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的大名，我早在88年就知道。当时的北大民主沙龙很红火。虽然我没有参加过，但是也经常听说。后来在胡耀邦逝世以后，北大的各种纪念活动里，慢慢也知道了王丹的领导地位。后来见到王丹，是在北大三角地学自联的成立聚会上。当时天都黑了，三角地聚集了很多人。不知道是预先准备好的，还是现场即兴发言，有的同学就会站到人群中央的凳子上发表演讲。好像王丹也讲了，但是他说了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还有熊焱，说话比较逗，说话风格按毛主席的话来说叫开中药铺。一二三四，然后甲乙丙丁。说话有点结巴，还有点公鸭嗓。不过也许是当时太激动，也喊多了。再后来就是一帮人稀里糊涂地宣布要取代北大学生会，动员能说得能写的等等人都加入到新的组织中去。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政权还没有到手，大家就急着卡位给自己封官。这些声称要在中国要搞民主的人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都和共产党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大部分人都不觉得这些人能成什么事。奇怪的是共产党怎么那么紧张。即使当初把他们所说的话公开将给老百姓，也不见得能获得多少支持。但是共产党的镇压使得民运获得了道义支持。后来民运转向，把民主口号放在了惩治腐败官倒后面才获得了市民阶层的共鸣。所以我始终觉得这只是民运在利用人民，并不是真正关心腐败问题。提出的口号和阿扁拉选票本质上是一样的。到了四月底，学生和市民本来都没什么兴趣了，这时候李鹏跳出来“肆无忌谈地”搓火，大家又闹俩礼拜，又没多大劲头了。本来好多学生都回去上课了，这时候王丹等人跳出来组织了一个绝食团。但是后来好像民运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真正绝食。如果没有这样一件事情，六四开枪也许就不会有。所以我到现在也不能原谅这些绝食的组织者。尤其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人自己都拿着钱逃跑了。其实这和阿扁要胎毒公投有什么区别？赌的都是别人的命。我还给同寝室的哥们送过好烟酸奶什么的。当时的北京市民非常令人感动。学生指挥交通井井有条。我们出去募捐什么的大家真的是非常慷慨。我差不多每隔一天去一次广场。不断有谣言说要清场。我还和同学到清河去拦过军车，在广场上和同学手拉手执勤。当时一点都没感觉到曾经和死神那么近，几乎是面对面了。

再后来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民运在海外的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反正更加验证了我当年的一些感觉。今年春天，在哈佛附近的一家小的中餐馆和朋友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公鸭嗓在高谈阔论联邦制。那种语调和声音似曾相识。回头看去，那个小胖子不正是王丹吗？这么多年还对政治这么有兴趣，真得让我佩服。王丹也可以算是我的老校友了，今天在万里之外碰上不容易。我没有一点都没有想过去和他打招呼。道不同不相与某，那天的偶遇也只能是偶遇了。

六四转眼已近过去快十五年了。我们现在也都是中年人了，比那时成熟稳重了很多。看到网上还经常很激进地评论六四，要么说共产党是屠夫，要么说民运是坏蛋，经常会给我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竟然在人们心里这么模糊了。六四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共产党一定会为此付出更大代价的。但是也决不会是简单的平反，让共产党下台，让民运上台那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中国的民主富强，不能靠共产党，更不能靠民运这些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这个结究竟是不是死结？是不是一定要破坏性地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远比六四的时候严重复杂得多。我看不到任何能够解开的方法，只能在心里为中国祈祷。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