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精英的英明领袖邓小平逝世7周年和诞辰100周年）

马克思提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并把这个作为社会矛盾缓和的最后依据，确实，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是与物质财富的紧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要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或者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加可供分配的资源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办法。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要在全部阶层中间达到这一境界就不那么容易了，除非能够有办法从外部大量汲取资源，成为欧美日那样的第一世界国家，通过垄断价格剥削全世界，非常不幸中国没有这一出路。那么运用“经济缓和政治紧张”的手段就只能在国内设法了，唯一可能运用的方式是集中有限资源优先满足精英阶层需要，从而促使精英阶层内部矛盾缓和，实现整合。搞政治当然要动用经济手段，最方便的就是动用财政资金，去实现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减少政治摩擦与纠葛。

邓小平主政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这一手段的运用，首先他执行的是“以时间换空间”策略，这一政策的受益人是农民和工人。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粮食涨价的资金是30多亿元，执行的结果是130多亿，这一年用于对越战争的费用 70多亿，结果出现170亿元的财政赤字，用完了历年财政结余80亿元，还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亿元。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印象：毛泽东时代远远不如邓小平执政实惠。这只是一个序曲，正剧是如何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与纠葛，把精英阶层整合起来。

在精英阶层内部，特别是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为了缓和矛盾与分歧，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平反之外，还伴随大量的经济补偿政策。除了补发工资、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之外，还给退出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给予高额补偿，例如建设高规格的干休所和疗养院，分配给第一线退出的老同志，既然没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待遇，那显然在职的干部也要体现相应的优势，结果带来一股全国性的大建“楼堂馆所”和政府高消费的风潮，最后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在各地都成立一个“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办公室”，希望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特定的政治目标，当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小平的意愿，这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效果是明显的，那些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至少是相对平稳的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这是“软”的比较好捏。还有比较“硬”的人，难以彻底边缘化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去。这样大概还没有解决问题，在投票上获得小平同志推进改革所需要的多数，因此就采取非常手段，在“知识化、年轻化、正规化”的名义下大批提拔知识精英进政府部门，这样就带来了 1980年代政府机构的急剧膨胀，党政官员数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间，知识精英群体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与官僚精英群体的合作程度在上升。

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操作，其后果是十分明显的，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原来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是要上缴高额税收，所得税比例是55％，盈利企业要上交利润，而国家财政也把扶持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支出重点，每年财政支出中间一半以上是返还给企业，帮助进行技术挖潜改造，流动资金拨付等等。那个时候，财政实际上相当于全国企业的总会计，银行相当于是总出纳，国家体制设计上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经济上是出于统筹安排需要。由于邓小平接掌权力之后财政出现连年赤字，官僚精英群体在邓小平的带来下对财政资金的需要急剧上升，结果在有限的财力中间无法继续扶持企业了，这样官僚精英群体吃完了财政，就转而要企业去找银行，这其实才是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的真实背景。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给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企业的定性是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实际上等于说“你们企业上交的钱，小平和他的同志们为了政治需要必须用，你们企业不要再来找财政了，都回头找银行去吧。”这个决定实际上不过是肯定了邓小平上台之后，财政资金从此与企业无关的事实而已。至于企业是否能够再银行以合适的条件获取足够的资金，或者银行是否能够再一夜之间具备西方银行那样的贷款监管条件，那已经是没有办法考虑了，反正财政是已经没有钱了。这样的重大变化过程，实际上没有给相应的金融主体任何试验和改进管理与制度的时间，更不要奢谈什么事先的经济改革设计了。

然而从前的高税率和把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资源，通过财政集中的方式并没有同时改变，这样中央财政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继续当做提款机使用。换言之，是邓小平时代因为政治需要，挪用了财政中间用于帮助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财力（在原来的财税制度里面，这一部分财力是国家统筹安排，并集中在财政里面），结果是不恰当和过分地提取了企业财力，使得国有企业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当时的企业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捆住老虎放开猴”，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眼睁睁地看着毫无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积累的所谓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起来，逐步蚕食掉自己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从市场上能够得到的资源份额逐步在减少之中，最后一些国有企业或者行业，就慢慢地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份额了，普遍地陷入困顿。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还因为国家在高积累时代普遍对国企实行的高税收政策，同时把从前高积累条件下累积下来老工人养老负担，在不做补偿和返还的情况下强制地转嫁给国企。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在1995年，如果考虑到税负方面的差别(全部工业企业按照产值的平均盈利指数为100)，国企按产值的盈利指数是175.27，乡镇企业是85.06，三资企业是64.61，此外国有企业还支付了604亿元的退休工资，结果造成国企在“净产值率”大大高于私企的情况下，却无法保留足以维持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份额，陷入普遍困境。

所谓国企衰退是管理体制不行，监督机制无效，都无法在经济现实中间得到确证。根据笔者自己的工作经历刚刚好是与实际情况相反，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最有管理经验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还是在国企之中，而且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大部分富集在国企里。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所谓的新兴产业里如光缆制造行业里，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废品率往往要高出国企数倍，在老行业里面的差距就更大了。1980年代兴起非常猖獗的走私行为，以及大量的引进技术和产品进入市场，使得 1980年代产品的生命周期空前缩短，例如电视机和手表的市场主流产品在1980年代就迅速完成了换代，国有企业原来的产品迅速过时，这也进一步缩小了国企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通过市场获取足够生存资源的可能，在企业先失去扩大再生产财力的情况下，企业市场份额的丧失使得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日益困难，国有企业衰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原来在毛泽东时代是具有非常严密的财经纪律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和处理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即使要制造国有资产流失，其成效也必定非常有限。现在在企业已经明显失去明天的前提下，改革过程是以强化所谓的分权模式进行，甚至实施的是“以包代管”的改革措施（所谓的“包公进城，一包就灵”），结果在企业领导人的行为普遍陷入短期化的情况下，又通过改革进程疏通营私自肥的渠道，管理阶层就有能力和空间通过损害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企业领导人的自肥行为，当然要导致国企内部人心涣散，结果对工人的管理措施也往往在实际上陷入无效。国有企业没有明天的态势极为明显，也因为在这样的改革政策环境，结果引发了国企领导阶层普遍的行为短期化狂潮，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