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祸国联姻

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有明显“富人倾向”的重大决策严重失误。比如：臭名昭著的“以教育产业拉动需求”，遭遇“非典”迎头闷棍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引起越来越多社会冲突的国企“靓女先卖”和贱卖，为刺激（房地产等）“泡沫”而一再滥发货币的金融政策，等等。

某些无赖兼无聊文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之归因于缺乏决策“民主化”，其实无聊文人们若是少些无赖，就都应该透心明白：这些倒霉的决策失误，恰恰不是来自官员主观臆断，而几乎都是由这样那样的“处庙堂之高”的学术权威所兜售。

不过，倒是有一点可以与“民主化不足”搭上界：这些“学术权威”们，不仅正因其身居要位而被腐蚀，正在或已经堕落为垄断改革“思想产品”的学阀——此亦为其兜售可以得逞之原因，而更要重者，是权威们与大大小小、或私或公的企业主——或曰“财阀”们——沆瀣一气，掌控着改革政策的舆论和观念导向，逐步把改革变成了富豪阶层一家之私，所以，他们已经不具备“民主代言人”的资格，其对决策产生的作用，当然也就绝非“民主”而是“财主”了。

此即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之一大政治典故——“财阀—学阀”联姻，它肯定是将来历史上要大书特书的绝妙一笔。凯迪网络最近给出的一个名单（见《附录》），可以说是“学阀—财阀”联姻的一个标本，这对于人们对“学阀们”的为何会道貌岸然却又无聊无耻的释疑解惑，一定是颇有助益的。

“学阀—财阀”之联姻，使“智囊”们不仅直接影响“庙堂”之算，亦可深得“江湖”（此“江湖”非范仲公之意指人民的“江湖”也）之金，真可谓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垫底”了大把钱财（据说有的学阀已是亿万富翁——待考）的“智囊”，个个财大气粗，便大可以不顾国家安危，即便天下大乱，他们亦可以继续去当“中国的勒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中国的兰德公司”顾问，等等。一不留神，其中的某公或许还可以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为西方国家减少一个“中国威胁”而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如果说，某些学术权威在改革初期还起积极作用，那么，在他们与财阀联姻正式变为学阀后，便丧失了这种功能。在S省，其社科院的全国知名权威L某，对改革初期的国企改革曾出过一些好主意。而在自上世纪90年代起，当此公学阀地位底定，在财阀那里兼职甚多后，就极力推动起国企的“贱卖”、“零出售”来。带着一帮子徒子徒孙，四处鼓吹县属企业“一卖了之”，其论点甚至广被解释为“宁可错流失一亿，不可不流动一元”，结果，倒是基本摧毁了S省的县属国有经济，但也同时摧毁了这个省的县属工业生产力：从1996年到2002年，S省县属二产比重从80%下降到60%，成为S省工业化衰退的一大暗点。如果美国政府要设立一个按1%提成的“（灭）亡国（有经济）奖”的话，那么，建议首发L某及其徒子徒孙折合美元约4000万奖金，以奖励他们帮助摧毁了S省年约360亿元增加值的国有经济。

足见这种“联姻”已经祸及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基本安全，它把权力、舆论、政策、财富结合为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平均财富还很低的国家，日益制造着一种巨大危险——为了满足少数财产掠夺狂，去摧毁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制造出新的庞大无产者队伍。其登峰造极者，便是去年以来在一些学阀支持下提出的、对腐败产生了强大激励机制的所谓“赦免原罪”。在恶贯满盈的程维高长期掌权的河北，已经手痒难耐地开始了实施。——或许是程氏集团制造的原罪太多太恶，已经到了不赦不行的地步了？？！！

二、联姻形成

“学阀—财阀”联姻，外国早已有之，接轨而已，但像目前中国这样联系之密切、危害之大，实有点胜于蓝了。细而究之，这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1、财阀收购

从统制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须使资源从国家垄断转换为私营经济控制，这本来就是一个利益有得有失、有喜有愁的再分配过程，所以，为了使既得利益者不受损失，除了动用合法合情合理的政策资源外，“新得利益者”就还必须靠不合法不合情但可能是合理的“关系”、“权力”、“情感”等“政治资源”的辅助。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不要忘记了：这样一场改革恰恰发生在“文革”之后，而“文革”之一大建树，就是在理论上、舆论上、乃至观念上，将公有制绝对化、神圣化，将劳动者（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永久至尊化，这就使得鼓励资本家成长一开始就属于一种会四面树敌的离经叛道。只要回忆一下张春桥那篇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就不难理解之。所以，靠理论、舆论、观念等等所谓意识形态的东西，去败故成新，以微杜渐，以改革的意识形态打倒“文革”的意识形态，就成了绝对必要的了。于是，意识形态本身，也就成了新生资本家们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进而，这种资源的载体——学者，自然也就是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本”了。在唯价是准的财阀们眼里，越是权威的学者，含金量就越高。因循这一历史逻辑，从90年代中期起（根据笔者的观察了解大体上是那个时期），中国轰轰烈烈地、但又是鬼鬼祟祟地开辟了一个收购学术权威的市场。言其“轰轰烈烈”，是因为为权威们都找到了卖身处，及至各种为演艺明星的包装、策划之类的“行头”，也都用到了权威们身上；言其“鬼鬼祟祟”，是因为这中间的成交价（也叫“出场费”）到底是多少，是除了自己外，断无人真知其底里的。

