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大上教育学原理课，课前老师播放了两部电影，一部是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的《修女也疯狂》（Sister Act），另一部是张艺谋的主旋律片《一个都不能少》。两部情节和风格都大相径庭的片子被故意放到一块儿，一群美国修女与一群中国贫困儿童，一个境况窘迫却乐观处世的女人与一个被临时拽来管理学生的13岁女孩，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恰恰是中西文化中的人们对于教育不同态度的写照。

《修女也疯狂》里有关教育的情节集中发生在女主角对于修女唱诗班的训练上，通过对于唱诗班演唱风格的改造，修道院的文化随之焕然一新，虽然经过好莱坞流水线的加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寻觅到许多美国人独特的教育观念。首先，美国人认为教育与生活密不可分，如同上个世纪这个民族的精神领袖杜威所言：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最好的教育是从生活中学习。生活是什么？对于普通人首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既然如此，杜威在学校里建工厂、办商店、盖教堂，让学生在学校里就能够体验到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美国人理解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广义的；其次，在“教育本质”问题上，美国人没有落入“生产力说”或者“上层建筑说”的理论陷阱，而是从个体自然发展的角度认为教育出于人自身的需求，是为了满足个体的不断成长的需要而产生的，教育者的作用只是引导和调节这些来自人性深处的需要。于是在《修女也疯狂》里我们可以看到，修女们的学习热情是自发的、快乐的，是人性的自然流露；第三，美国人在“选择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上显得相对比较宽容，不拒绝来自其它类型文化的感染，例如黑人灵歌式的合唱对于唱诗班传统唱法的冲击，结果以新式唱法的大获全胜告终。（这种放松的心态自9.11以后有所收敛，但由文化冲突引起的国际关系问题不属于教育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相对于散漫的美国人，我们中国人对教育的态度相当的正式，至少教育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传道、受业、解惑”，教育者一丝不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受教育者必恭必敬。于是教育的出发点不再是人发自的内心需求，而是出于培养精英、传承文化的社会需要。回想《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这样才小学毕业的半大孩子，为何能够不自量力，赴汤蹈火也要保证一句诺言得到兑现呢？除了个性因素之外，巨大的社会责任感使然也！

把教育规范化，以及将教育赋予一定的社会意义，本来不应该是什么坏事，其实只有正规化、社会化的教育才能开创灿烂的文明，可是过分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也在另一个方向带来了恶果：使教育与个体需要分离，使教育与人性产生隔阂，使教育的职能变的狭窄，使教育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不再是件快乐的事。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孟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部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看来在孔、孟的时代，不管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还是能够从教育中获得某种快乐体验的。可是当代中国，快乐似乎是与教育毫不相关的事情，学生感到课业负担重，教师觉得升学压力大，校长因为创收埋怨多，学校倍感社会责任重，学者迷恋理论厌恶教育现状，政府使出十八般武艺倡导“素质教育”却屡受挫折，最受煎熬的是那些家长，一边忍泪目睹自己的“花骨朵”遭受摧残而无能为力，一边又不得不为学校不收赞助费担心烦恼。

教育不快乐也就罢了，然而糟糕的还不仅如此。参与教育的社会各方，从教育专家到政府幕僚再到贩夫走卒，闲时常常感叹教育现状、议论教育制度，但在感叹以后都同时生出相似的无力感，似乎都身处急流无法自控，就把“又能怎么办呢”的自问挂在口头，然后任由孩子们继续在宿命的旋涡里翻滚。

于是，教育在当代中国居然变得有点悲情起来。

本来，为孩子创造最好的教育本来是社会各阶层共同的目标，现在的教育竟然让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不满意，而我们居然都束手无测、无能为力！？这不由又让人想起那个渺小但执著的魏敏芝，她没有学会享受无力感，也没有学会寻找托词，她只会对着镜头边哭边喊：“张慧科，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