。”朱总理沉默下来。

　　像程京这样拿年津贴10万的“特聘教授”是目前中国高校里的最高待遇，人数不到200人。

　　早在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之际，朱总理就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并很快批准了“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3月5日上午“人大”开幕式上，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改革和完善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形成激励机制。

　　高薪招揽人才是国际上的一贯做法。得“人才”者得“天下”－－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已充分证明。

　　朱总理的沉默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负载和现实隐忧。

人才哪儿去了？

　　长期以来，国内几乎所有院校都为人才流失或吸引不到优秀人才而发愁。根子，都出在“钱”上。

　　清华大学的吴文虎教授一直担任中国中学生计算机学科国际奥赛的教练。据吴教授介绍，自1989年中国参加国际奥赛以来，先后有数十人获奖，但大多去了国外。仅有两个在清华读博士的学生，一个去了IBM中国的研究院，一个自己开公司。

　　“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呢？”记者问。

　　“怎么留啊！在外企，刚去年薪就达十七八万元，在学校，可能连1万元都拿不到。”

　　收入低也使许多教师无法安心于教学研究，无法留在学校，北京商情谘询公司和北京工业大学曾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30.9％的高校教师有跳槽的打算或想法。45岁以下想跳槽的比例竟达41.4％。

　　发达国家依靠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科学基金会调查表明，美国59％的高科技公司中，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人员总数的90％。在加州“硅谷”工作的高科技人才33％是外国人。

　　近年来，北大、清华的毕业生纷纷涌往美国。国内信息界人士调侃，北大、清华完全有资格领取美国政府颁发的“人才培养奖”。

人才明码标价

　　近年来，为优秀人才制定的工程项目可谓不少：“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这些措施旨在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充足的研究经费和更好的科研环境。但一个问题不容忽视：想“要马跑快”却“不给马吃饱”。优秀人才的生活待遇何时能改善？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被认为是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首先实施的重要项目”。由教育部发起，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捐资设立“特聘教授”年津贴10万的奖励制度。面向海内外广揽人才。

　　第一次，中国给教授明码标价。

　　1999年底，北大、清华大幅提高教师待遇，被教育界内外称为“地震般的改革”。

　　人们惊呼：教授，升值了！人才，增值了！

　　为优先扶持部分高校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部及有关部门相继决定，为北大、清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几所高校拨6至18亿元数额不等的款项，并明确要求，拿出一定数目的钱用于提高教师收入。这种举动是几十年来第一次！

人才争夺战

　　为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北大、清华更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

　　北大老教授蔡生民到日本与同行一起搞合作研究，发现日本教授的爱才、正在东京大学读博士的刘忠范是棵好苗苗，便盯上了他。从此密切交往。毕业前夕，蔡教授亲自跑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向教育参赞详细介绍他的情况，找日本教授“谈心”，动员刘忠范回北大任教；

　　俞孔坚刚进哈佛大学读博士，便被北大瞄上了。俞孔坚将毕业，北大便热情相邀：破格提拔为教授，请回北大任教； 生物学家邓兴旺是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为吸引他回国，北大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提供30位科研助手，一个500平方米的实验室，外加3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

　　程京在美国纳米基因公司任首席研究员期间，研究出世界首创的专利成果－－生物芯片实验室。美国科学杂志在1998年评选出的世界科技十大突破中对此做了报道。当他基于对知识产权的考虑，意欲回国发展时，清华大学及时相邀：为其提供35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250万人民币的启动经费。

　　在北大，一批成就突出的年轻教授被推上了一级岗位。化学学院，A类一级岗位中青年占一半，A类二级岗位中青年占三分之一；数学学院，A类岗中青年均占40％。他们的收入因此涨了四五倍之多。

人才看“身价”

　　人才来自教育，来自教育经费的大量投入，犹如金字塔，巨大的塔基支撑着塔尖。那些优秀人才便是站在塔尖上的人。

　　在最高学府，便有这样一群年轻学者，无论收入还是成就，他们都站在了高校的塔尖上。面对社会聚焦，他们如何在时代的浪尖上穿行？如何看待自身的“身价”呢？

　　“一年多拿5万元岗位津贴，我很坦然。”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平静地说，“一级岗位不是荣誉，不是虚名，不是职称。是一种工作，一个岗位，一份责任。我相信自己能胜任。” 刘伟从8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研究中国经济界两大重要问题：产权制度和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演进问题，尤其是结构转换问题。著述颇丰，反响强烈。

　　早有各路朋友劝他，像你这样的人才，每月拿千把块钱，冤了。出来干吧。

　　刘伟摇头。他认为不同的人影响社会的方式不同。做任何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热情，是否觉得快乐。钱多钱少并无影响。

　　“在北大搞经济学研究，这种乐趣难以名状。”一谈起北大，刘伟便有些激动，“北大用她的传统、博大武装了我们。我们如何通过努力，去充实和壮大北大？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学者的责任。” 严纯华，北大化学系年津贴10万的“特聘教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

　　谈起钱，他有些见腆地笑着说“我知足了。”

　　但与那些德高望重的导师相比，他觉“有愧”，比比一起没日没夜搞研究的伙伴们，他感到“心虚”、“压力大”。

　　他曾向学校提意见：我不能一花独放。科学研究要靠集体智慧。那些和我一起搞研究的博士后、研究生们也要相应提高待遇。搞科研需要一支稳定的队伍，这才是我最看重的环境。

　　严纯华坦率地说：“年轻人谁不喜欢玩儿？谁不喜欢找轻省的事儿做？工作确实很苦很累。习惯了。”他觉得自己这代人很幸运，越来越多的政策向年轻学者倾斜。“这就需要我们用肩膀去扛。要是你的肩膀太软，顶不上去，不是自讨没趣就是被压死。”

　　与那些老一辈导师们不同，这群年轻学者已不再羞于谈“钱”。他们言辞率真、个性坦荡。

　　“你觉得年津贴10万元够你的‘身价’吗？”记者笑问清华大学35岁的“特聘教授”汪劲松。

　　他有些狡黠地乐了：“我也便宜了点儿吧？”突然他话锋一转，严肃起来，“要说提高教师待遇真正价值还在于它的象徵意义。为社会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取向。”

　　“要说讲理想，讲奉献，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问题。但不谈物质基础，也不现实。你不纵比，人家会横比啊。”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王光谦跟记者侃起了“钱”字经。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喜欢和那些洋同行们比“速度”：1990年博士毕业，他每月收入120元，相当于美国同行的五百分之一：1996年，月收入1000多元，相当于他们的五十分之一；现在，他的月收入万元，与十年前相比正好增加100倍，相当于美国同行的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王光谦说，谈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具体国情，离不开客观环境。讲待遇更应该讲速度比增。这样，自信心才会增强。

　　中国是一个底子薄的人口大国。穷国办大教育，注定是“吃不饱”，注定只能在低水平上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只能像体育赛事一样，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国家队”“突击队”去国际市场搏击。而那些千里迢迢回国的高科技人才，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搏击回来的青年英才，无疑将大大提升中国“国家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