2、权威卖身

在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那段众所周知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从事社会科学（注意不是自然科学！）的学者，要想以完全维护高尚人格为前提存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目前这批学术权威，绝大多数是久历“运动”战阵的“适者”，是保身有术、表演得法的“运动”幸存者。这种人往往要信仰失缺，言不由衷，投机取巧。从精神学上讲，其中许多都属于那种“人格分裂”的人，有一种欲望长期被压抑的感受。而改革开放给了他们释放的大好机会，使他们的欲望似火山爆发一样地膨胀了——于是造就了中国学术界“恶补名利损失的一代”。其人之占有欲特别强烈：想永远地占有权威地位，占有学术高峰，许多人七老八十还栈恋官位不舍，实在不行，就从实职（这“长”那“长”）转到虚职（人大政协），形成了与下岗职工的“4050现象”对照鲜明的“7080不言下岗”现象；更想极大地占有财货，以防止权力丧失（最后总是要丧失的）后的显赫失落，甚至对前卫的“找回青春”都有一种“最后的饥渴”（比如一些人年逾古稀了还“养蜜”）。这种“学阀情怀”，正中财阀们之下怀，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权威收购市场”的卖方。

3、“文革”培养

稍年轻者不熟悉的是，“卖方”中还有一批“政客型”学者，来自“文革”培养。人们不会忘记，“文革”本身是一个长达10年的“总运动”，在不同时期它又分为了若干个“分运动”阶段：开始是“立四新、破四旧”的“老红卫兵运动”；之后又开始了“打倒一切”、并顺便扫荡了老红卫兵（“保皇派”）的“全面夺权运动”；但这一“扫荡”又为“二月逆流”所颠覆反动，之后便又要去粉碎“逆流”；再后来，又是没完没了的王关戚、杨余傅、批陈批林又批孔……。这种走马灯似的反反复复，逼良为娼地迫使一些人没完没了地去“站队”，其中最扭曲者，就是一些在“拿起笔做刀枪”号召下“成长”起来的文革“笔杆子”，“善于站队”把他们培养成了一批投机取巧、八面玲珑、翻云覆雨、长袖善舞、巧舌如簧、肆应周到的无赖无聊无耻文人，当时就被普遍称之为“政治娼妓”。而在“文革”结束时，这些人中一些人又以其机巧善谋，摇身一变为“改革派”的“笔杆子”了。这种文革机器制造出来的“笔杆子”，除了人格扭曲外，还养成了一种难以自己的“投靠意识”，没有投靠他们就没有灵魂家园，没有投靠他们就无法生存，所以，到了一个商业社会之中，他们就再次不能自己地投靠了财阀。上面提到的S省的那位“权威”，就是当年造反派中“极左派”（当时造反派亦有“左右”之分）小报《XX风雷》的“大笔杆子”，故而其人今天连语言都不乏“高举市场经济改革的旗帜”之“文革旋律”，做点骗骗小青年的煽情可以，而令“文革”经历者实在做呕掩鼻，此公之贪财好色，在S省中也是出了名的。

4、不良传统

中国人文科学长期有“权威崇拜”的不良传统，形成了一种“捧权威文化”：为官者捧权威，是要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为民者捧权威，或是出于无知的思想依赖，或是怕被看成愚昧；为学生者捧权威，是要“生以师贵”。似乎不弄些权威出来，自己将来便成不了“权子威孙”。不过，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倒是缺了商人捧权威这一课。于是，好不容易到了连官员们都要“亲商”的时代，为商者便也附庸风雅来追捧学术权威了。当然，除了是一种收购的需要——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外，展示一下自己的的“儒商风采”，避免“原罪”类属之嫌，也是一大时尚。

三、粉碎联姻

众所周知，魏玛共和国孱弱的民主之所以会演变为希特勒民选上台的基础，就是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须注意者：“中产阶级”，其实首先是一个“多数”概念，而目前中国学阀们特指的“中产阶级”则非此也，其实是指新生资本家阶级——这部分人显然只占少数。于今而言，社会分化，阶级冲突，意愿对立，使得决策民主化极其困难，所以，实现舆论影响的“中产化”而非“资产化”（！），已是当今政治改革首要、迫切的除弊之举。这是扭转决策“富人倾向”之必须，而决策“富人倾向”实在是太危险太危险了。

第一，对学阀进行“市场化改革”。即是把已经在财阀那里兼职的学术权威的公职全部解除，使其成为“市场主体”。这倒不是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按照学阀们的设计，教育尚可以市场化，“权威”就更没有什么市场不了的了吧？——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政策设计：首先是，这样做其实自然会灭了学阀，也就是灭了“权威市场”，因为财阀们购买的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依依附着权力的资源，一旦权威们被解除了权力依附关系，就是无权有威的纸老虎，财阀们也就不会再花钱去购买。另一方面，这批学阀已经养肥，不必愁其生计。

第二，政府要培养“国家学者”。听到一种说法：目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只有胡XX还未被金钱腐蚀，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家”中的“学阀—财阀”联姻者比重过大，所以也就难怪会那么多的“富人倾向”决策了。据此，建议国家专门培养一批真正能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学者”，要求他们公正、平均、经常地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真正了解社情、民情而非“富情”、“官情”，以使决策能有真正代表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这类“国家学者”决不能与财阀联姻，真正是依附与国家或者说为公共利益代言者。这批人还应是不贪财好货的学者。——中国官场知识分子历史上曾有过“文官爱钱不怕死”的污点，今天可以说是一种“再堕落”，该在重新做人了。

第三，建立各类决策咨询机构“学者篮”。人大、政协都要大量减少来自财阀集团的学者比例，增加国家乃至“平民学者”比例，形成一个多层结构的“学者篮”，保证其在决策议事机构中代表性。财阀依附者绝不能超过机构学者中的1/5。

第四，建立对学者的监督体系。被请去为中央领导出主意、写文件、上大课的学者，今后断不能是“学阀—财阀集团”中的人。要建立起社会监督体系，随时揭露“学术权威腐败”。目前惩罚学术腐败，倒是抓了“物质”领域的几个工程院士，现在，该治一治“精神”领域的社会科学中的“学阀—财阀联姻”腐败了。

2004年2月22日

经济学家任职企业曾或现任职务职务年薪(万元)备注

　　钟朋荣:

三九集团顾问为大庆、三九集团等70多家，茅台酒厂顾问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和体改方案
中房银川独立董事兼20多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

　　浙江电信独立董事
　　裕兴电脑独立董事
　　诚成文化(600681)独立董事
　　长运股份(600369)独立董事4 
　　华立控股(000607)独立董事6 
　　国泰基金独立董事
　　
董辅芿：
ST猴王独立董事5 
　　成都正光科技独立董事
　　国光瓷业(600286)独立董事1.88 
　　长江证券独立董事
　　泰康人寿独立董事
　　现代资产投资顾问名誉顾问

　　吴敬琏:
神州数码独立董事
　　中国联通独立董事
　　中石油独立董事
　　中水渔业(000798)独立董事5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TCL集团首席顾问
　　永安信专家顾问

　　萧灼基:
大唐电信(600198)独立董事
　　中集集团(000039)独立董事
　　清华紫光独立董事6 
　　嘉实基金独立董事
　　华安基金独立董事
　　现代资产投资顾问首席顾问
　　成都正光科技总顾问
　　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
　　天津泰达生物医学非执行董事

　　魏杰:
华纺股份(600448)独立董事8兼15家企业经济顾问
　　新疆屯河(600737)独立董事3 
　　三九医药(000999)独立董事20 
　　澳柯玛(600336)独立董事3.6 
　　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
　　
张维迎:
国旅联合(600358)独立董事
　　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独立董事

　　吴晓求:
凤凰光学(600071)独立董事1.5 
　　华立控股(000607)独立董事6
　　用友软件(600588)独立董事6 
　　广汇股份(600256)独立董事8 

　　张曙光:
烟台华联发展集团独立董事2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湘财证券独立董事并是湘财证券的首席经济顾问
　　
高尚全:
宝钢股份(600019)独立董事20不包括差旅费
　　宁波海运(600798)独立董事8 

　　刘纪鹏:
万向钱潮(000559)独立董事

　　盛洪:
三联商社(600898)独立董事12以上基本津贴月6000元、会议津贴每次3000-10000元、风险津
贴月4000元

　　周道志:
南玻科控(00012)独立董事5 

　　曹远征:
华侨城(000069)独立董事8 

　　王钰:
三九医药独立董事20

2004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